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中的“善意”监督及其路径探究

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监督对披露科研不端行为、加强学风建设有重要作用,但应在“善意”这一基本原则指导下进行。“善意”监督往往会因为主观偏见盛行和客观保障缺失而陷入困境。为实现“善意”监督,应通过科研伦理教育进行主观引导,并通过完善相关科研伦理规范、规范监督和举报程序、健全奖惩制度、建立救济制度等措施为“善意”监督提供客观保障。

清代诬告案件审理的法理逻辑及其展开——基于《刑案汇览》实证分析

清代人口快速增长,导致资源紧张,民间为获利而诬告的情况频发,加之,治理策略失当,处理力度欠缺,以致诬告之风盛行。历代各朝关于禁诬均有明确规定,清代《大清律例》关于诬告在行为构成、处罚规定上更加完善。《刑案汇览》中关于诬告案件的处理表明,清朝中央在治理诬告案件中有其特定治理路径及逻辑范式,通过“正条”与“比照”之法律适用,力求罪名与刑罚平衡。

认罪认罚案件审判活动中人民陪审员制度适用的挑战及其应对

人民陪审员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客观上存在张力关系。在认罪认罚案件审判活动中,人民陪审员制度适用的挑战体现在:人民陪审员参与空间愈加有限、事实审与法律审区分难度增大、人民陪审员审判能力被削弱等等。产生上述挑战的原因包括两种制度改革预期目标有别、陪审规则设计存在内生不足、合作性司法理念强化法律职业联系、考核任务增加工作负担等方面。顺应我国刑事司法发展趋向,宜从以下四个方面完善人民陪审员参与认罪认罚案件审判活动之主要方案:第一,坚持审判中心主义以统筹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进程;第二,调整人民陪审员参与认罪认罚案件的审判规则;第三,以优化检法职权关系为依托规范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第四,健全考核机制以提高认罪认罚案件审判质量。由此,进一步提升我国刑事案件繁简分流进程中审判方式改革质效。

基于胶囊网络的多标签罪名预测

针对罪名预测任务中存在的数据不平衡,罪名预测效果不理想的问题,提出了基于胶囊网络的多标签罪名预测模型。使用双向门控循环神经网络与卷积神经网络的并行混合模型提取胶囊网络的初始特征,即提取数据的时序特征和语义特征,提高胶囊网络提取初始特征的能力,然后使用动态路由进行迭代运算提取深层次的空间的信息;在损失函数中引入权值信息,解决因数据不平衡而导致的低频数据训练不足的问题。仿真结果表明,相比其它经典深度学习模型,上述模型有较好的罪名预测效果,能够解决数据不平衡与罪名预测效果不理想的问题。

黄培《含章馆唐诗选》考述

《含章馆唐诗选》是清康熙二年(1662)山东即墨诗人黄培所编的唐诗选本。康熙八年黄培因诗案被处以极刑,其生前著作多遭毁禁,存世罕见,这部存世的诗选具有相当高的文献和史料价值。《含章馆唐诗选》共选诗四百余首,以盛唐诗为主,尤其以杜甫的诗歌为多。其选诗情况反映了黄培深受明代高棅、李攀龙等人影响,继承复古思潮,坚持“诗必盛唐”的诗学主张。黄培尤其重视对安史之乱后杜甫诗歌的选录,寄托了政权变革之际知识分子的亡国之思。另外,诗选也为研究清初山左诗学发展提供了极好的研究资料。

司法人工智能运用背景下的被追诉人权利保障问题

刑事诉讼中司法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给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带来了影响,主要体现在导致对被追诉人的刑事追诉活动时间提前、追诉强度增加、控辩力量失衡和被追诉人参与失效等几个方面。按照权利与权力平衡的基本思路,我们可以从限权和增权两个角度协调司法人工智能运用与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的关系。从限权的视角出发,应以比例原则限制对司法人工智能的运用,强化刑事诉讼的等边三角形结构,并对作为人工智能基本要素的数据和算法进行适度公开。从增权的角度出发,应赋予并保障被追诉人知情的权利、反对的权利和获得专业帮助的权利,从而使其有足够能力应对刑事诉讼中司法人工智能的运用。

