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ed on Andre Lefevere＇s ＂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 on translation＂

In Andre Lefevere＇s ＂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 on translation＂, he has compared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tradition with the tradition of the Western translation. Historically and culturally, he views the similarities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traditions, which has shed much light on extending the horizo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However, some of his points put forward in the article need a further consideration. The author has a few doubts about the essay and offers her own different opinions.

湖南敦煌学研究四十年述略

湖南敦煌学研究起步较早,研究领域以语言文字研究见长,敦煌文献整理、汉文佛典研究成果丰硕,具备鲜明的特色;学缘结构多元化,研究团队以湖南师范大学为核心,薪火相传,有完备的人才体系;在敦煌历史学、中外交流史方面存在研究人员不足、研究成果薄弱的问题。

中古汉语副词“转”语法化连续性环境研究

文章以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译佛经为主要语料,从语法化环境具有连续性的理论出发,讨论了中古汉语时期“转”的各种副词用法演变的语法化环境。这一时期“转”有程度副词、情状副词和语气副词三种用法,它们都是由“变化”义的动词“转”语法化而来,新的语法功能经桥梁环境、在转换环境中最终形成,而“转换环境”是可以采用一定的形式标准将其识别出来的。文章最后还讨论了基本见于佛经的“转复”“转便”“转更”的副词用法,指出它们源于不熟悉汉语的译经僧人(二语习得者)的学习偏误。

再释“在所”

汉译佛经中,经常见到“在所V”和“在所N”两种结构。“在所V”应分析为“在/所V”,可理解为“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在”表“任凭”,是“自在”的省缩;“在所N”应分析为“在所/N”,可理解为“任何N”,N一般为表方所的名词。“在所”的成词是在“在所V处”这一结构中完成的:汉语的“在所V处”原本是介词“在”与方所宾语组合,因常用来翻译梵语表方所的关系小句,获得了任指义,由于“所”字功能的变化,加之四字格和双音化影响,“在/所V处”发生了重新分析,成为“在所/V处”,“在所”就成为一个主要修饰方所成分、表任指的词。“在在”则是对原典语言仿译,“在”也是来自表方所的“在”。

汉文佛典词语札考

汉文佛典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语料,时贤已经在词语考释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仍有一部分词语之义尚有商榷的余地,或未被考释。今运用审辨字形、异文比勘、系联其他汉文佛典中的相关字词等方法,择取12例加以考辨,或对旧说提出不同意见,或挖掘新词新义,或为大型辞书编纂提供参考。

历史观与汉语史研究方法的有机统一——《南北朝译经疑问句研究》评介

20世纪40年代至今的近百年间,学界在汉译佛经对汉语发展的影响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佛经作为汉语史口语语料库得到了广泛的关注。进入新世纪,汉译佛经的语言价值被深入发掘,诸多成果为研究打开了新视野。黄娜、石彦霞博士出于对译经研究的共同志趣,撰就了《南北朝译经疑问句研究》。此书整合了历史观念与汉语史研究方法,多角度剖析了疑问句,描写了外来成分、文言、白话以及不规范成分,得出了可信的结论。

印度汉译佛经对中国禅宗经典《坛经》“譬喻”的影响

印度佛经中有大量的“譬喻”,这是印度佛教为方便教人而常用的讲经说法手段,汉译佛经保留了这些“譬喻”,并对中国禅宗经典《坛经》中的“譬喻”产生了重要影响。《坛经》是佛教中国化的代表性经典,同时也是唯一一部被称为“经”的本土禅宗典籍,《坛经》或继承或借用了这些印度佛经中的譬喻,但同时又有一些创造性的发挥和改造,从而形成了《坛经》譬喻的鲜明特色。

优填王与莲花公主姻缘探微

梵语戏剧家跋娑是梵语文学史上重要的诗人和剧作家,有13部梵剧作品传世,其中2部是取材自印度古代著名君王优填王的传说。跋娑的《惊梦记》是现存最早的讲述优填王与摩揭陀国莲花公主姻缘的梵语戏剧。本文从《惊梦记》入手,将之与梵语戏剧《苦行犊子王》、梵语故事集《故事海》及三部汉译佛典进行详细比对,借以深入考察优填王传说中优填王与莲花公主姻缘的流传与嬗变。

汉传佛典汉英平行语料库建设研究

汉传佛典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是中华传统文化外译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传佛典汉英平行语料库的创建有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翻译与传播。基于汉传佛典汉英平行语料库建设的背景和现状,运用语料库语言学、机器翻译理论和中古汉传佛典语言的相关特点,对汉传佛典汉英平行语料库建设过程中的语料采集、语料对齐、文本分词等进行了分析,并对翻译记忆库、术语库和语料库的相关应用进行了实操性较强的阐释,从而创建一个汉英字数达到1000万级别的大型汉传佛典汉英平行语料库,为神经网络机器翻译模型预训练提供精确的双语语料,提升机器翻译佛典的质量,以促进中华文化典籍外译模式的推陈出新,助力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去”。

中古佛典“预言”义动词的替换与扩散

文章用比较的方法考察了中古译经中表“预言”义的“决”“别”“记”以及相关复音词的源流,并调查了它们在汉语史上的替换与扩散过程。经查考,文章认为:译经中“记”的“预言”义源自原典语,它在东晋佛典中替换“决”成为表达“预言”义的主导词,这一替换主要由译者用语不同引起;中古佛典中“记”含有明显的佛教内涵,因而扩散至本土汉语中的“受记”“悬记”都经历了“汉译佛经—本土宗教类文献—本土汉语”的过程,这一路径是佛经外来词融入本土汉语的典型路径。研究这类词不仅有助于了解佛典语言词汇中国化的特征,还能深入了解译经词汇的发展过程。

