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会通与近现代传记文学新变——以江苏传记文学的创作为例

王韬创作于1880年的《弢园老民自传》表现出与中国古代传记不同的质地,被看作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发轫之作。中国有强大的史传传统,司马迁的《史记》是非常优秀的传记,到清代中国传记表现出渐渐脱离史传向文学变化的趋向,直至后来在西方传记文学的影响下,发展出新的特征。以近现代江苏传记文学作家的创作为例探讨近现代中国传记文学在创作方面的新变,具体如下:第一,西学影响下的主体意识之变;第二,中西碰撞中的国际视野之变;第三,自传的兴起;第四,实业家新形象的书写;第五,中国母亲形象的海外传播。中国近现代传记的写作和传播表现出中西文化会通的特点。

小学语文教材中现当代名家作品特点分析

在人教版小学语文的教材中,选取了很多中国现当代名家的经典作品。通过分析总结这些文学作品呈现的特点,可以发现其文学体裁集中于小说、诗歌和散文,选取作品注重经典性;内容设置层层深入,能力培养逐步提高;蕴含的思政要素和情感内容丰富多元。这一方面对于经典文学作品的学习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及能力;另一方面也是对现当代经典文本的传承与发展。

PBL+TBL协同教学模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学中的应用

当下,为了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教学方法的改革就显得尤为重要。教师也在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其中,问题式PBL与合作式TBL教学法备受关注,但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文章将结合二者的优势,尝试将其运用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的教学中,以期为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及教学质量的提高提供参考依据。

重审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

在百年发展的历程中,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具有同源、同质与同向性。两者同属新文学所开创的“人学”系统,因而具备先天性的一体化关联。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受到现当代文学的话语支持和方法引领,但并未丧失主体性。两者的一体化扩充了百年新文学的深层结构,彰显了其现代化与民族性的精神品格。对概念及关系的认定是进行一体化研究的逻辑起点。在历史化的动态语境中厘清两种文学互通的关节与资源,界分与融通是实现其一体化研究的重要步骤。要修正一体化的缺失和弊端,有必要强化各自的主体性意识,补全一体化与主体性的学理逻辑,从而发挥其系统的生产功能,为百年中国文学的整体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方案。

“三全育人”视域下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育人路径研究

在实现全程、全员、全方位“三全育人”视域下,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作为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具有课程思政的独特优势,教师应该及时调整课程定位,积极探索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路径,帮助学生建立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引导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学科史、学术史的研究态势、基本问题和提升策略——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史、学术史为中心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史、学术史研究虽取得了明显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史、学术史研究相比还存在差距。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实现新进展、走向新高度、达到新境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肃课题。为实现此目标,我们必须克服“重文学创作史,轻文学研究史”,认为学术史研究是“二道贩子”、是“第二等学问”的思想和心态,充分认识到学科史、学术史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必须全面把握学科史、学术史的研究态势;必须准确认识学科史、学术史的功能定位和基本问题;必须深入探讨学科史、学术史研究的提升策略。

“通俗的文言”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从茅盾的《红楼梦》语言研究说开去

茅盾在《红楼梦》研究中,提出的“小说语言一般叙述故事、描写环境的文字大都用接近口语的通俗的文言”的观点,应引起学界重视。深入阐释和研究“接近口语的通俗的文言”,对于认知两千余年间中国文学语言的演化规律,探究通俗文言与现代白话之间的复杂关系,重新理解古代文言与现代白话,以及当下现代汉语语境中如何理解和运用文言等问题,颇有启示,可为学界一直争论的“新文学与旧文学”“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问题提供另一种思路。我们应持更加开阔和包容的理念,认为它们都是中国文学语言古今演变的产物,也都是中国文学自身发展到不同阶段不可或缺的部分。

地方本科院校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育人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对于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学修养提升以及传统文化传承都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教学组织实施中可通过完善课程内容体系、组织实施示范课程、依托传统文化实施课程拓展、融合人文情怀、加强评估管理实现《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模式的全面改革,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有机融合。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

中国文学的译介与传播是近年来翻译学的前沿话题,其中翻译与传播的效果、功能、影响与机制等问题值得关注。本文立足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理论和数据密集型科学研究的范式,尝试从多元视角考察译介模式和接受情况,探寻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译介传播历程、现状、特征、效能与机制等核心议题。总结分析在韩译介传播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从国家层面统筹和重构对韩译介与传播机制等相关对策,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言献策。

中国现当代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

百年来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在儿童观、生态观、文学审美价值层面不断发展,特别是新世纪之后,以丰富的思想价值和文学审美意蕴初步建立起该文类的本体属性。总体而言,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有三重价值:在常识判断中定位儿童自我主体、在移情体验中丰富儿童情感层次、在语言文化中形成儿童审美结构。同时,部分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也存在忽视动物主体性、缺乏想象力、抒情泛滥、语言文字粗糙等弊端。因此,进一步厘清概念意涵,吸收中国哲学内核及中西儿童理论资源,完善评价体系,才能最终使这一文类创作得以繁荣。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育人路径研究

