博施而济众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和他的平教会同仁

1923年8月26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北京成立,晏阳初被聘为总干事(后改为干事长),他亲自动员国内大学著名教授、社会名流、海外留学生加入。晏阳初认为“平民”代表了人格平等、教育机会平等,“平民教育”是“全民的”教育、“超然的”教育。他力倡“除文盲,作新民”,通过“四大教育”把平民造就成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健全的国民。晏阳初平民教育事业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伊始,就在全国各城镇积极开展面向市民、妇女、士兵的识字教育活动。1929年创建定县实验区,以县为单位的社会实验室,进行了彻底、集中的乡村平民教育的研究和实验,试图为整个中国乡村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探索出可资借鉴的经验、方案。全面抗战时期,平民教育转移到华中、华西地区,创建新的实验区。诚然,平民教育实验本身存在一些问题,传说中的圣人“尧舜其犹病诸”,现实中的平民教育何其难也!

晏阳初与平教会的平民识字运动

晏阳初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1918年服务华工,着手推行扫盲识字教育开始,便与平民识字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将从教华工识字摸索到的基本经验,应用到中国20世纪20年代后的平民识字运动中,又利用平教会总干事的身份,对平民识字工具和方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探索,开发了《平民千字课》、汉字注音、简笔字、平民字词典、平民读物、导生传习制等工具和方法,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为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推行扫盲识字教育积累了经验。

平教会创办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的历史意义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抗战时期创办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是以晏阳初为首的乡村建设实践者对中国新式学校教育发展进行深入反思的实践产物。在教育模式上,反对一味模仿抄袭,主张立足国情,扎根中国大地办适合中国的教育;在教育价值取向上,反对乡村教育内容的城市取向,主张立足乡村,扎根乡村,办服务乡村的教育;在学科话语上,反对贩卖理论坐而空谈,主张扎根实践,构建中国教育话语,贡献中国智慧。这对理性看待新式教育和思考乡村教育应走的发展道路具有深刻的意义。

“三进两联一交友”活动对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及实践研究

“三进两联一交友”活动是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疆方略的生动实践,是创新民族团结教育、促进各族师生交往交流交融的有力抓手,是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实现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社会育人的有效途径。文章以研究“三进两联一交友”活动对促进铸牢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为目的,探索加强各族师生交往交流交融的有效途径,力求不断提升思政工作的针对性和亲和力,使青年学生深切感受到党和祖国大家庭的关怀和温暖,促进各族师生广泛交往、深度交流、全面交融。

重评1930年代的中国左翼电影运动

左翼电影运动从1931年1月"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发表的《最近行动纲领》始,至1937年12月日本军队侵占上海被迫终止。对这一论题作重新评述,我们需要介绍当时电影公司的发展状况,详细梳理左翼电影运动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区分之前电影史家极易混淆的影评人小组和电影小组两个完全不同的组织,并重新评价这两个小组的作用,其中夏衍在当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与此同时,在这一研究工作中,我们还需兼顾当时的电影批评,特别是有关"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以及围绕"国防电影"所展开的争论,都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1930年代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等重要事件。

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变迁的制度分析

近代乡村社会改变的关键是民众认同并逐渐掌握新的现代性经济、政治和文化技能,而诸技能的全面导入、传播对于各种单设机关而言是力所不及的,需要设置综合性组织机构来承担。民众教育馆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借助行政力量掀起的民众教育运动综合机关,对当时乡村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和乡村基层政治、农业生产的近代化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作为强制性制度安排的产物,它更多考虑的是政府偏好和政党意愿,存在的制度缺陷和弊端妨碍了其最大绩效的发挥,最终导致整个民众教育运动走向失败。

