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词典学研究70年

从词典学理论与价值研究、词典编纂与修订研究、词典编纂的个案研究、词典编纂的方法创新四个方面梳理汉语词典学研究70年来的发展脉络,回顾汉语词典学的研究情况,继而得出词典学研究具有以编纂实践为基础、研究阶段特点明显和期刊发表阵地集中的特点,同时分析汉语词典学的研究趋势,并对其未来发展提出若干建议。

词典考古学研究概观

词典考古学是词典学的分支学科,通过对比同一部词典的不同版本、源于同一母本的不同词典或同一出版社出版的不同词典来挖掘词典间的关联和亲缘关系,建立词典谱系,揭示语言事实,解决词典编纂中存在的问题。词典考古学研究通常采用词典对比的研究方法,目前有词典史、语言史两种研究视角和“基于词典考古”“词典考古驱动”两种研究路径。词典考古学使词典学的研究更为系统,能够为词典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与思路。未来可加强对词典文本的数字化建设,开发词典资源,构建不同时期的词典语料库,充分发挥词典考古在词典谱系构建、词典人才培养、词典评论、语言和文化发展史梳理等方面的作用,推动我国辞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出版和使用者调查研究

首先对国内现有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出版情况做了初步调查,得出有关出版开本、定价等方面的数据;随后通过问卷调查和口头访问两种形式,对在广州地区学习汉语的外国留学生进行调查,调查主要内容是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使用情况,以及读者对词典开本、大小、价位等方面的实际需求;最后结合数据分析,就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出版提出具体建议。

论融媒体背景下辞书编纂与出版的创新

数字化和互联网通信已经高度融入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而媒体融合则成为信息处理和传播的必然趋势,融媒体辞书也将是辞书人的必然选择。本文从融媒体的内涵与功能特点切入,通过对融媒体形成源流与发展的阐释来探讨融媒体背景下辞书编纂与出版的创新机制,包括融媒体辞书编纂的新方法与新取向、融媒体词典学的媒体融合特征与方法,以及融媒体辞书的结构与功能特点和融媒体时代辞书机构的创新。融媒体是辞书数字化转型的重大机遇,其核心就是运用融媒体方法和数字通信技术,构建适应各种媒体和数字终端需要的多模态词典文本。

英汉海事词典编写出版刍议

目前 ,我国英汉海事词典编写出版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释义不够准确、收词立目顾此失彼而没有成龙配套、非专业的通用词语收录过多、有些比较常用的或重要的专业词汇有遗漏 ,提出解决的办法是收词立目要紧紧围绕主题、分工协作要真实到位、改变学术评价机制。

对汉英语文词典编纂和出版的一些思考

对我国改革开放后汉英语文词典编纂和出版进行考察和研究。总结这一阶段汉英词典编纂和出版的总体情况,包括词典出版的数量、词典编纂的特色等。重点分析汉英词典在提供学习型信息方面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改进我国汉英词典编纂和出版的建议。

外向型汉语俗语辞典编纂与出版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学习和使用汉语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但至今还没有一本适合外国人使用的外向型汉语俗语辞典,所以有必要集中力量编纂一批外向型汉语俗语辞典。编纂中应在作者、读者、选目、编排等方面突出外向型汉语俗语辞典的特点,在出版工作中也应出系列、创品牌,寻求国际合作,注重宣传效应,让外向型汉语俗语辞典在对外汉语教学和国际交流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欧洲早期汉语词典的编纂及出版

自16世纪耶稣会士入华,借助耶稣会的东方传教通信和出版机制,入华耶稣会士成为了"中学西传"的媒介。然而,欧洲学界并不满足于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语言笼统的介绍,凭借入华耶稣会士传入欧洲的中文文献,欧洲东方学家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致力于汉语研究,并在欧洲出版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日后欧洲汉学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文章探究欧洲东方学家汉语学习、词典编纂及在欧洲出版的机制。

赵振铎先生辞书学成就述论——以传统小学精华为基石 以理论实践互证为指归

赵振铎先生的辞书学研究具有以传统小学之精华为基石、以理论实践互证为指归的学术特征。其研究不仅对辞书学的学科建设做了系统的构建与论述,更对汉语辞书编纂的理论、原则、方法、体例等做了细致的概括和总结,从而为现代辞书学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汉语辞书的编纂实践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论学习型英汉词典的编纂原则

所谓学习型词典是指专为非本族英语学习者,尤其是为中国的中学文化程度以上者设计和编纂的工具书.其基本功能是帮助学习者正确理解并善于运用英语.本文在分析现有英汉学习型词典的基础上,试图就学习型英汉词典的功能作用及编纂原则作一初步的论述.