数字时代体育赛事视听盗播行为的刑法规制:必要证成、分类解析与实现路径

对体育赛事视听盗播行为的刑法规制进行研究,能够更好保护赛事组织者、授权制播单位的合法利益,维护体育传媒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研究发现,虽然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民商法等多种非刑事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挽救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但是由于盗播行为的技术门槛低、违法获利丰厚,使其效果渐显乏力,无法实现对行为的合理处罚与有效预防。这使得刑法介入该行为的规制、时机已经成熟。研究认为,刑法规制若想取得良好效果,一方面,必须进行犯罪构成分析,明确不同行为类型所构成的罪名,做到精准定罪;另一方面,必须妥善解释罪名的“溯及力”“罪数裁量”“帮助行为的正犯化”等适用问题,实现合理量刑。

论被追诉人逃匿后刑民交叉案件先民后刑处理方式

被追诉人逃匿后,我国现行刑事追缴制度及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均无法及时、有效地弥补刑民交叉案件中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为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保障刑民交叉案件中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在被追诉人逃匿情形下,我国公安司法机关应允许被害人就其未得以退赔的物质损失,向管辖法院先行提起民事侵权诉讼。为保障刑民交叉案件先民后刑处理方式得以顺利开展,我国应立法肯定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的被害人对保全财产的优先受偿权,并赋予被害人不服民事诉讼中止裁定的上诉权。

大型指控信息系统软件的系统测试设计与实施策略研究

综合了各类智能信息技术的大型指控信息系统软件,广泛地应用在各个国家重要领域,该软件提供的技术支撑为这些领域生产活动的高效开展提供了保障。在数字技术不断更新的背景下,大型指控信息系统软件质量提升变得愈加重要,这不光是软件测试界的愿景,也是国家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文章将该软件的体系结构特点进行分析,并提出软件系统的测试设计及实施策略,以期为大型指控信息系统软件或其他的系统软件测试提供参考。

刑事合规背景下单位责任人的出罪逻辑与路径

刑事合规背景下,存在“严惩责任人”与“放过责任人”之间的内在张力。事实上,基于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持续稳定运营的价值分析,单位犯罪归责理论的检视证成以及域外司法实践的有益参考,刑事合规单位责任人出罪具有进一步思考的法理逻辑。出罪路径方面,应以再次犯罪危险显著降低为前提,以责任人在合规中的重要作用为依据,并基于类型化思维,对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的企业,考虑单位责任人的实质作用;对于公司治理结构失范的企业,则充分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对不起诉制度等,扩大从宽幅度。

“私怨”还是“公愤”——王余照控案与晚清川盐官运改制再认识

“王余照控案”所呈现的真实历史面向十分复杂。丁宝桢参奏王余照“多罪”的证言出于自流井职员李春霖,而李春霖为李陶淑堂的掌舵人,是王余照家族在富荣盐场的重要竞争对手,二人私交不洽,甚至对簿公堂,其呈控王余照多罪的“事实”大有可疑。丁宝桢将矛头直指王余照“私德”不佳,却故意隐瞒曾任用王余照为“总绅”参与川盐官运改制的事实,有意将上控一案导向王余照对自己妄怀“私怨”的报复性回击。丁宝桢所隐晦不语的是,二人不睦的真因在于盐务本身,王余照对官运商销制度落地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弊病的上呈,成为二人分道扬镳的关键。因上控内容基本属实,故不能以王余照窃名上控而视其为诬告。

