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QUE ILLUSTRATIONS IN TIBETAN BUDDHIST SUTRAS

The illustrations for Tibetan sutras are coloured in two ways:in black and white or colours-the monotone illustrations accompanying Tibetan characters and usually engraved on woodblocks.The illustrations are often showed on the cover pages or two sides of the head pages of sutras; they are frequently displayed at two frames and in the middle of end pages.In this paper,I am going to introduce

高平开化寺大殿东壁卢舍那法界人中图像的来源及意涵

山西高平开化寺的大殿四壁绘有北宋元祐七年至绍圣三年的佛教壁画。其中,东壁所绘华严经变之南端,有卢舍那法界人中图像一铺。从该图像入手,通过将其与相关材料进行比对分析,基本可以获知其来源为流行华严与密教的辽国。辽代佛教的盛行,极大刺激了雕版印刷的发展,并带动了跨地域的图像传播。开化寺卢舍那法界人中图像的出现,一方面体现了10至11世纪弥漫于辽宋社会的末法观念,另一方面也意在强调华严的救度思想。

万部华严经塔塔基的预防性保护研究初探

内蒙古地区现存大量的辽塔建筑是我国建筑文化遗产中的重要部分,但辽塔受自然环境、人为因素的影响,目前出现了严重的病害,保存现状堪忧。文章通过对万部华严经塔塔基进行勘察测绘、拍照等工作,厘清了万部华严经塔塔基的病害种类及其机理。病害表现为裂隙与裂缝、剥落与缺失、溶蚀等。这些病害主要是由内蒙古地区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气候环境引起的,如风沙大、早晚温差大等。这给日后进行辽塔塔基的预防性保护提供了基础。文章提出了预防性保护策略,以防为主,治为辅,加强对工作人员的管理,通过监测提前识别风险,降低防治成本,尽可能减少对万部华严经塔塔基的再破坏。

成都万佛寺造像碑中的佛寺园林图像研究

佛寺园林是兴起于东晋、南朝时期的中国园林样式。成都市万佛寺的“元嘉二年造像碑”“梁二菩萨造像碑”和“须弥山造像碑”背面雕刻有独特的园林图像,图像较为客观地表现了东晋、南朝时期佛寺园林的艺术风貌,同时这三幅图像也是现已发现创作时间最早的“净土图式经变”题材的佛教美术作品。通过考证,万佛寺造像碑上的“净土图式经变”是参照南朝佛寺园林,应用全景式的构图,采用南朝“台榭”画的方法创造而成。图像运用了三段式分层的布局方法,通过将各种物象归纳为“梯形”图式并加以组合的方式,表现出南朝佛寺园林宏大的场面和深远的意境。万佛寺造像碑参照世俗社会中的佛寺园林作为“净土图式经变”绘画原型的创作方法,影响了敦煌唐代“净土变”题材壁画的创作。

失译、误题之经年代的考证——以误题曹魏昙谛译《昙无德羯磨》为例

语料年代准确是汉语史研究的根本,语料鉴别本身也是语言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失译、误题之经语言学价值极高,数量宏丰,目前学界对这些经或弃之不用,或直接引用,均不利于汉语史研究。而通过考证,可以梳理出可靠的语料,弥补中古时期资料的匮乏。从文献学、词汇学、文化学三方面综合考证误题曹魏昙谛译《昙无德羯磨》会发现:文献记载其非曹魏昙谛所译,其词汇面貌接近西晋以后译经,而戒法完善之"尼"在西晋以前更未出现,故其年代最早亦在西晋以后,极有可能是刘宋释昙谛所撰。另外,考证过程中应注意参照经的选择、区别性语词的提取、考证方法的应用等问题。

从《妙法莲华经》看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特征

鸠摩罗什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并在翻译实践过程中提出翻译理论——"味论",其主要特征为:注重简约、关照整体和语句通畅,以其代表译作《妙法莲华经》为轴心,通过与相关的竺法护译本的比较,认为:简约能使译文更精练,关照整体能保证前后译文的一致性,语句通畅能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

从疑问句看《大方便佛报恩经》的翻译年代

《大方便佛报恩经》是一部失译经,旧附“后汉录”。但考察该经的特指问句和疑问句语气助词,可以肯定该经是一部翻译时间不早于三国、具体译经年代待考的佛经,不是东汉译经。

从佛教词语考辨《大方便佛报恩经》的时代

从12条佛教词语(短语)入手,可以考察《大方便佛报恩经》的年代。其中"观世音菩萨"、"四围陀"、"释氏宫"见于后秦译经;"大悲愿","不请友",与《大方便佛报恩经》中如来十号相同的十种具体名称"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以及"萨遮尼乾","天宝香、天宝花(华)"和"一箭道"均见于东晋以后译经;"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最早见于东晋十六国及以后译经;"三藏九部"除《大方便佛报恩经》外,其余用例均见于南北朝以后的中土佛教典籍;"五盖十缠"最早见于南朝梁的《慈悲道场忏法》。这12条佛教词语表明,《大方便佛报恩经》不是东汉时期的文献。如果是译经,它的翻译年代当在东晋之后。

敦煌本宋绍读经题记及相关问题考释

敦煌文献中有四则隋代初年的宋绍(又作宋绍演)读经题记,现分藏于中、英、日三国。这些题记包含了比较丰富的学术信息,涉及周隋之际敦煌的宋氏家族、职官制度、七七斋丧俗、西北形势等诸多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国佛教阐释学研究:佛经的汉译