20世纪上半叶英国成人教育的演变:从工人阶级教育到大众成人教育

从20世纪初到1956年,英国成人教育领域的发展和演变呈现出各种思想观念、组织机构和不同力量之间的斗争,而这种斗争主要集中在劳动学院、工人教育协会和大学三者之间。劳动学院主导了早期的独立工人阶级教育,但它在二战后蜕变为工会领导层的培训手段;工人教育协会主导的自由成人教育受到了大学成人教育的挑战,逐渐由工人阶级教育转变为大众成人教育,并融入其潮流;大学主导的普通高等成人教育不断与工人教育协会竞争并完成体系化进程,最终开始兴盛。这三股力量之间的斗争勾勒出了20世纪上半叶英国成人教育发展的重要线索,并对后来在英国兴起的"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英国成人教育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工人阶级教育逐渐衰落,大众成人教育逐渐兴起的历史。

澳门中华教育会及其20世纪40年代的文教活动

澳门中华教育会创立于1920年,历史悠久,建树良多。20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中华教育会积极联合澳门的侨团,策动救国工作。在极艰难的情况下,中华教育会先贤仍然义不容辞地推行国语运动,筹办民众学校及侨立图书馆,推动澳门的师范教育。中华教育会在澳门教育发展中做出了特殊贡献。

中国乡村建设思潮的个案解析:论“定县主义”

“定县主义”,是对定县平民教育实验理论的高度概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思潮中颇具影响。其主要内容是:提倡“平民主义”,以民众为本位;以和平的乡村建设担负“民族再造使命”;以“四大教育”、“三大方式”解决农民“愚”、“穷”、“弱”、“私”四大病症;将“定县实验”模式推广全国。

留东清真教育会“革命团体”说质疑

近年来学界有人提出,留东清真教育会是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而创立的一个革命团体,这一看法值得商榷。留东清真教育会成立的直接原因,是江苏镇江回族教育家童琮发起成立东亚清真教育总会的影响。白寿彝先生所说的"民族革命",与同盟会纲领中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革命并非同义。留东清真教育会之宗旨为"联络同教情谊、提倡教育普及、宗教改良"。留东清真教育会会员们提出的诸多思想认识,在百余年后的今天仍然给人以诸多启示。留东清真教育会在中国回族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留东清真教育会非革命团体,与同盟会并无直接的联系。

抗战时期湖南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平教会为中心

抗战时期平教会在湖南开展了创办衡山实验县、乡村师范学校、农民抗战教育和训练地方行政干部等一系列乡村建设活动,乡村建设运动在促进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政治的改良的同时,也使平教会操持的超然于政治之外的独立理念与抗战中逐渐被纳入国民党政治运作轨道中的实践产生了某种紧张,这使平教会的乡村建设陷入两难的境地。

国家、社团与个人视野下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及其嬗变——以平教会为中心的考察

各种新兴社团是近代以来民族国家构建中有别于传统社会的重要因素,在这些社团的活动过程中,国家力量为实现其政治意志而通过各种手段参与其中。平教会作为民国乡村建设的主要力量之一,其工作过程也是其与政治力量合作加强的过程。在这种合作的框架下,平教会不仅将乡村建设区域从华北扩展到华西,同时也将乡村建设工作从改造农民、农村扩大到改造整个中国,并最终形成其特有的乡村建设模式。对平教会及其活动的具体考察,是探讨近代以来"国家—社团"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一个具体实例。

抗战后的平民教育运动——以平教会华西实验区为中心

抗战胜利后成立的华西实验区是平教会历史上最后的和最大的乡村建设实验区,通过对该实验区平民教育的考察,可以发现虽然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定县实验时期的教材、思想、形式,但在一些方面却又有很多的发展和变化。同时,鉴于华西实验区建立时的政治因素,其工作虽然仍分为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两大方面,但此时以经济为重心的建设活动受重视程度已明显超过了平民教育活动。

除文盲、作新民:平教会文艺教育构想与实践

1926-1936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以定县为“华北实验区”,以“除文盲、作新民”为总目标,以文艺教育为各类教育之首,推行了为期十年的平民教育实验。一则以文艺作为介绍传播知识的工具,二则研究并创造为大多数民众所需要的平民文艺,力图创制一个可供全国效仿的新民教育方案。平教会文艺教育实验取得显著成效,一是践行了接受美学,找到了农民文艺教育的“不二法门”;二是注入了现代性生机,农民精神面貌为之一新;三是接续了“五四”传统,文艺大众化从口号走向现实。平教会文艺教育实验是一件史无前例的创举,其兼顾“农民需要”和“农民能接受”的文艺教育原则,至今仍有深度介入乡村振兴历史的可能。平教会文艺教育实验的局限在于回避了政治,它本质上是改良的而非革新的,它的教育目标和农民接受文艺的预期目标发生了错位。