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蕴含丰富的课程思政元素。在现实教书育人过程中,教师应紧跟国家关于课程思政建设的政策要求,引导学生通过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树牢正确的政治方向,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注重培育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厚植家国情怀。使他们关心民生疾苦,助力乡村振兴战略。鼓励学生培养自强不息的精神,弘扬优秀人文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国文化自信自强。

课程思政背景下文学通识教材设计与编写刍议

课程思政背景下,文学通识教材的目标设计需转向以价值引领和能力提高为中心,结构设计需注重生命逻辑、知识逻辑和思政逻辑的融合,编写原则需坚持审美性和思政性、历史性和当代性、学术性和生命性的统一,编写方法要在“灵活承续”中促进教材目标的达成。文学通识教材的设计与编写问题研究,对推进文学通识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和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养具有积极意义。

聚焦网络运作模式展望中国文学外译——《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以英译现当代小说为中心》评介

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是影响文学译本接受效果的关键因素,受到不同社会主体的综合影响。《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以英译现当代小说为中心》一书从社会翻译学视角出发,依托第一手翻译史料,翔实考察中国现当代经典小说英译本的发起、翻译和传播模式,横向对比分析各类模式的优劣之处。该书发现,译者惯习、资本竞争与场域态势综合影响译介与传播行动者网络的运作,从“由谁发起+由谁出版”的运作机制切入,推导各行动者的独特作用,并提出针对性的译介传播行动方略,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现实启示意义。

“中国故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的融合探究

“讲好中国故事”是高校课程思政重要渠道之一,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脉络与现代中国强国复兴之路同步,蕴含着丰富而生动的“中国故事”,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因其以文感人、以文化人的课程特性,与课程思政有着天然的内在契合性。“中国梦”“红色经典”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中国故事”的挖掘与讲述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的三大主要路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因;“红色经典”的现代诠释,凸显了“中国故事”的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夯实了“中国故事”的根基。挖掘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具有民族标识的“中国故事”,对于增强青年学生文化自信,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传统,坚定为党为民的理想信仰,激发青年学生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豪情壮志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西班牙的译介——对间接译介现象的文化反思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西班牙的译介活动中,有相当一部分西译本是从英法译本转译且介绍也是参照英法译本的。学界对间接译介现象的现有解释不尽完善,本文拟从文化研究角度提出另一种解释:这一现象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班牙“崇欧”传统的继承,西班牙想要表现出在汉学等文化领域与现代化强国的“一体化”“同质性”,从而提高自身在国际上的文化威望。本文认为,此现象体现出“西方”强国对西班牙在译介方面的“规训”和全球化时代文化霸权在译介活动中的隐秘运作,这启示我们“以间接促直接”和“直接对接”两条路径有助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真正走进西班牙等小语种国家。

党史教育融入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索

将党史教育融入课程思政教学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举措。在阐述党史教育融入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必要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深入挖掘党史教育元素,聚焦两大主题;加强教师党史学习教育,提升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加强课程体系建设,努力做到三个完善;深化课程教学改革,打造三个课堂等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的具体实施路径。

中国现当代抒情诗如何推进大众化叙事?

突破抒情诗的抒情主义之后,中国现当代抒情诗里的大众化叙事就拥有了合法性。在白话新诗写实被泛化的背景下,五四抒情诗涂抹上了较重的叙事色彩;五四落潮后,中国现代抒情诗的大众化叙事明显弱化。而抗战抒情诗的大众化叙事成分越来越多,且篇幅有所增加,旨在召唤国魂、凝结国体和重建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牧歌体的抒情诗、颂歌型和战歌型的政治抒情诗,以及新时期“不满”的政治抒情诗,一路高歌,且大众化叙事始终相生相伴。总之,无论是哪个时段抒情诗里的大众化叙事,都是吟咏时代事件,发挥了启蒙、革命、抗战、建设的文化软实力的巨大作用。

欧美汉学视域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学性”——夏志清、顾彬比较论

欧美汉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叙事,打破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政治/文学”的二元模式,为国内学者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提供了新的启发和思路。其中夏志清和顾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最具代表性,并因两位学者不同的研究视角,延伸出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夏志清服膺“新批评”方法,突出“文学性”这一要素,尽量消解政治对文学研究的影响;而顾彬则把政治当作文学史研究和书写的重要构成因素,强调文学和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政治话语的加入使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更有“史”的意味。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

随着 90年代以来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和国内近 2 0年的“市场经济改革”所造成的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变化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 ,人们普遍感觉到 ,现代文学研究在 80年代形成的许多基本的理论预设和分析思路难以再继续有效地发挥作用。在今天 ,现代文学研究如何继续保持学科的“当代性” ?如何拓展研究的范围和丰富自己的分析方法 ?如何在发展学术规范的同时保持艺术敏感和思想锋芒 ?如何理解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 ?如何将历史研究和当下的文学批评结合起来 ?……在这一系列问题上 ,学术界正在产生许多新的理解、新的分歧和新的共识。本刊在上海大学 2 0 0 1年 1 1月举办的“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变”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组织的这一组笔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