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初年到抗战时期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书写

民国初年,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历史教科书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表述上也多与“五族共和”的建国方针相配合、相呼应。其中,1912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更是在历史教科书史上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五四时期,中华民族观念首次被写进教育部门制定和公布的《历史课程纲要》,这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但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使用较多的还是“中国民族”“我国民族”或“吾民族”,而不是“中华民族”。这说明,五四时期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书写还很不成熟。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先后四次修订的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中都纳入了对“中华民族”的书写。由此,自觉运用中华民族的观念成为该时期历史教科书的普遍现象。尤其是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强调的是一种整体的中华民族观念,即认为中华民族是由汉、满、蒙、回、藏、苗等民族所构成,亦即中华民族所指并非某一个民族(如汉族),而是中国各民族。这表明,中华民族观念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时期业已最终形成。

民国时期日本文学图书汉译出版考

以《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汉译日文图书总书目》中的出版数据为研究样本,纵向梳理出版历程、横向描摹版图群像,勾勒出民国时期中国日本文学类图书译介出版事业的发展脉络和活动轨迹,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出版史研究提供新的参考。

中国翻译简史教学:翻译教学中不应该忽视的一页——兼谈实用文体翻译在翻译史中的位置

片面理解中国翻译史教学以及忽视实用文体翻译在历史中应有的地位已经成为目前翻译教程和翻译教学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分析这些存在的问题有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科学翻译历史发展观,拓展翻译的视野,以促进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

中国抗战被缺席:澳大利亚中学历史教材中的二战与中国

澳大利亚中学历史教材讲述二战中的亚太战场时,对日作战的主角是美国和澳大利亚,极少描述中国的抗日,中国抗战史被写成了一部被占和撤退的苦难史而非抗争史,造成了中国抗战在有关二战的叙事中被缺席。同时,一些教材虽提及南京大屠杀,但叙述篇幅和内容远少于犹太人大屠杀,甚至作为事件的重要性还不如原子弹轰炸日本。这种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的历史建构,不利于澳大利亚中学生客观认识中国历史和形成正确的中国观。

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中日文化交流的书写与评析

采用历史语篇的批评话语分析范式,对日本东京书籍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中日文化交流的语篇进行文本分析,通过对比揭示出右翼育鹏社编者有意淡化中国文化的影响,美化日本文化的倾向,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两者背后所包含的不同意识形态和话语权之争。

关于日汉翻译史研究视阈重构的思考

日汉翻译史研究的相关撰述,叙说的都是清代以降却未见有明代以前的研究。事实上,从魏、晋史籍开始,史家之于和名汉译的用笔就已具有现代翻译方法的某些特征,和名汉译的笔法所演绎的其实也就是翻译的技法。从这种意义上说,日汉翻译的历史完全可上溯至魏、晋时期。

清末新学制下汉译日本历史教科书初探

随着清末新学制的推行,汉译外国历史教科书成为潮流,其中尤以日本历史教科书最受欢迎。大量汉译日本历史教科书涌入中国,对中国近代历史教育的发展以及国人自编历史教科书高潮的出现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式教科书中引入诸多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政治观念,进一步推动国人的思想解放;汉译、自编历史教科书均采用西方史学新体例,推动了新史学在中国的发展。汉译日本历史教科书在中国近代历史教育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晚清历史教科书研究综述

晚清历史教科书,是近代中西文明融合与学制变革的产物。作为历史与教育的交叉课题,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最早出现于民国初期,建国之后随着教育史与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出现了更多角度的分类研究,分别从晚清历史教科书的总体整理、编撰特点、译介和影响等方面入手,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再谈汉日翻译中的几个问题——再与迟军先生商榷

针对迟军先生于1990年在《日语学习与研究》第3期上发表的"试析《试析〈汉译日基础教程〉的误译》"一文,从如下几个方面与迟军先生再商榷:一、译文要符合语言的规范和表达习惯;二、译文不应使用过于陈旧的词汇或表达方式;三、译文的句组、语段脉络要清楚易懂;四、译文要符合日语语法规范。

论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抗战题材选文——兼议革命历史资源的传承

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革命历史题材选文在课程改革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些论争是时代迷惘的体现。革命历史资源选文不是选不选的问题,而是选什么、教什么的问题。以现有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抗战题材选文来说,存在着主题集中、背景脱落、形式单一等问题,直接影响着教育的效果。语文教材应增强革命历史题材选文主题的多元化、内容的历史感、设计的实践性。语文作为基础教育的主干课程,语文教材不仅是形成整个民族精神内核的重要媒介,而且对于引领大众文化、传承文学经典具有重要的作用。

符号与民族记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孙中山形象构建

抗日战争时期,孙中山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是国共两党共同认可的政治人物,成为具有强大号召力和凝聚力的象征符号,是国统区和根据地历史教科书书写的重要内容。由于国共两党阶级属性和政治理念的分歧,国统区和根据地的历史教科书所构建的孙中山形象也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叙述孙中山革命活动,存在“民族救星”与“主要领导者”的表述差异;阐释三民主义,存在全国民众的“精神导师”与民族抗战“旗帜”的书写差异;评价孙中山行为事迹,存在“榜样楷模”与“伟大”人物的表述差异。抗战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孙中山形象的不同呈现渗透着强烈的政治意图,反映出教育和权力之间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复杂关系。

晚清新式学堂的汉译历史教科书

汉译历史教科书在晚清的出现,是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背景下发生的学术现象,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其真正在近代中国的学校教育中普及,是在晚清新式学堂纷纷使用汉译历史教科书作为教学蓝本开始。而这一阶段,又经历了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书院改制这三个教育改革时期。

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及其对清末民初思想界的影响

作为一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身处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其"求新知于域外"的主要途径是利用"和文汉读法"大量阅读日文论著和译著,以了解、吸收和译介近代欧美及日本的思想观念,并写下了《和文汉读法》一书。该书不仅总结了以往中国人学习、研究日语的经验和成果,对此后日语教科书的编写及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启发并带动了大批留日学生和青年学子以梁启超为榜样,通过翻译日文书来导入、传播近代西方及日本的新知识、新思想和新观念,积极开展启蒙宣传活动,从而对清末民初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近代汉译日本中学生理卫生教科书研究(1902-1912)

晚清的学制改革中,当务之急是解决教科书的短缺问题。因为当时日本重视卫生教育并且距离中国近,汉译日本生理卫生教科书成为主流。本文从中等教育史和医学教育史的视角介绍这些教科书的种类、编者和译者,分析日本教科书的编写特点及对我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