新诗革命及白话诗生成的五大非诗原因

19世纪末20年纪初,历史久远的汉诗确实需要采用白话和自由诗体,来打破有些僵化的文言在语言上和韵律齐整的定型诗体格律诗在诗体上的垄断。但是这些文体变革的内因并不会导致极端的新诗革命。社会变革这一外因极大地催生了新诗革命及白话诗,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取消、留学运动的兴起、传教活动的普及、报业的大发展和平民教育的流行这些非诗事件,极大地改变汉语诗歌此间的功能。汉诗功能的巨变带来了汉诗文体的大革命。因此白话新诗既是汉诗文体自身进化的结果,更是特殊时代的政治文化变革的产物。

近代教育期刊主编与近代教育的发展——以《中华教育界》主编陈启天为例

《中华教育界》作为近代中国教育期刊中刊行时间长、影响较大的刊物之一,它不论是在西方各种教育理论、教育制度、教育方法、教育内容的引入,还是在教育实验、教育思潮的推进上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过积极影响。1924年7月至1926年11月间,陈启天担任《中华教育界》主编,以"教育改造国家"为其办刊宗旨,借助师友的援引、同学的相互砥砺、同道的呼应、同乡与同事的鼎力支持,集结了一大批提倡教育救国的教育界人士。他们在陈启天的引领下,思想之间形成了相互交融之势,使得《中华教育界》成为宣传国家主义教育的理论阵地。

20世纪30年代平教会在定县的经济合作实验

1933-1936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开展了一场经济合作运动。当时,定县农村经济破产已十分严重,而全国合作运动方兴未艾。在此情况下,平教会实施"县单位经济合作制度"的研究实验,在定县重要村庄都设立了合作社,以信用为主,兼营购买、生产和运销,对于活跃经济和改善农民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

近代中国教育团体与收回教育权运动

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等三大教育团体在1924年至1927年中国教育界以反对教会教育、收回反国教会学校为主要内容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对促进当时中国政府制定有关收回外国教会学校的政策直接产生了推动作用。

外来主体与近代乡土社会——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新都实验”为例

1937年4月,四川省政府与晏阳初主办的平教会合作的新都实验县成立,以县政改革和乡村建设为两大目标,县府人员随之改为以平教会和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生为主;然而不到两年即爆发的"新都事件"致实验县名存实亡。通过考察新都实验过程及制度构建、财政开支以及农民负担等情况,从交易成本与制度成本(1)的理论视角能够解读"新都事变"的深层原因。这或许是一个悖论:企图进入乡土社会的外来主体越是推进现代治理,则与分散小农之间的交易成本越高;组织机构庞大、改制成本推高,财政亏损代价则进一步转嫁给民众,导致地方势力藉此反抗酿成群体性事件。最终,实验失败后的两任县长惟交好袍界甚至加入袍哥组织,回归到依靠非正规但低成本的社会组织治理乡土社会的老路。

多维张力下的融合与碰撞——从新都实验解读民国乡村建设运动

1937年成立的新都实验县是平教会与四川省政府合作的产物,该实验县背负着“革新县政机构,促进地方建设”的使命,但在运作过程中四川政局的变化、派系的斗争以及地方势力对既得利益的维护等因素的交替作用,使得实验县最终在新都围城事件后被撤销。从新都实验县成立与撤销的原因来看,新都实验整个过程都处于多种因素交织的网络之中。通过检视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乡村建设的代表性实验区,可以发现新都实验中所反映出来的多维因素是普遍存在的,即民国乡村建设实践大多都处于多种因素的融合与碰撞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