唃厮啰政权的兴起与青唐道贸易

促成河湟吐蕃诸部形成"唃厮啰政权"的原因,不宜夸大或仅看作是唃厮啰个人的作用。更为内在的社会经济动因是,吐蕃政权解体之后,散居于河陇一带的吐蕃诸部为了克服经济上不能自足的窘境,随时做有关"迁移"的抉择——他们或相互劫掠,或组建联盟(凉州六谷部),或改变政权认同获取利益(投降西夏、投靠宋朝成为"熟户")。正是这种长时期的政治无序与物质相对匮乏状态,唤醒了河湟吐蕃诸部关于一统秩序的历史记忆与现实向往(吐蕃政权),并意图以"赞普苗裔"为历史共鸣凝聚吐蕃旧部。唃厮啰作为当时被吐蕃诸部拥立的"赞普苗裔"之一,先后被河湟吐蕃部落首领李立遵和温逋奇胁制。然而,李立遵和温逋奇都因没能有效解决诸部所面临的有限经济能力与集权之间的固有矛盾而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随着党项的崛起建国,河西吐蕃、回鹘诸部投奔唃厮啰,青唐地区商贸开始繁荣兴盛以及宋朝出于"以夷攻夷"的目的赏赐册封等,使得唃厮啰有了充足的人力、物力构建政治阶序,使形成"政权"成为一种可能。

《宋史·阿里骨传》笺证

阿里骨为董毡养子,系北宋时期河湟吐蕃政权第三任赞普。阿里骨作为非唃厮啰家族的人物,继承唃厮啰政权的"赞普"之位并长期执政,一方面证明阿里骨具有超常的个人能力;另一方面这一致命缺陷让阿里骨统治的唃厮啰政权走向衰落,他的统治也成为青唐吐蕃政权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论宋代祖国内地和藏区主要经济关系的性质问题

宋代的祖国内地和藏区的经济关系主要是茶马经济往来。这些茶马经济关系,既有官方之间的贡赐关系,也有民间自发的商品交换。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于唐宋以来的祖国内地和藏区的茶马等经济关系,不加区分地都称之为"汉藏茶马贸易""茶马互市""贡赐贸易"等。文章提出,从经济性质上看,贡赐关系不属于贸易或互市,而是属于财税或准财税关系,尤其是自唐末吐蕃政权瓦解以后,祖国内地和青藏高原吐蕃部族政权之间的茶马贡赐关系就更不宜称之为"茶马贸易";官方垄断的不等价茶马交换也不是纯贸易关系,只有民间茶马交换才属于茶马贸易或茶马互市。正是具有准财税性质的贡赐关系为元代中央对西藏实现直接行政管辖奠定了经济基础。研究旨在重新梳理和审视相关史实的基础上,依据贸易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的相关概念,对宋代内地和藏区的茶马等经济关系的性质重新予以分类界定。

从“尊释氏”到“多元化”:唃厮啰家族及其居地的宗教嬗变研究

北宋时期,唃厮啰家族凭借政权的力量在其辖区内推行"尊释氏"的宗教政策,使得这一地区的藏传佛教得到迅速发展。元明清时期,随着唃厮啰家族影响力的衰弱和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唃厮啰家族及其居地的宗教逐渐发生嬗变,开始由单一的藏传佛教嬗变为多元宗教并存的状况。

《宋史·唃厮啰传》笺证

唃厮啰,北宋河湟吐蕃政权的第一任赞普。唃厮啰到达河湟地区之后,先后被李立遵和温逋奇控制。后来唃厮啰迁居青唐城,励精图治,建立起青唐吐蕃政权,成为第一任赞普。唃厮啰以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宋朝西北的历史进程,为宋朝牵制了西夏,成为宋代西北河湟吐蕃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宋史·瞎征传》笺证

瞎征为阿里骨之子,系北宋时期河湟吐蕃政权的第四任赞普。瞎征继位之时,唃厮啰政权内部面临着一浪高过一浪的内讧和反叛,外部则遭受到北宋政府发动的新一轮的进攻,内外交困。在这种情况之下,瞎征继位三年就不得不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瞎征执政最终使唃厮啰政权彻底地走向衰落。

《宋史·董毡传》笺证

董毡,唃厮啰三子,北宋河湟吐蕃政权的第二任赞普。董毡执政之后,沿续唃厮啰政权"联宋抗夏"的基本策略,使河湟吐蕃政权成为北宋牵制西夏的重要力量,董毡成为继嘣厮啰之后河湟吐蕃又一位极有影响力的人物。

结什角考

本文通过考述"结什角"相关史事,认为金夏时期的河湟吐蕃诸部一方面为了摆脱资源匮乏带来的经济窘境,随时做有关迁徙的抉择:他们或相互劫掠、或组建联盟、或改变政权认同获取利益(臣金、叛夏);另一方面诸部的自主行动无时不刻受到周边强大政权内政外交情势的影响和制约。

家国之间:唃厮啰家族与历代民族政策的关联性研究

嘀厮啰家族是宋元明清时期在甘青地区颇具影响力的藏族家族,嘀厮啰家族的兴衰沉浮始终与中央经略甘青地区的民族政策息息相关。宋王朝'无意疆理'和'断西夏右臂'的民族政策是唃厮啰家族政权兴起与覆没的最主要原因;元明清三朝对西北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以及在此理论基础上建立的土司制度是唃厮啰家族长期占据临洮地区并发展壮大的最根本的原因;唃厮啰家族走向衰落及土司职位的失去则是清王朝对土司的限制和削弱以及民国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必然结果。另外,以唃厮啰家族为代表的广大西北少数民族家.族亦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着中央的民族政策,唃厮啰家族政权'联宋抗夏'的策略一度改变了宋王朝在西北的民族政策,唃厮啰家族为代表的西北少数民族家族在地方的强大影响力以及对历代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是元明清时期在西北长期推行土司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