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与财务绩效

近些年来,中国积极倡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简称CSR)履行情况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以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2010—2020年的数据检验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以及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并进一步探索这种关系在内部控制、机构投资者持股影响下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CSR与财务绩效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2)融资约束在CSR与财务绩效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3)内部控制和机构投资者持股都减弱了CSR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使得倒U型曲线更加平坦。建议企业要谨慎把握CSR的投资度,寻找最佳投入量,提高企业财务绩效;深入理解CSR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机制,避免CSR过度投资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企业还应优化公司治理机制,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增加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以降低CSR对财务绩效的负面影响。研究结论丰富了CSR与财务绩效关系的相关研究,有助于为管理者履行社会责任和开展公司治理活动提供经验证据,从而推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绩效提升的目标。

信号理论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结合信号理论,将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划分为治理信息与产出信息两类,区分了二者在信号特征上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分别探讨了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治理信息和产出信息对企业财务绩效的信号作用,以及该作用随制度环境而变化的机理。以2011～2016年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信息披露水平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其负向影响程度随制度环境的提升而减弱;而企业社会责任产出信息披露水平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其正向影响程度在制度环境较好的情境下减弱,但在制度缺失的环境下反而增强。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自愿披露组,强制披露组为以上结论提供了更好的证据支持。

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会履行社会责任吗——基于博弈论视角的分析

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是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其履行社会责任与否对其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存在重大的影响。通过对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进行博弈分析,认为:在一次博弈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会采取不履行社会责任的短期行为,但多次长期重复博弈的结果,会促使其自觉履行社会责任。

公司社会责任之现实困境与未来展望

公司社会责任之所以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均引发较大争议,是由于其打破了传统的公司理论,即公司只对股东负责、以营利性为本质属性。公司社会责任要求企业除了关注股东的经济利益以外,还要关注职工、消费者、债权人、生态环境保护、就业、社会弱者等其他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公共利益。加快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是促进高质量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为更好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快企业社会责任立法”要求,《公司法》修改应该关注公司社会责任在我国面临的如下现实困境:具体含义模糊不清;多为宣示性条款,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未区分不同的公司类型,缺少针对性;体系逻辑不明,整体规定繁杂散乱。未来,应当明确界定公司社会责任的规范意涵、增加公司社会责任的制度供给、区分不同公司类型并予以差异化立法对待、系统梳理公司社会责任体系并出台相应指导性文件,以此助力我国公司社会责任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及其“前因后果”——基于结构演化逻辑的述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社会责任已日益成为企业界和学术界的热门话题。然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演化与变迁,其间又有怎样的学术脉络可循,都还有待作进一步的梳理和探讨。基于以往近30年的中外文献,以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为起点,由"点"引"线",由"线"带"面"构建了包含企业社会责任及其"前因"与"后果"的逻辑框架,以期厘清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演化脉络,并对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基准:赤道准则

随着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逐步深入到各个行业。由花旗银行、荷兰银行等世界几家著名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在2003年推出的赤道准则就是金融机构承担社会责任的一个自愿性约束,其目的是通过对无法遵守社会制度和环境制度的融资者不给予贷款,从而消除融资项目对生态和社会的负面影响。我国金融机构要及早对加入赤道准则进行可行性分析,充分认识其利弊,通过加强融资项目对环境影响的考察,提高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新发展理念与中国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立法的互动

新发展理念是科学认识和把握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再深化和新飞跃,是针对我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挑战而提出的战略引领,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指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国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履行也概莫能外。同时,金融机构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决定了其社会责任的履行对于新发展理念的贯彻与落实具有特殊功能与重大意义。五大新发展理念为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立法勾画出了基本内容框架,而法律经济分析表明,必须选择从"低标准"往"高标准"过渡的立法模式。此外,新发展理念视角下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实践与立法之间必须能够良性互动,并能通过法律经济分析方法来检验此种互动的效果,从而促进立法的进步。

中药企业公司治理、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研究

为了研究公司治理所带来的中药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改变,本文选取了2014～2016年中药企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用实证方法分析公司治理的调节下中药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所带来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中药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有着正向影响,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占比以及董事长与CEO两职分立对中药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有着正向调节作用,从而得出了中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促进其自身财务水平、有效的公司治理下中药企业的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有着积极作用的结论。

新发展理念下我国金融机构对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参与分析——以兴业银行对赤道原则的参与为例

金融机构"理性人"的逐利本性表明,社会责任这一外在义务需要与其商业动机相连接,才能成为一种自觉行为。兴业银行在新发展理念及其渊源理念的指导下,主动加入和深度践行赤道原则之后所产生的巨大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便很好地佐证了这一点。而其具体的实践行为和应当的优化路径,则成为我国金融机构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重要借鉴对象。我国金融机构应当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破除当前对该类国际规则"少数参与,多数观望"的状态,并按照"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的要求不断优化对其的践行路径。

新发展理念下中国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立法的参与机制探讨

“新发展理念”的提出与落实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工作,将贯彻到今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乃至影响到各个领域的法律制定或修改。在这种背景下,以新发展理念对我国基于传统理论下所构建的金融机构社会责任规范进行修正和完善成为了必然,这也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一种方式。其中,首当其冲的问题是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立法参与机制的转变。具体的讲,“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新发展理念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立法的参与机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必须在参与主体、参与模式,以及参与内容上做出重大转变。同时,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可以勾画出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立法参与机制的具体技术路线图。此外,依据新发展理念的要求,对立法参与机制的具体技术路线图的运作效果进行预估,并实现对参与机制安排的动态把握以及持续修正,对于保证立法参与机制的科学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政策性金融机构依法治理的社会学分析

