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期中国白话小说批评的传入及其影响

江户中期以前,有20多种白话小说评点本传入日本。在白话小说序跋评点的影响下,“小说”的外延逐渐从目录学上的子部一家扩展到“三言二拍”“四大奇书”等白话作品,以及《英草纸》《椿说弓张月》之类的日式读本,很多文人开始思考中日叙事文学的共性特征。白话小说翻刻、翻译本开始出现长篇序跋,小说观念逐渐从征实劝善衍化到崇俗尚奇,小说在书籍目录中的位置,从笼统的“外典”演变为专门的子目。江户前期历史演义的译者大多寂寂无名,而江户后期小说译者往往是一代英杰,借助白话小说的赏鉴、译解,组成紧密的交游圈。他们不大承担劝善惩恶的道德责任,却更看重小说对日常世态人心的描摹,以及文辞叙事中的奇警之趣。

日本江户时期的中国法输入与研究——“锁国”时代的中日法律文化交流

日本江户时期和我国清朝时期,大部分时间都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中日两国并无正式邦交,但是中日法律文化交流从未停止。这种交流主要通过日本对中国法律书籍的输入和对中国法的研究而展开。中国法律书籍的输入,又带动了日本对中国法律的研究。锁国时代的中日法律文化交流虽然并未直接促进这一时期日本的“中国式”立法,但对于幕府末年和明治维新初期日本仿照明清律进行立法,仍旧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江户时期旅日华侨华人与中华文化的传播

江户初期,日本社会迎来相对稳定的时代。而此时中国战乱频发、明清易代、迁界海禁,包括海商、船主、官吏、士大夫、僧侣在内的大批明末遗民东渡日本,东渡时间持续几十年,僧侣东渡甚至持续一个世纪。江户时期旅日华侨华人传播先进的文化与科技的活动包括传播儒家思想与文化、传播佛学经义,推广科学技术和丰富日常生活等4个类别。旅日华侨华人成功传播中华文化的原因有三,一是江户时期旅日华侨华人带去的是明朝的先进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二是兼容并蓄的思维和开放包容的胸襟,三是融入当地社会的意识。

乾隆《成窑鸡缸歌》在19世纪英国的翻译与传播

乾隆《成窑鸡缸歌》英译本是19世纪英国汉学过渡时期的重要成果之一,曾于1809年和1816年两次在伦敦出版,译者均为斯蒂芬·韦斯顿。译本诗稿来自一个中国瓷杯,韦斯顿借助多部西传欧洲的汉语字典及当时欧洲各国的汉语研究成果完成翻译的。由于韦斯顿不了解原诗语言形式,1809年的译本出现了严重的断句错误,1816年的修订版翻译质量较高,但仍存在不少错误。《成窑鸡缸歌》英译本体现了乾隆诗歌在19世纪英国知识阶层的实际影响力和英国早期业余汉学家的汉语认知水平,彰显了中国物质文明在中英早期文学交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日本华侨社会形成时期考察——兼论江户初期“唐人社会”的实态

论文对学界关于日本华侨社会形成时期的既有观点进行梳理,结合社会学和华侨史的研究成果,明晰华侨社会的构成要素,并以此为指标,考辨学界关注的日本华侨社会各个时期。研究认为,日本华侨社会的生成和发展具有断续和更新的特点,其萌芽于两宋时期,形成于日本江户初期,焕新于日本幕末开国时期。江户初期作为日本华侨社会的形成期,在日本华侨史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正是历史上各个阶段赴日移民的陆续侨居,为江户时代华侨在长崎汇集埋下了暗线,并最终形成了具有人脉网络、精神寄托、经济活动和政治管理的华侨社会结构,而这样的华侨社会不断更新再造,在日本开国时期迎来新的发展。

江户时期东渡日本的唐人及其对日本的文化影响——以唐馆为中心

江户时期东渡赴日的唐人以从事贸易活动的唐船商人为主体,他们以唐馆为活动中心,在日本社会通过日常生活和节庆习俗进行着潜移默化的中国文化传播。同时还有为数众多随唐商船同来的高僧、儒士、画家、医者等,以及具有商贸和文化交往双重身份的唐商人,他们通过更广泛的与日本人接触的机会将对日本的文化影响发挥得淋漓尽致。透过对江户时期东渡日本的唐人构成及其在唐馆内外所从事的文化活动的梳理,更可见以人和空间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日本江户时期传入的中国医书及其和刻

