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语境下的“中国”认同

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环境和“天下一家”语境下,四裔归属意识的不断增强,是秦汉时期的“中国”认同获得空前发展的根本机制。郡县制管理体制机制下东西南北各地、各族居民先后被“编户化”而统称为“秦人”和“汉人”,意味着在秦汉王朝疆域版图之内各族居民在共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下,相互认同而实现的空前民族统一,体现出当时东西南北各族对以秦汉王朝为代表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维度下的全方位认同。这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民族内涵及其关系格局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转机,这种直接以统一帝国疆域划定的规模空前的统一民族共同体的出现,对于后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

边缘活力与“西游故事”的多民族叙述

“西游故事”的演化传播是在中华文学版图内发生的,是在中原动力与边缘活力“内聚外活”的文化力学结构内实现的。边缘地带的多民族叙述一方面容受中原文化,又反馈于中原文化,一方面吸纳异域文化,又经内部多民族交流整合后向中原输送,仿佛“两重滤器”。在古代“一带一路”的历史空间背景下,西北、西南、东南多民族地区表现得格外活跃:以敦煌为中心的西北板块承担了故事早期演化的主动力功能;由川滇缅印通道贯穿的西南板块贮存了故事早期形态的“活化石”;以泉州为中心的东南板块将海外因子与闽地民间信仰结合,推动了人物形象的完善、定型。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带来的新活力,则推动了故事的世情化、戏谑化、游戏化转型。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分析和路径探索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理论精髓在于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的“真正的共同体”以追求人类解放为定位。中华民族共同体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影响下结合我国国情的“共同体”表现形式。本文从“现实的人”“个体与共同体”等方面探讨两者的关系,进而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思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主要从生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视角来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制度基础和思想基础。

全球化变局下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

第一、二波全球化是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第三波全球化,则是当代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全球化进而参与并推动全球经济体系建构的全球化。全球化变局下,奈格里式集资本、技术与网络三位一体的“帝国”观日渐式微。主权民族国家的复兴,尤其是美国的帝国化趋势,加剧了国际社会的紧张。面对全球化变局,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握并赓续现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传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社会基础,推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建设。

《格萨尔》多民族交融的特点与启示

多民族共创、共享、共传的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多民族之间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范例,生动地展现了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汉族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以及少数民族文学对汉族文学影响的特点,对深刻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有着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多民族学者构成的研究队伍对《格萨尔》的搜集与研究不仅是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与文艺政策的典范,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应该客观地描述《格萨尔》流布过程中呈现出的中国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和现实,科学地阐释其呈现出的特点和规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建设提供重要的支撑和启示,充分利用人文数字技术,使《格萨尔》以多模态的形式走进了中国各民族生活中,成为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进而有效地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工作向纵深发展。

更深刻地理解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

文化意涵集“文”(文明程度)与“化”(文明传承)于一体,是国家建设的魂脉。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创新从未间断,中华文化也不断影响、形塑着中华民族,深刻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国家建设。文化认同深刻影响到对文化主体的认同,对先进文化代表的认同。不断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键所在。

多民族戏剧交融及其中华文化认同功能论析--以云南为例

戏剧作为多种因子融合互动形成的综合性艺术,承载着丰厚的族际交往信息,是多民族文化交流、互鉴,从而共创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多民族戏剧交融及其中华文化认同功能研究,是我国戏剧界必须回答的重要理论问题。围绕此议题,以云南为例展开讨论,可推动相关研究的范式创新。多民族戏剧交融及其中华文化认同功能研究,应从三大维度入手:从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语境出发,整体观照多民族戏剧交融的发生;从剧目互鉴与母题共享出发阐释多民族戏剧交融的本体;从认同逻辑和达成路径出发,分析多民族戏剧交融现象所具有的中华文化认同功能。云南多民族戏剧交融之实例既反映了各民族共创中华文化的历史事实,也体现出各民族相互认同的文化心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与多民族国家戈迪亚斯之结的破解

西方的多民族国家建设,经历了同化模式、文化多元主义、整合模式,都未真正解开多民族国家戈迪亚斯之结。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给出了多民族国家建设的“中国方案”: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共同富裕为导向,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民族工作的主线,持续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综观中国对多民族国家戈迪亚斯之结的破解,关键在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多民族国家建设,坚持中华民族“一体”与“多元”的辩证统一,遵循国家治理的大逻辑,致力汇聚各民族的磅礴力量,共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多民族国家建设,为多民族国家破解民族与国家结构性张力的戈迪亚斯之结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党领导各民族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逻辑探析

中国式现代化是与西方不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人类特别是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核心,具有三重独特逻辑:历史逻辑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奋斗历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提供历史经验;理论逻辑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同各族人民实际需要相连结,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融合,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实践逻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携手奋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丰富的实践成果。

多民族互嵌式搬迁安置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基于贵州海坪的调查研究

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海坪街道是贵州典型的多民族互嵌式搬迁安置区,通过实地调查,发现该区域在搬迁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民族互嵌格局,各民族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积极融入共同的精神家园。海坪注重在文旅融合、节庆活动、艺体活动、饮食、语言、教育等方面,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共有精神家园。然而,当前仍存在文化差异、资源分配等问题。未来,应在现有基础上不断完善,同时拓宽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领域,加强政策引导,完善社区治理,促进广大群众共有、共享、共创、共建,促进各民族深度融合,共同构建和维护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恋地、安迁与融合--基于桂中易地搬迁多民族杂居村落的调查