迪尔巴尔语和日语并列结构的句法中枢

迪尔巴尔语和日语并列结构中的句法中枢存在差异和相似点。两者的差异是明显的:迪尔巴尔语的句法中枢呈现跨分句的施格性,而日语的句法中枢呈现跨分句的宾格性。然而两者也有相似点:一是两种语言的单中枢都倾向出现于句首;二是两种语言都只有一种双中枢,即存在O1/O2+A1/A2双中枢,但不存在O1/A2+A1/O2双中枢。

普通话论元混合配置及其句法特异性

本文根据及物与不及物结构中论元与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建立了普通话论元在句法上的三分格局,即主格、宾格与通格。该三分格局可以用来统一解释普通话语序类型上的混合性、汉语语法史上长期存在的一系列老大难问题以及一些有趣的语法现象。

一种消音器气流量自动调节装置

消音器安装于机车发动机的排气尾管上,用于吸收发动机运行排出的气流,气流经过多孔消音管,噪声衰减后排入大气。目前,发动机在不同转速下会产生不同的排气流量和排气背压,摩托车消音器整体常采用焊接或铆接结构,其排气流量不能根据发动机的排气流量进行调节,即消音器与发动机的排气流量匹配度低,易造成发动机排气不畅和排气背压升高,从而降低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和转矩,抑制发动机热效率转换,增加油耗。另外,发动机排气不畅,影响消音器吸收发动机运行排出的气流及相应的噪声,从而发动机噪声大,形成噪声污染。

风险升高理论的理性检视

由于存在被质疑与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矛盾抵牾,归责程度标准的概率性路径以及将实害犯篡改为危险犯等三个方面的问题,故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道路上,应对风险升高理论本身的合理性做深度检讨。

AccuSizer 780A光学粒径检测仪在冰川微粒研究中的应用

冰芯微粒的研究对反映大气粉尘变化具有重要意义。根据雪冰样品的特点,为寻求一种更便捷更适合的微粒检测方法,选择AccuSizer 780A光学粒径检测仪并尝试将其应用于冰川微粒的分析研究。通过对新疆天山1号冰川的大量雪冰样品微粒的检测分析,结果表明AccuSizer 780A光学粒径检测仪可满足冰川微粒研究的需要。

论自首制度的本质

自首的本质与自首制度的本质并不是同一概念。作者从法理学、犯罪学和刑事立法的具体规定对自首制度本质加以分析 ,并结合刑事司法实践进行论证 ,首次指出自首制度的本质必然是功利。这一结论对于更透彻地理解自首、自首制度 ,准确地把握刑法第 6 7条之规定 ,以及司法实践中自首的认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黄金大米事件剖析指桑骂槐式的公众情绪--基于新浪微博的内容分析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特定时期,社会矛盾不断积累,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使得公众对政府等相关机构缺乏信任,加剧了社会不安全感和不满感。通过对转基因食品——黄金大米实验事件的研究发现,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由以前对科技、伦理等一般性的归因转为指桑骂槐式的情绪宣泄。本文通过对公众心态和情绪的分析,对政府如何疏导公众情绪,缓解社会冲突提出了建议。

好事者除外: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标准

公益诉讼若采用"任何人"原告标准可能会导致公益诉讼的效果适得其反,还可能侵犯私人权益,对"私权自治"原则造成破坏。采用"好事者除外"原告标准可以较好地修正"任何人"原告标准的两大缺点。法院应推定每一个起诉者都非"好事者",一般应在庭审中结合被告提供的证据来决定起诉者是不是"好事者"。惟有在起诉者被法院认定为"好事者"的情形下,它才不具有原告资格。

“罪名”与“犯罪行为”之辩——对《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解读

理论上和实务中对《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该款规定的是八种具体犯罪的罪名,有人认为是八种犯罪行为。但是从文义解释、《刑法》第17条第2款的立法精神和规范目的、“犯罪行为说”的弊端以及“罪名说”能满足实践需要四个方面可以证明,“罪名说”的观点是正确的。应该立足成文刑法的特点,站在罪刑法定原则的立场上去理解现实中存在的值得科处刑罚却不能解释到《刑法》第17条第2款中去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