江户时期 ,中国医学知识大多通过书籍传到了日本 ,其中部分书籍凭借和刻 (日本刻 )版 ,在日本普及并被广泛接受。作者对传入的中国医书及其和刻版进行了调查和比较分析 ,因为该方法有可能历史地、量化地把握中国医学传入和被一般社会所接受的实际情况。结果如下所述 :有传入记载的中国医书为 80 4种、1 91 7次 ,这些均为在中国流行、部头大 ,并能以高价售予日本的书籍。中国医书的和刻版为 3 1 4种、679次 ,约半数出版于江户前期 ,尤其集中在内容难解的“内经”及技术高难的“针灸”方面。单经 (白文 )本在注释本发行 4 0— 50年之后有和刻。从江户中期开始 ,随着医学的日本化和日本医书的出版增加 ,中国书的和刻版急剧减少。所有传入医书约 4 0 %有和刻版。 50年内从传入至和刻的比率高达 4 6% ,这种时间差越在江户早期越短。早在江户前期 ,和刻版中的畅销医书已经是 3卷以内的薄册 ,且大多与当时中国的流行医书或最新医书无关。另外 ,在整个江户时期 ,也有从大部头书中拔粹或摘编的现象 ,由此可窥知日本特色的小型化嗜好。据此 ,日本在江户时期 ,从自身角度接受了中国医书 ,并进而接受了中医学 ,同时加以日本化。

明代文学东传与江户汉诗的唐宋之争

江户汉诗是日本汉诗创作的鼎盛期,作为日本近世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样是蕴涵由中世文学向近代文学过渡信息的富矿。以江户汉诗坛的唐宋之争为案例,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里面所反映的自身社会条件下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而且通过其与所摄取相关明代文学资源关系的比较考察,可进而在整个东亚文学范围内,观照各民族在上述共趋历史进程中的互动、思想链接以及各自表现的特色。

日本汉诗本土化的探索——江户汉诗在理论及实践层面对和歌、俳句的借鉴

历代歌论是江户汉诗人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和歌、俳句则是他们获取创作灵感的重要源泉。江户时期出现的日本诗话,即受到本土文学及理论的深刻影响。诗话作者常常用和歌、俳句的理论及实践来探讨汉诗的创作。这种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援和歌、俳句入汉诗,以和歌、俳句与汉诗相互印证、相互发明,以期打通和、汉壁垒的尝试表明,日本人对中国汉诗并非只是被动的接受,而是在创作实践中努力探索一条使汉诗本土化的路径。

江户时代中国文化对日本之影响--侧重于江户前中期狭义的文化考察

德川幕府统制的江户时代的前中期,相当于明朝的最后40年至清朝的道光年间。由于日本国内统一的实现,幕府将军对文化事业的重视,藩国大名、藩儒和一般町民对汉学兴趣的渐增,从而将江户时代中国文化的影响推至空前高度。除了在儒学、史学、文学和本草学等具体领域的影响外,其深层作用则表现为给予日本武士地位至上的传统以儒家等级思想的内涵,从而促动了文武互补的日本近世文化的构建。

儒学的日本化与江户汉诗

日本的汉诗创作在江户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其主要原因是,儒学脱离禅宗成为独立的学问以及德川幕府对儒学的大力提倡和扶持。本文论述了在古代中国文化强劲辐射下的幕府执政者的意识形态对江户汉诗兴盛所起的关键作用,同时指出了江户汉诗在写作题材和创作风格上的发展变化。

江户时代后期日本人对汉诗的认识——以津阪东阳《夜航诗话》为线索

津阪东阳的《夜航诗话》是一部学术氛围很浓的作品,反映了江戸时代后期的日本人对于中国古典诗创作的认识。津阪东阳基于对同时代日本汉诗文创作的强烈不满而写作《夜航诗话》。他推崇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唐诗,针对当时诗坛所存在的对汉诗文(尤其是宋诗)一味模仿的流弊,旗帜鲜明地反对盲目接受汉文学。与此同时,津阪东阳主张初学者从绝句开始学习直到律诗是正确的习诗方法,并且强调律诗和绝句是不分民族、国籍的世界文学形式,如果能够遵守作诗的规则,律诗创作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没有任何区别。

