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海统筹视角下滨海地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路径与实践

由于滨海地区地理区位和生态系统的特殊性、复杂性,以及陆海空间策略的差异性,其传统的生态修复无法完全适配《省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指南》(试行)等文件的工作思路,应系统性总结滨海地区生态系统的特点,创新性探索陆海统筹视角下滨海地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路径,并以深圳市大鹏新区为例,探讨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滨海地区面向多目标、系统化的生态保护修复重点,同时将工程项目细化到绩效指标层面,加强规划的传导性和对项目实施的指导性,旨在为滨海地区提供以陆海统筹为引领、以“格局—策略—单元—工程”为主线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新思路。

基于证据链理论的海疆历史档案证据性产品开发实证研究

我国拥有丰富的海疆历史档案,依托证据链理论,开发其证据性产品,有助于从文化宣示主权的视角,维护我国领海主权完整与安全。论文借助证据链理论,从开发主体、开发对象、开发环节、开发服务四个要素维度,构建海疆历史档案证据性产品开发模式,并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为例,开展实证研究。

海疆的学术概念、认知演进与研究界定

海疆史是中国边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海疆史相关理论构建迫在眉睫。如何界定海疆是海疆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海疆的概念与内涵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深化。在当下学术研究中,关于海疆的地理界限有“纯海洋论”和“海陆并重论”两种观点。中国海疆有着横向和纵向两方面的变化,在对外碰撞、对内治理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中逐渐形成。研究海疆问题,要回到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下,探究时人思想观念中的海疆。海疆史研究应当明确自身定位,并与其他研究领域相区别,既要关注当今时代的海疆问题,也要重视中国古代固有的海疆形成和治理的发展脉络。

中国海疆地理格局形成、演变的初步研究

中国既是中国海 (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 )沿岸国家 (包括台湾以东西太平洋海域 ) ,历史上也曾经是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的沿岸国家。帝国主义入侵与清政府不平等条约的签定 ,使中国一部分海疆与海权丧失 ,失去了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沿岸国的地位。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中国颁布的《领海法》、《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法》 ,对中国海疆地理格局的形成、演变进行研究 ,从而了解中国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等可管辖海域 (海洋国土 )的地理格局。

脆弱性视角下辽宁沿海地区人海关系地域系统特征演化及可持续发展模式

从脆弱性视角探究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将人海关系地域系统分为资源环境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运用集对分析和脆弱性评估相结合的方法,运用主、客观相结合的组合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分析1996—2014年辽宁沿海地区人海关系地域系统脆弱性的演变趋势,运用三角图法对1996—2014年辽宁沿海地区人海关系地域系统脆弱性进行分类,进而探究其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结果表明:(1)辽宁沿海地区人海关系地域系统脆弱性虽然波动频繁,但整体呈下降态势,稳定性显著增强;(2)研究期内,辽宁沿海地区人海关系地域系统没有出现单一子系统脆弱型,而复合子系统脆弱型和均衡脆弱型是其主要类型;(3)建议通过规避模式、适应模式及循环模式,加强陆海统筹,控制海洋资源的过度开发,充分合理利用资源,发展科学技术,培养人才,加强海洋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降低辽宁沿海地区人海关系地域系统脆弱性,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海疆地域系统的理论框架及其研究重点

海疆的开发利用与权益维护关系到国家的核心利益,而中国海疆理论研究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理论基础十分薄弱,无法满足维护中国海疆权益的现实需求。在人海关系背景下构建海疆地域系统的理论框架:界定海疆的概念与主体构成,探讨海疆地域系统的属性特征;在划分海疆地域系统类型的同时,解读海疆地域系统要素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认为:在海疆地域系统中,国家为了自身的安全与发展主导了海洋与陆地的空间塑造,同时该过程也极大影响着国家海疆地域系统的时空演变。海洋与陆地则在国家的主导作用下具有了自然、社会和关系等基本属性;在海疆地域系统中,人类活动促进了国家与海洋、国家与陆地和海洋与陆地之间复杂互动关系的形成。在海疆地域系统运行的过程中,海疆被重新塑造,同时国家对自身活动的影响和地域系统的状态进行反思,从而不断促使海疆地域系统更新与完善;当前海疆地域系统研究的重点领域包括海疆理论基础研究、海疆权益维护、海疆开发与保护、海疆战略研究等方面。