桂中地区自古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在易地搬迁政策的大背景下,移民在地理空间转换上的适应性问题值得研究。陈双村在易地搬迁政策下形成了更具有代表性的多民族杂居区,移民在恋地情结、安迁心理和融合现象中显示出人地情感变化的表征。移民在新村落中坚守和传承本民族的文化,在多民族交流融合中寻求构建多民族互嵌社区的新范式,并从多民族互动的过程中增强对新家园空间的认同感,构建多民族互嵌社区融合交流的体系,为建设民族团结新村模范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更多可以借鉴的新思路。

多民族社区健身团体促进民族团结的实证研究--基于扎根理论

蓬勃兴起的社区体育健身组织,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休闲需求的重要载体,也是各民族同胞情感交流的重要纽带。运用文献资料法、个案深度访谈法和实地调研等研究方法,对宁夏回族自治区Y市J区的某多民族成分健身团体的21位成员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通过扎根理论对访谈内容进行了规范编码,构建了多民族社区健身团体的民族团结驱动力模型。结论:锻炼共性、民族认同、尊重差异、体育交流、运动聚焦是多民族健身团体的共同体意识形成的主要范畴,体育运动魅力和民族交往认同是促进民族团结驱动力的核心驱力。在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群际接触理论等心理学理论的基础上,解释并论证了民族团结驱动力的心理机制与相关联系,多民族居民在参与集体性体育活动时所形成的组织认同感可淡化民族隔阂、增进彼此了解,强化了对中华民族这一共有身份的认同。

论新时代民族地区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内在逻辑——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角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的生动实践。基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进步的共同目标,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民族、民主理论的逻辑起点,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创造性设计了“共商国是”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建共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共同奋斗”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民族事务治理各领域“互助合作”的重要制度组成的“四位一体”民主制度体系,有力地将国家、民族、人民熔铸为整体的国民共同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握历史大势,掌握历史主动,新时代民族地区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应立足国家整体的国民共同体,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民族工作主线,贯穿从选举、协商、决策、管理到监督的全过程民主实践,最大限度激发各族人民参与到民族事务治理之中,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内生动力。

略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升华与国家建构之关联

中国自从脱离帝制走上共和道路后,就面临着如何调整好民族群体与国家对应的问题。中国历史悠久、族群众多,且关系复杂交织,使得这种调整的难度远超一般性国家的常规建设,但终以“多民族统一国家”而塑形,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即其高度的理论概括。当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再强化,乃是国家建设内在诉求与因应世界局势发展的合力所为。以民族群体之间的“共通性”为追求目标进而达到“共同”之境界,促使国家进入文明的高度发展,应当是二者对应关系中的重要内容。

从族别标识到文化共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多民族共有节日建设

多民族共有节日超越了单一的民族与地域范畴,成为多民族、多地区共同参与的节庆活动,从单一的族别标识演变成为多民族的文化共享,既是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和有效媒介。在实践层面,主要通过分析相关个案,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阐释多民族共有节日从族别标识到族际共有、再到文化共享的发展演变过程。在学理层面,提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框架下,中国民族研究应从“文化族别研究”走向“文化共享研究”,从强调差异、多元的研究角度走向共同、共享的新维度。

民生—民俗—民性:马鹤天“建设边疆”的多民族民俗学逻辑

马鹤天作为边疆研究的先行者,最早提出“到西北去”的口号,开展学术性与情感性、“爱国心与自觉心”并重的边疆多民族民俗考察。马鹤天坚持以“人民”与“国民”为中心立场,建构“民生—民俗—民性”三位一体的边疆多民族民俗学逻辑,论证“中华民族同源”的边疆多民族生活情感共同体,致力于边疆建设,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贡献。以民俗考察记录为重点的边疆多民族民俗学是马鹤天边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中国民俗学理论的发展、服务社会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多民族村落乡村振兴与民族互嵌的耦合机制与实践路径

为加快实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建立全方位民族互嵌式格局。多民族聚居村落受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条件和经济原因等影响,在乡村振兴及民族互嵌构建中存在诸多障碍,为此需要构建两者的融通,形成互促机制。通过分析多民族村落的乡村振兴和民族互嵌的内在逻辑一致性,提出可以从培育新型村落主体,增强内生发展能力的角度构建主体共融机制;通过打造基于农民技能和当地资源禀赋的全方位村落发展格局,建立内容互促机制;通过打破地域局限,构建城乡融合的外源帮扶构建体制共通。研究认为通过三位一体的耦合机制的打造,促进民族村落乡村振兴和民族互嵌的深度融合,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多民族文学交融共生关系研究

中国多民族文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是交融共生、辩证统一的关系。中华民族内部的不同民族之间在文体、题材、语言、思想价值观方面存在着交融共生的关系。我国各民族人民通过文学架设起了民族团结的友谊桥梁,沟通了不同民族间的心灵,促进了边疆民族对中华民族及国家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深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多民族文学交融共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产生与发展是同步同构的,随着各民族文化间的学习互鉴得以不断丰富、发展、创新。牢固树立中国多民族文学观,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关系重大,对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深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式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理论创新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核心概念和话语表达,其深远意义和理论贡献在于推进了中国式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理论创新。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普遍面临着凝聚国内的民众成为一个整体性民族的变迁过程,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的相互交织、彼此渗透构成了演进过程的特殊规定性。从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综合性要素分析出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价值理念、社会整合与国家建设三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多民族国家建设理论,为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建设提供了中国理论与中国智慧。

多民族生态文化融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

文章立足各民族共同开拓继承的辽阔多样生态家园和共同创造的丰富多彩生态文化,从生态文化视阈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探索。在以蒙古族游牧生态文化、哈尼族梯田农耕生态文化为例揭示各民族生态文化小传统,深入分析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生态文化大传统基础上,提出用理性化的天人合一理念融通凝聚各民族生态文化,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成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生态文化贡献,同时造福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