和韵的产生与流变

和韵是中国有近1200年历史的诗词创作方式,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的汉语诗歌写作中也受到尊崇,成为古代汉文化圈带有普遍性的写作行为。和韵正式形成于唐代,创始人是元稹和白居易。唐代浓厚的诗歌氛围、近体诗的成熟和元白的个性特征是和韵产生的主要原因。和韵有共时性和韵与跨时代和韵两种类型。跨时代和韵开辟了与古人进行超越时空的精神对话的新渠道,也为诗人提供了一种文字消遣的新方式。

简论“五四”译诗对早期新诗的影响

“五四”前后的译诗对中国早期新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改变了中国新诗的语言和表达,促进了中国新诗文体的发展演变,引起了中国诗歌精神价值的新变,以民族诗歌的身份直接参与了新诗的建构。

新时期中国大陆宋诗研究述评

宋诗的历史地位、审美价值得到重新认识 ,大家名家的研究不断深入 ,一些中小诗人也逐步引起注意 ,重要的诗歌流派得到了梳理讨论 ,诗歌与文学其它门类的关系以及诗歌创作与宗教政治、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外部关系”也得到一些初步审视观照。研究视野不断开拓 ,理论方法不断改进 ,研究者的整体素质和水平也不断提高。

和刻汉籍与中国刻本之比较——以日本江户时期与中国清代之刻本为对象

刻本汉籍在中、日两国都是重要的古籍版本类型,相互之间虽然有很深的历史、文化渊源,版本形态也有诸多相似之处,然本质上却是打上很深民族文化烙印的独立文化遗产,因此,在版本学研究中不能混为一体。本文以中国清代与日本江户时期的刻本汉籍为对象,对这一观点进行阐述。

《诗经》在日本江户时代“中国教科书”身份的探讨

《诗经》域外流传十分广泛,在日本影响尤大。对于身在域外的《诗经》,其身份是汉籍、是儒家经典,这毋庸置疑。但考察日本江户时代的《诗经》,我们发现它在唐通事和藩校教育中,都曾被当作教科书使用,在语学、儒学及文学等方面成为日本学习中国文化的范本。《诗经》所涉内容与中国、中国文化的多方面相关联,因此,《诗经》拥有着"中国教科书"的身份。在"教科书"视角下考察以《诗经》为代表的域外经典汉籍,更有助于我们思考并清晰地认识中华文化流播海外并参与构建异文化的过程。

日本江户汉诗与晚明公安派文学

公安派文学传入日本后,以僧元政的接受为肇始,中经山本北山和江湖诗社等的鼎力宣导,日本汉诗界因之而变革持续近80年的萱园学派复古之风,提倡“性灵”,纷效宋元作清新之诗。公安派文学对日本汉诗坛的影响几乎贯穿整个江户时代,它对诗坛的贡献不止于引发一场诗风的革新,更令日本诗人们在其重视个性创造的诗学观念的启示下走出一条自给自足的本土化道路。

江户时代唐话读本教材的话本小说因素——以《闹里闹》《养儿子》《唐话纂要》为中心

日本江户时代长崎兴起了学习唐话(中国语)的热潮,与之交相辉映的是此一时期中国通俗小说在日本的盛行。通过文本的对比分析得出,江户时代唐话代表性读本教材《闹里闹》、《养儿子》与《唐话纂要》第六卷,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话本小说的因素存在。它们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在日本流传并产生影响的生动反映,同时也更进一步地促进了中国古代小说在日本的传播。

江户时代富士山汉诗及其中的泰山认识

江户时代的日本,处于锁国期间,几乎断绝了与海外的交流,惟有长崎港口开放。当时日人对外界的了解较少,多止于想象和传说。对于泰山的认识,也不例外。通过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故事和杜甫的《望岳》,江户时代的汉诗人对泰山有一定认识,他们写富士山,多以"芙蓉"美之,并突出其"高"、"寒"的特点,而写到富士山的"高"时,多与想象中的泰山并论。在对富士山的歌咏中,写出了对泰山的认识和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