翻译是理解与解释的过程，是两种不同话语、两种不同文化之间 的对话。自汉代佛经翻译开始，中国古代翻译事业由文化征服走向文化交流。东汉时期，佛 经翻译受制于译者对两种不同语言的理解与表达能力的低下以及语言文化的隔膜，译经多为 “弃文存质”的直译；魏晋时期，佛经翻译家注意迎合中国本土的知识背景和学术思潮，译 经多为“滞文格义”的意译；东晋二秦时期，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从空间性和时 间性上彰明翻译的阐释学性质，鸠摩罗什注意到佛经“有意味的形式”，对已有旧译佛经进 行了语言和意义的双重正谬和双重诠释。隋唐时期，彦琮的“八备”和玄奘的“五不翻”， 标志着翻译理论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宋代赞宁的“六例”是佛经翻译理论和实践最完满的总 结。汉译佛经改变了印度佛经的原生态，使之以中国人理解的并经中国人解释过的方式成为 世界佛教的宝藏。

敦煌研究院藏0669西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考释

依据图录,通过对敦煌研究院所藏0669号西夏文《金刚波若波罗蜜多经》翻译,对该文献进行了缀合和断代。在此基础上复原了西夏文《金刚经》的完整修持仪轨,并与俄藏汉文本进行了对比,分析了汉文本与夏译本的区别,在其中新发现了一个西夏文字"",这为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入唐求法:铸造新罗僧侣佛教人生的辉煌

7—9世纪末,新罗与唐佛教交流频繁。7世纪初入唐求法的新罗僧侣,参与玄奘法师领衔的佛经翻译,对佛教宗派的发展、教义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8—9世纪来华的新罗僧侣,有些将唐朝作为中转站,前往印度求法取经,有些跟随中国名僧大德研习经论,学成返回新罗,对形成新罗九山禅门奠定了基础。新罗僧侣入唐求法,实现了自己佛教人生的最高理想,为佛教在东亚的传播、唐与新罗佛教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

古代佛教法供养与敦煌莫高窟藏经

本文梳理了佛教经典中的法供养——佛经供养观念,指出大乘佛教对法供养特别重视,由此形成了诸种供养法供养为上、为最的观念,并利用佛教史籍考察了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佛经崇拜现象的演变及其特点,在此基础上论证了自己的观点: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藏经的来源、结构及其封闭都与佛教法供养活动密切相关,是法供养的产物。

翻译佛经语料年代的语言学考察——以《大方便佛报恩经》为例

《大方便佛报恩经》,七卷。大藏经题署“失译,附《后汉录》”。学者通常把它当作东汉语料来用,值得商榷。本文尝试从语法(判断句、被动句和疑问句)、词汇(一般语词和“～切”式复音词)的某些角度,对其翻译年代进行推定。本文认为,《大方便佛报恩经》所反映的语法词汇面貌与可靠的东汉译经不同,应该是魏晋以后的译经。

梵汉本《法华经》语词札记

本文通过对勘《法华经》的两个汉译本与梵文本,对《法华经》汉译本中出现的一些词语及其理据进行了解释。这些具体的词语考释例证可以进一步证明梵汉对勘对汉译佛典语言研究的重要性。

《大方便佛报恩经》语汇研究

《大方便佛报恩经》是一部译者、年代不详，但口语材料比较丰富的翻译佛经。对其语汇进行辨析、考证，对中古语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些价值可从以下三方面窥貌一班：一是考释“衰丧、衰祸”及“留怀”等经中语词，抉发新词新义，补正《汉语大词典》的阙漏；二是考察“非”等词的新用法，这或许有助于推定该经的译经年代；三是列举经中部分俗字用例，以弥补《汉语大字典》在收字举证方面的不足。

中国古代佛教寺院藏经楼研究

古代寺院藏经楼管理者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其社会活动也相当频繁。除直接服务出家僧侣、在家信徒外,藏经楼还有服务儒家士子、供养寺僧之功。寺院藏经楼经费来源不尽一致,其所藏佛教图书比例亦有很大差异。藏经楼藏书来源多样,其载体类型亦至为繁杂。

西夏文《大乘无量寿经》考释

本文对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的西夏文《大乘无量寿经》残卷进行了翻译和校注,指出西夏本与现存两种汉译本均有差异,其所据藏文底本可能略有不同。

《大灌顶经》形成及其作者考

十二卷本《大灌顶经》是南北朝时期中国僧人撰写的经典,亦即所谓伪经。关于十二卷《大灌顶经》的形成有各种说法,但从经文本身提供的内证,参酌其他资料,可以考定《大灌顶经》后三卷产生于北魏太武帝灭法之前,前九卷产生于北魏太武帝灭法之后。宋孝武帝大明元年(公元457年)被集中编辑为十二卷,《大灌顶经》的作者为刘宋沙门慧简。

敦煌遗书中隋独孤皇后施造“一切经”及有关问题

敦煌汉文遗书发现的六种写本大藏经中,隋开皇九年独孤皇后所造即为其中之一种,据统计现存有六个卷号。独孤皇后所造"一切经"属于隋文帝时的"官造一切经"系统,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皇后造写大藏经的先例。同时结合相关佛教史籍记载,对独孤皇后施造"一切经"的监造者、造写地点,以及组织机构、所据底本、造经数量、写经流传情况与历史影响等问题加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