中国海权战略选择与战略海疆拓展

冷战结束后,作为地球表面最大的公共空间以及资源的宝库和经济全球化的载体,海洋的战略地位在上升,围绕海洋展开的争夺日趋激烈。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陆海复合型国家,中国开始坚定地释放其海权潜力。中国的战略家为其设计了三种海权战略:无足轻重的海权、辅助性海权以及主导性海权。笔者认为,形势的发展以及国家利益的需要使主导性海权成为中国最为科学合理的海权战略选择。执行该战略,中国有必要拓展其战略海疆。因此,中国必须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诸多方面做好准备,这同时也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需要。

发展中国海疆地理研究

中国既是陆地大国 ,又是海洋大国 ,即有陆疆又有海疆 ,中国拥有 180 0 0多km的大陆岸线 ,5 0 0m2 以上岛屿 65 0 0多个 ,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 2 0 0nmile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 ,中国可拥有约 3 0 0万km2 的管辖海域 .在界定了海疆的概念基础上 ,提出中国海疆地理研究的范围、目的、意义和内容 .

中国沿海地区人海关系地域系统脆弱性研究进展

脆弱性是全球变化和环境与发展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领域,是多个科学计划的重要研究内容,且与可持续性研究密切相关。沿海城市中存在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问题逐渐凸显,并且具有明显的脆弱性特性,通过人海关系地域系统脆弱性研究,力图充实海洋经济地理学自身的研究内容,将人海关系地域系统研究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推向纵深。

中国沿海地区人海关系地域系统脆弱性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研究

以脆弱性视角研究人海关系地域系统,界定人海关系地域系统脆弱性的内涵,基于敏感性与应对能力构建分析框架,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三个子系统角度选取22个具体指标,运用熵权-TOPSIS法、脆弱性函数模型并结合状态空间法测度了2001—2015我国沿海地区11个省份的人海关系地域系统脆弱性并探究了人海关系的时空分异特征,同时引入障碍度模型识别了我国各省份的主要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从时间上看,2001—2015年我国沿海地区人海关系地域系统脆弱性指数呈现整体上升、局部突变的特性,经济子系统脆弱与人海关系地域系统脆弱性的波动基本一致,社会子系统、资源环境子系统脆弱性呈现整体下降、局部波动的特征。(2)从空间上看,人海关系地域系统脆弱性地区变差系数为0. 387,区域差异明显,呈现南北低、中间略高的分布状态、各子系统呈现极差化与空间分布不均的特征。(3)障碍因素分析表明,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加快海洋经济发展速度、增加就业岗位,提高海域滩涂的利用情况、加强海洋灾害的防护与监测是降低人海关系地域系统脆弱性的有效途径。

海疆迷失:对中国传统海疆观念的反思

中国传统海疆观念是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的反映,具有弛张更替、强干弱枝、守土防御等特质。“天地君亲师”,“安内攘外”、“重陆轻海”,“和柔四夷”、“以夷制夷”等传统疆国观念是其产生与发展的渊源。这些传统海疆观念缺乏对海疆观念整体性的把握,延缓与桎梏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的整体成长,加大了民族间的隔阂,不利于民族间平等交往。

论秦始皇南海置郡

秦统一的规模,并不限于兼并六国。进军岭南,并置桂林、南海、象郡,使得秦帝国的版图在南方超越了楚国原有疆域,岭南地方自此融汇入中原文化圈,中原政权控制的海岸线亦得以空前延长。这对于中国海疆史、海洋资源开发史和海上交通史意义十分重要。考察西汉时期南洋航路的开通,不能忽略秦始皇时代的前期之功。