佛经翻译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通过回顾中国佛经翻译三个发展时期与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挖掘中国文学的佛教宗派思想渊源与贡献,探讨了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深刻影响,包括对中国文学主题和题材的影响,对中国文学的语言、风格和形式的影响以及对中国文学宗教性和人文性的影响。由此可见,佛经翻译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奠定了中国文学多元化和创新性的坚实基础,并将会继续促进新时期中国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西游记》灵感大王故事源流考——兼论故事中的中国祭祀文化元素

《西游记》通天河故事中灵感大王吃童男女的主体情节应源于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钵迦伏诛篇中的独轮城故事。汉译佛经在史诗的基础上提炼出“罗刹鬼定期食人”的故事框架并影响了后世中国小说,致使一批融入中国文化元素的本土罗刹鬼故事诞生。《西游记》的作者吸取了本土罗刹鬼故事的创作经验,将取经见闻中的罗刹鬼故事高度文学化。可以说灵感大王故事的骨架是由印度文学搭建的,但其血肉是由中国祭祀文化填补的,该故事正是中印文化碰撞下共同孕育的硕果。

东汉译经文献与本土文献关系小句对比研究

东汉时期的关系小句在中土文献和译经文献中,既存在共性,也存在差异。两者的共性主要体现在:都存在由“者”“所”“之”标记的关系小句,包括有核关系小句和无核关系小句。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者”的关系化范围在两种文献中存在区别;关系小句的类型不同,中土文献只有内嵌式关系小句,译经文献以内嵌式关系小句为主,但也有少数附加式关系小句;关系标记的使用频率不同。

新时期佛教英语人才培养探析

佛教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外传播佛教文化需要培养大批的佛教英语人才,探讨如何培养佛教英语人才现实意义重大。本研究通过搜集有关佛学英语培训班的资料,梳理了当前佛教英语人才培养的现状,在肯定其成绩的同时亦指出了不足,相应地提出了四点建议,即要注重人才培养的长远目标、普及学员受众、增强学员的职业素养、提升学员的科学素养,以期为新时期佛教英语人才培养提供一定的借鉴。

《菩萨本缘经》撰集者和译者之考辨

三卷本《菩萨本缘经》题名为僧伽斯那撰、支谦译,但考察此经的著录和僧伽斯那的生平,可知该经的撰集者尚不能确定。通过对经中"地了"、"某甲"、"涅槃"、"摩睺罗伽"、"阿修罗"、"颇梨"等词语以及疑问副词"将非"、疑问语气词"耶"和"乎"、被动句等语法现象的考证,得知该经的翻译者不可能是支谦。此外,该经独特的外在结构也使其在形式上与支谦所有可靠译经有明显区别。综合文献学、语言学、文体结构特点三方面的论证得出如下结论:《菩萨本缘经》的撰集者目前尚无法确知,译者不可能是支谦,其翻译年代应晚于三国时期,可能在西晋之后。

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与唐代民俗风情

有唐一代,密教一宗,异常兴盛,写经造像,不一而足。其中以《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为理论依据的尊胜陀罗尼信仰,在帝王及密教高僧的合力推动下朝野敬信,且因之形成了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建尊胜陀罗尼经幢的民俗,风靡一时。本文试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传译与流播,及建尊胜陀罗尼经幢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等方面,进一步说明密宗是中唐神秘文化发展的一个促动因素。

佛经翻译与汉语四字格的发展

佛经翻译利用并激活了汉语固有的四字格模式,使其构词能力大大加强,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汉语四字格的蓬勃发展。首先,佛经翻译的影响是汉语双音化在魏晋时期步伐加快的重要动因,由此导致了多种构词法的增长和完善;其次,佛经翻译对新文体及与之相适应的四字句的选用,促成了汉语四字格独特的2+2节奏倾向的形成;再次,佛经翻译的口语化倾向影响到各种通俗文学体裁,尤其与后代白话小说中大量出现的四字格俗语有关;最后,源于佛教的四字格成语占了汉语史上外来成语的最高比例,它们与汉语成语融会在一起,成为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

梵汉本《法华经》语词札记

本文通过对勘《法华经》的两个汉译本与梵文本,对《法华经》汉译本中出现的一些词语及其理据进行了解释。这些具体的词语考释例证可以进一步证明梵汉对勘对汉译佛典语言研究的重要性。

中国佛教阐释学研究:佛经的汉译

翻译是理解与解释的过程，是两种不同话语、两种不同文化之间 的对话。自汉代佛经翻译开始，中国古代翻译事业由文化征服走向文化交流。东汉时期，佛 经翻译受制于译者对两种不同语言的理解与表达能力的低下以及语言文化的隔膜，译经多为 “弃文存质”的直译；魏晋时期，佛经翻译家注意迎合中国本土的知识背景和学术思潮，译 经多为“滞文格义”的意译；东晋二秦时期，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从空间性和时 间性上彰明翻译的阐释学性质，鸠摩罗什注意到佛经“有意味的形式”，对已有旧译佛经进 行了语言和意义的双重正谬和双重诠释。隋唐时期，彦琮的“八备”和玄奘的“五不翻”， 标志着翻译理论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宋代赞宁的“六例”是佛经翻译理论和实践最完满的总 结。汉译佛经改变了印度佛经的原生态，使之以中国人理解的并经中国人解释过的方式成为 世界佛教的宝藏。

文白之辨——译经史上文质之争的实质

汉译佛经不但对佛教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成为中国近代汉语发展的一股原动力。译经伊始,就出现了所谓文质问题。学界倾向性的看法一般认为译经中的文与质实际上是指意译与直译,即译经方法问题。译经史上的文质之争虽与意译、直译有一定关系,而其最关键者乃在于语言上的文与白,以文言翻译则显文,以白话翻译则为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