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卫黄昏:崇祯朝与南明时期勇卫营研究

勇卫营设置于明末崇祯年间,由四卫营、勇士营改编而成,是崇祯帝即位后京营改革的关键一环。勇卫营虽称天子禁卫,却常年四方作战,或北御清兵,或南征流寇,战果颇著,是明廷倚重的重要军事力量。崇祯十五年(1642年),督理勇卫营太监刘元斌因“杀良冒功”被崇祯帝诛杀,成为勇卫营重要的转折点。“杀良冒功”并非刘被杀的真正原因,是否存在杀良冒功之事亦存疑,这恰是崇祯朝政治气氛的独有特色。甲申之变后,南明各政权亦设勇卫营,但其战斗力不可与崇祯朝勇卫营相论,且常成为各方夺权斗争的主角,其命运与各政权兴衰息息相关,并最终与南明政权一起灭亡。勇卫营的历史是晚明军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晚明政局的发展变迁,也是晚明朝廷政治公信力崩溃的真实体现。

做事的哲学:崇祯改历的工程性分析

从“做事”的范畴出发可以发现,由于“历”在古代中国的特殊性和工程所具有的三重特征,对崇祯改历进行工程哲学的分析得以可能。通过分析崇祯改历过程中的谋划性、时限性以及改历共同体的异质性,得出结论:改历工程在设计和管理方面,具有不亚于在科学上的关注。这一分析发现了古今中国在工程活动方面的联系,即管理在工程活动中具有突出的地位。

工程哲学视野下的崇祯改历

为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活动的认识和理解,探索工程哲学和科技史研究的结合点,本研究以明末的崇祯改历为切入点和研究对象,采用去中心化的立场和案例分析的方法,按照工程哲学“计划、实施、用物”的框架重新建构了崇祯改历的历史,并在组织和梳理史料的过程中揭示出:无论是在改历的古今路线和中西路线确立的时候,还是二者磋商的时候,都隐藏着工程实践的机会性特征。

《崇祯历书》与《晓庵新法》月食算法误差的比较与分析

在明末基于欧洲天文学编纂的《崇祯历书》中,交食算法是后来清初学者研习西法时的重要内容。文章以《崇祯历书》和清初代表性学者王锡阐基于西法所著的《晓庵新法》中的月食算法为研究对象,基于二者算法编写计算机程序,计算了崇祯改历后百年内的月食,并与现代理论值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晓庵新法》月食食分和食甚的误差均超过了《崇祯历书》,没有达到王锡阐基于西法“去其疵类”的目的,但二者精度均优于《大统历》和《回回历法》。之后,考察了二者月食算法误差的构成和来源,对《晓庵新法》算法误差大于《崇祯历书》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由此发现了《晓庵新法》真正的里差之元经度可能是北京,而非该书所声称的南京。

《晓庵新法》对《崇祯历书》交食算法中迭代运算的改订与推广

在明末基于欧洲天文学编纂的《崇祯历书》中,交食算法非常重要且又比较复杂,是后来清初学者研习西法时的重要内容。该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崇祯历书》交食算法中的迭代运算为切入点,对清初学习西法的代表学者之一--王锡阐关于西法的理解和改动进行了讨论和研究。首先,对《崇祯历书》在求解实朔望和日食食甚过程中的迭代运算进行了分析,发现相关算法来自第谷的《新编天文学初阶》,但传教士为了降低推算的复杂程度,对后者进行了少许改动。其次,通过与《晓庵新法》进行深入比较和分析,发现王锡阐不仅对《崇祯历书》交食算法原有的两处迭代运算进行了改订,而且将迭代运算推广应用到对食甚前后时刻,即初亏、复圆等时刻的求解中。虽然王锡阐对《崇祯历书》交食算法中迭代运算的改订和发展在当时没有被广泛接受和采纳,但其在日食初亏和复圆计算中的一些思路还是对后来的官方历法--《御制历象考成》产生了影响。