美国学者克里默与中国辞书

托马斯·克里默作为西方的辞书学家,一直很关心中国辞书的编纂与出版。他熟悉中国辞书发展历史,对中国的英汉、汉英双语词典多有研究,并积极撰写相关论文在国际会议与国际刊物上对中国辞书进行评介,还经常与中国学者合作编纂双语词典等,并对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进行研究和介绍。其围绕中国辞书的一系列活动与研究值得我们关注。

我国日汉、汉日双语词典的编纂出版史略

我国日汉双语辞书的编纂出版历史已有百年之久。该文分别回顾了我国日汉、汉日词典的发展脉络,认为词典作为一种显性载体既书写了自身的历史,也反映了中日语言文化交流的变迁,其发展进程体现了编纂出版的不均衡、机构团队的集中化、词典产品的用户友好化、编纂出版模式的多样化等特点。随着两国语言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以及大数据融媒体词典时代的来临,未来日汉、汉日双语词典编纂出版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知识保护的公共图书馆古籍修复研究——以天津图书馆(天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古籍修复知识辞典》编纂为例

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不断推进,传统手工技艺的知识管理与保存成为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天津图书馆(天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编纂的《古籍修复知识辞典》作为我国首部古籍修复专业知识辞典,近期已出版发行。该辞典以古籍修复基本知识、原理和技术为编纂框架,收录条目包括古籍版本、装帧、工具设备、历史常识以及相关领域的概念、术语、方法等内容,共收辞条3614条,总计30余万字;在编撰过程中遵照系统性和规范性原则,凸显专业辞典力求精准的特征,全面展示出古籍修复技艺的面貌,为我国非遗技艺的知识保存与管理研究提供了参考借鉴。

融媒体时代数字化词典编纂出版的现状及其问题

融媒体是词典数字化转型的重大机遇。目前对数字化词典的讨论普遍聚焦于多媒体词典或多模态词典,模糊了媒体融合背景下词典编纂出版的多媒体与多模态的功能差异,使得数字化词典停留在一个较低发展阶段。文章在对数字化词典调研的基础上,分析发现在词典编纂方面主要存在混淆多媒体和多模态的概念内涵、缺乏媒体融合的多模态词典文本、词典文本的组织单位和形态不一致以及缺乏对用户群体的精准服务等问题,而在词典出版方面主要存在编纂出版平台不统一、词典用户个性化知识需求尚待满足、词典文本的新媒介尚待挖掘和盈利新模式尚待开创等问题。

评人民教育出版社版《汉语图画字典》——兼谈积极型汉外字/词典的编纂和出版

文章评介人民教育出版社版《汉语图画字典》,指出其特色及不足,并据此探讨积极型汉外字/词典的编纂和出版。文章认为,《汉语图画字典》作为国内外为数极少的积极型汉英字典,在该类词典的编纂和出版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也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值得其他同类字/词典学习,但该字典所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也值得辞书界及出版界人士深思。

《满洲语辞典》的编纂出版及学术价值

笔者辛苦钻研20余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查阅满语文献,抄录了数百页的笔记,形成《满洲语辞典》。该辞典收录的满语词条达4万条,为日本国内满语辞典的最高纪录。该辞典对于满学、清史及相关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本《满洲语辞典》不限于日本的研究者,希望世界的满学研究者都能使用。作为日本人的笔者编纂"辞典"不欠缺日本语的译文,但日本语译文仅用于《清文鉴》和"用例",《清文总汇》《大清全书》《清文备考》《同文汇集》《清语摘抄所收折奏成语》等诸书词语,无日语译文,只有原文。如果注上日语译文则需要人力和时间,辞典的完成将会如期所愿,故此这些资料未添加日文译文,其目的是想世界的研究者利用起来更容易。

民国时期辞书出版发展概况及特点研究

民国是辞书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辞书作为有序贮存文化成果和认识外部世界的工具,顺应时代需求得以较快发展。民国辞书出版表现出数量丰富、种类多样、出版机构多元的整体态势。新式辞书发展成形,呈现多样化繁荣发展局面,辞书出版顺应时代潮流,以国家形势和社会文化需求为导向,以民营出版机构为主力,注重强化优势领域布局,宣传推广策略多样灵活。民国辞书完成了新旧转型,奠定了现代辞书的基本形式,促进了教育发展和文化普及,其中许多经验对今天的辞书编纂出版仍有借鉴意义。

关于辞书编纂出版人才队伍建设的几点思考

对于整个出版行业来说,辞书编纂出版是最基础的组成部分。负责辞书编纂的编辑需要具有较高的专业能力。但是现阶段,具备辞书编纂专业能力的编辑并不多,人才空缺十分严重,这对于辞书编纂出版工作的开展与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因此,论文围绕辞书编纂出版人才队伍建设问题展开了讨论,首先分析了现阶段辞书编纂出版人才队伍的情况,然后提出了加强辞书编纂出版人才队伍建设的措施,希望对我国的辞书编纂出版工作贡献微薄的力量。

加拿大人的民族意识与加拿大英语词典的编纂

本文论述了加拿大人的民族意识对加拿大英语词典编纂的影响,概述了加拿大英语词典编纂的历史,它可分为四个重要阶段,在这四个时期,分别出版了反映加拿大英语特点的各种词典,包括普通加拿大英语词典和加拿大英语学习词典等,介绍了这些词典各自的特色和不足之处。最后,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加拿大英语词典的编纂对加拿大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