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地方政府对南海诸岛的调查

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地方政府主导或配合中央政府,先后对南海诸岛展开多次调查。历次调查活动规模大小不一,各有侧重,调查结果的影响也相差甚远。毋庸置疑的是,这些因时因势组织的调查活动,对内来看,不断完善并提升了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海疆意识和管辖能力;对外来看,有效地宣示了南海诸岛的主权归属。

民国时期我国海疆管理制度的确立和管理体系的形成

民国时期,我国海疆管理制度首先在南海海域确立起来。一是从晚清时期两广总督府临时设立的“筹办东西沙岛事务处”,经民国初年广东省实业厅、矿务厅条块分割海洋开发等权,逐渐确立以建设厅及其所辖农林局为主管部门;二是在官员派遣和任命等方面,连同由此衍生的招商章程、监察员办事规则等政策、制度,反映了我国海疆管理走向专业化、精细化、规范化的情况;三是下层市县政府和科研机构、海军部门等参与海疆管理某些事务,在大部分时段起到协同配合的作用。可以说,民国时期是我国海疆海洋管理体系形成的关键时期。

姚莹海洋思想探析

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海疆的持续侵扰和多年在沿海社会游幕仕宦的经历,使姚莹逐渐形成了关注海疆事务和重视海洋的强烈意识。他重视考察海洋夷情,体谅海疆民生,维护海洋经济发展,不仅冲破了中国传统的重陆轻洋思想的禁锢,亦唤醒了国人的海洋意识。

中国早期海洋文明的滥觞及其影响

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在人类历史上,由于不同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文明的呈现方式也千姿百态。就中国而言,负陆面海的地理特征不仅孕育了深厚的陆地文明,而且也锻造了辉煌的海洋文明。远古先民在走向海洋的征程中不仅促进了航海工具日益革新,而且推动了沿岸港口和海洋经济的勃兴,并为我国古代海疆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晚清两广总督张人骏治海方略刍议——以东西沙群岛治理为中心

清末风雨飘摇之际,海疆危机日渐严峻,中国海洋权益受到了空前严重的威胁。两广总督张人骏在国家海疆面临危机的时候挺身而出,不惧强暴,积极主动承担维护利权的责任,以主动务实的心态应对日本对东沙岛主权的挑战,广泛收集历史证据证明东沙岛主权归属;同时借机大兴开发西沙群岛之议,通过鸣炮、升旗、命名、巡逻等手段宣布了西沙群岛的主权,并初步规划了开发蓝图,为中国在南海诸岛的维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由于国势危亡的客观情况与观念受限的主观情况,张人骏的诸多举措并没有对南海危局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这是时代的遗憾,也是历史的必然,作为后人的我们不仅要看到其功绩,更需要以史为鉴,吸取历史教训,以助现实维权大业。

明代东南沿海士绅与海疆治理——兼论明代月港部分开禁政策蓝本的构画

倭乱期间,以谢彬为代表的部分东南沿海士绅以其经验与智识,在助官弭定月港“二十四将”叛乱及推动海禁政策调整等海疆事件中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实践表明:明代东南沿海士绅有着多重身份与多元诉求,在不同海疆形势与政策环境下,呈现出差异化的态度、立场与作为,是影响明代东南海疆治理达成的重要社会力量之一,而官绅间的良性互动为实现海疆治理的有序化及海疆政策的合理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南海海疆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曾为重新确立南海海疆管理制度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政治斗争和制度建设活动。1950年成立省海岛管理局,大力建立渔业合作社、组建渔业工会和渔民协会、重建渔民乡村政权等。1952年成立水产管理局,组建海南水产管理公司等配套管理系统,创办相关科研教育单位,形成南海海疆管理体系,加强了对西沙群岛等海域的管理。这为后来我国南海海疆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海疆教育:华侨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海疆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海疆教育是我国华侨教育史上几被遗忘然而又充满光辉的篇章。海疆教育为我国的华侨教育开辟了一个重要模式 ,取得了重大成就。它关于“环境教育”、“情意教育”、“教、研、服务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