论崇祯王朝的覆亡——从《孙子兵法》解读崇祯王朝覆亡原因

明末崇祯王朝的覆亡,军事斗争失败是重要原因。崇祯皇帝不懂军事,干预军事,又猜疑将领,派宦官监军;明军两线作战,无法集中优势兵力,丧失战场主动权;战争旷日持久,明廷不断加赋;将领拥兵自重,军队士气低落,军纪败坏。这些都违背了《孙子兵法》的作战原则,直接导致了崇祯王朝军事斗争的失败。

崇祯朝“庚辰特用”的群体特征

崇祯朝“庚辰特用”群体共263人,包括副榜举人163人,岁贡100人。副榜举人乡试中式科年分散于万历、天启、崇祯三朝,以崇祯朝庚午、癸酉、丙子三科为主。按地域划分,特用者可分为三个梯次:南直隶、广东、福建、江西为第一梯次,浙江、四川、湖广、陕西、山西、北直隶为第二梯次,广西、山东、云南、河南、辽东、贵州为第三梯次。各梯次之间人数差距较大,具有地域集聚性。特用者入仕率高,大约在92%,均是中下级官员,担任地方官人数远多于京官。从铨选的角度看,“庚辰特用”实施的现实条件是战乱所致的官缺。

现状防御条件下历史极端大旱重演影响分析--以明崇祯大旱为例

开展历史典型场次特大干旱事件重演研究,能够为极端状况下的干旱灾害防御提供参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提出了历史特大干旱重演影响分析方法,并以明崇祯大旱为例,开展现状防御条件下重演情景分析,估算一旦发生明崇祯大旱对供水、粮食以及经济的可能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现状自然地理和水利工程条件下,若发生类似明崇祯大旱,核心旱区9省市连续7年年平均缺水率为21.9%,最高为38.7%;年平均粮食减产率为27.7%,最高为39.2%;年平均因旱直接经济损失占本区域GDP比例为5.3%,最高为11.1%;占全国GDP比例年平均达到2.2%,最高为4.53%。可见,一旦发生类似历史上的极端干旱,严重缺水将会对供水安全、粮食安全和经济安全造成重大威胁,因此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做好巨灾风险应对准备。

明末浙江水旱灾害分布规律与成因分析

明代末年的崇祯时期是浙江水旱灾害频繁发生的时期。史料分析表明,①崇祯年间浙江省水旱灾害频繁发生,崇祯中后期为浙江省的旱灾高发期;②水旱灾害空间分布差异明显,旱灾和水灾的分布与地貌类型密切相关,山区、丘陵多旱灾,平原多水灾;③与同时期北方旱灾相比,浙江旱灾具有滞后现象,反映灾害与气候变化类似具有穿时性。

《崇祯历书》和《历象考成后编》中所述的蒙气差修正问题

《崇祯历书》最早引入了第谷的蒙气差修正 ,改变了我国天文观测不考虑蒙气差影响的状况。《历象考成后编》中进一步引入了卡西尼蒙气差理论和新的蒙气差表 ,这份蒙气差表为当时学者根据卡西尼理论计算所得。卡西尼蒙气差表比第谷之表有更高的精度 ,它的引入是中国在蒙气差的认识和修正方面的又一次飞跃。

《崇祯历书》系列历法中的太阳运动理论

明朝末年,欧洲天文学第一次传入中国,其高潮便是《崇祯历书》的编纂。由于太阳运动在历法系统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从《崇祯历书》到《西洋新法历书》再到《历象考成》,对日躔理论的修改从未间断。文章首先比较了这一系列历法中的日躔理论,从文本的角度考察彼此之间的差异。然后重点分析太阳运动模型的变化,探讨了这些模型的合理性。最后讨论了日躔理论中主要参数的变化及其对精度的影响,对这些历法中日躔理论的整体精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对《崇祯历书》日躔理论的后续修改并未使其精度得到实质性提高。

中国历史上一次最大的天算引进项目

明末因传统的《大统历》预报日月食屡屡不准,徐光启力主聘请在华的西方传教士翻译西方天文数学著作《崇祯历书》,这是我国历史上一次最大的引进项目.对这一引进项目进行简单评价.