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的终极目标是社会合理性,有必要从社会学视阈分析社会互动、越轨、法律的社会控制作用与政策性金融机构立法之间的逻辑关系。政策性金融机构业务行为的负向互动及越轨既是阻碍其良性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政策性金融法制生成的社会基础;加快政策性金融专门立法,不仅是规范和正向引导政策性金融机构有序运作的有效社会控制手段,而且是实现机构依法监管治理和法治化的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构建政策性金融机构法制体系机制,促进我国政策性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建议。

金融机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研究

金融机构作为企业公民,实现经济、社会、环境有机统一和可持续发展是其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针对我国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缺乏统一评价体系的问题,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建立了一套金融机构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并对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状况进行了量化评估分析,评估结果显示:金融机构对社会责任的履行意愿增强、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业特点较为明显、主动参与公益慈善活动的积极性不断提高。

赤道原则视角下的我国银行业社会责任履行现状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意识逐渐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感不断增强。本文通过对近几年中国银行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分析,指出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践行社会责任过程中对环境保护的贡献在加大,但接受赤道原则的结构数量较少,建议监管部门应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价值导向;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加大信息共享和环保行为激励力度等。

从制度逻辑到最优区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展望

制度逻辑理论是组织与管理研究的主流理论分析框架之一。虽然近年来有大量实证研究应用制度逻辑理论来解释中国企业的管理问题,但这些研究主要是将西方的制度逻辑框架应用于中国企业战略分析,缺少针对中国情境的制度逻辑归纳总结和理论构建。本文对现有的基于中国情境的制度逻辑研究进行梳理,提出了一个基于多元制度逻辑冲突的时空分析框架。与此同时,本文在多元制度逻辑冲突时空分析框架讨论的基础上,引入最优区分理论对这个分析框架进行拓展和延伸。本文认为,将最优区分理论和制度逻辑理论相结合,有助于相关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最后,本文以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为例,讨论如何将这两个理论视角进行有机结合,将中国情境下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向纵深推进。

企业社会责任与金融机构股权结构的实证研究

笔者选择我国14家上市金融企业2011—2014年的年报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不同股东权益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国有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的内生性较强;外资参股比例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显著负相关;股权集中度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负相关。这一结论对我国制定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规范外资参股以及上市金融企业股权结构改革都具有参考价值。

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环境与财务绩效

文章以2013-2018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从制度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资源理论等角度出发,运用面板固定效应回归方法,对企业社会责任和制度环境两个方面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和规范分析,同时探究制度环境是如何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实证表明:上市企业能够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的财务绩效具有促进作用,即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程度越高,企业的财务绩效越好;制度环境作为一个关键变量,它正向调节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换句话说,一个地区所在制度环境越好,该地区企业的财务绩效越好,制度环境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企业财务绩效的程度。

中国金融机构对非洲绿色信贷的发展、困境及应对

非洲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下对外投资的重点地区。作为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金融机构海外绿色信贷直接影响我国企业对非洲投资的可持续发展,而政府在推动我国金融机构海外绿色信贷中扮演重要角色。我国政府和金融机构有政治、社会及经济动因推动金融机构对非洲绿色信贷,政府主导型社会责任理论体现出政府在发展和监督我国金融机构海外绿色信贷政策和实施方面存在着制度优势。但政府推动下的我国金融机构海外绿色信贷发展仍缺乏完善的内部环境与社会保障框架、有效的监督机制及足够的信贷透明度等。完善环境与社会保障框架和实施、加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绿色信贷责任、提高对非洲绿色信贷透明度等政策措施有利于更好推动我国金融机构对非洲绿色信贷。

共同富裕目标下涉农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理论逻辑、现实问题及重点领域

为乡村发展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是涉农金融机构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论文通过梳理共同富裕思想的演化历程,界定涉农金融机构社会责任概念并阐释金融机构承担社会责任的理论逻辑,明确承担社会责任是时代发展赋予涉农金融机构的要求,厘清金融机构在服务乡村发展中仍存在资金支持力度不足、服务民生领域的积极性不高、普惠金融服务存在“精英俘获”和绿色金融服务单一等问题,最终提出在助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过程中,涉农金融机构应在产业金融、民生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和慈善金融中承担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对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

在实证分析企业社会责任与融资约束直接作用于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财务绩效所产生的影响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房地产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对融资约束作用于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财务的影响所产生的间接效应。选取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2015—2019年有效财务数据,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对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所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具有正效应,融资约束对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呈负相关,企业社会责任在融资约束对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的负面影响下具有抑制作用。因此,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可通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缓解融资约束的负面作用,促进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的提高。

企业社会责任对其财务存续能力的影响——基于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动态面板数据研究

以银行类金融机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对其财务存续能力的影响为基本框架,采用会计、市场双指标评价其财务存续能力,利用利益攸关方细化社会责任,通过构建静态、动态滞后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2010年到2019年5家国有商业银行和10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从中长期来看:当期银行社会责任对当期财务存续能力有微弱正面影响,滞后一期银行社会责任对当期财务存续能力有较强正面影响;其中对于存款人和社会公众的当期社会责任对当期财务存续能力有微弱正面影响,对于投资者、政府、存款人和社会公众的滞后一期社会责任对当期财务存续能力有较强正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