徐光启“会通-超胜”翻译思想例说

文章立足社会历史文化语境,通过对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及编译《崇祯历书》两件极具历史价值的翻译事件进行阐述,细致描画徐光启"会通超胜"翻译思想的提出背景和时代需求。文章试图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梳理与描画,阐述徐光启作为一名译者如何联系翻译与社会、如何通过翻译促进学科发展、积极通过实践确保翻译精准到位,以期拓展当下翻译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有君无臣”论:明清之际崇祯君臣的历史评价与君臣观流变

明清之际的"有君无臣"论,专指对于明代最后一朝崇祯君臣的评价。"有君无臣"论将君与臣做对立观,构成了对明亡事实的一种解释模式。然而在崇祯朝的庙堂之上,君臣之间以政治批评为指向,便时常有这样的论调。至清朝入主,明亡已成事实,遗民们虽怀着对故国旧君的怀念,但对"有君无臣"的结论却持了更多的保留意见。与此相对照的是清初统治者对"有君无臣"论的高调张扬,遗民与清廷两相对比构成了易代之际独特的舆论氛围。崇祯君臣、明遗民与清统治者对"有君无臣"的持论差异,反映出明末清初君臣观的冲突与流变。

明末的中枢决策与权力格局演进:以崇祯帝“改票”为视角

明末崇祯帝在位期间,对内阁票拟意见的更改成为其理政的惯性,"改票"之举成为崇祯朝凸显的政治现象。崇祯帝通过对大小章奏的"改票",试图表明其在理政能力上对阁臣群体的全面超越,同时展现出对士大夫辅政的戒备与疏离。阁臣对崇祯帝"改票"的态度,经历了从试图匡救国事到完全将顺逢迎的前后变化。崇祯帝的"改票"使得原有的票拟-批红决策模式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同时"改票"之举也消解了内阁的辅弼职能,并为宦官参政提供了更大空间。由崇祯朝的"改票"现象向前回溯,可以勾勒出明末皇权强化的演进路径。

徐光启对《崇祯历书》的编译与其实际成效的问题研究

徐光启是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一生在天文历法的科研活动中成就卓著。他对《崇祯历书》的编译,劳苦功高,然而在明清王朝,众多学者在“会通以求超胜”的思潮中,掀起了长达二百多年“夷夏之辩”和“西学中源说”的争论。可以说,鉴于历史的背景如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心主义态度”、儒家经学文化的影响,以及现实的原因如明清时人为摆脱理论困境的作用,此种结果也是历史辩证法使然。

“尽用西法”与“会通”为名——儒学与科学张力下徐光启的改历选择与圆融应对

徐光启制订了与大统历"会通归一"的改历方案但却"尽用西法",看似矛盾实则是晚明儒学与科学张力下徐光启的选择与应对。在科学强大张力下,徐光启通过对中西历学的客观认识、对逻辑自洽性与一致性思维方式的深刻认同,使改历尽用西法成为他的必然选择。而"会通"为名的改历方案扫除了"分曹而治"提议的弊端且避免了议用西历所引发的南京教案类似事件的发生,显示了他应对儒学张力的智慧。徐光启改历过程中对科学与儒学关系的处理方式于今仍具借鉴意义。

清初大儒黄宗羲与西洋历算之学

通过汤若望的启蒙与赠书以及个人持续不断地广购书籍,黄宗羲一直追寻着西方历算在中国发展的轨迹,在西洋历算谱系递进的各个阶段及其成果都有相应的著作与之呼应。他关注具体运算到理论体系的新成果,却并不盲从,试图对不完善或错讹之处予以补阙和修正,表现了他实现会通中西的不懈追求。其深远影响乃在于为平息中西历法的争讼、复兴中国古算的独立地位、确立西学在《明史》历志中的理论架构开辟了道路。

谁赴松锦吊忠魂——《燕行录》的史料价值之七

崇祯十四、十五年,明清在山海关外松锦前线的大决战,以明军丧师,主帅降敌结束,明朝从此失去了关外的优势。松锦战役的第二阶段,即崇祯十五年春,战事不多,清人以逼降为主。洪承畴、祖大寿投降后,其部下和当地百姓命运如何,中国现存的史料不见说明。据清顺治年间的《燕行录》记载,清人在当时实施了杀降和屠城兽行。朝鲜的使臣用诗歌和《日记》记载了他们途经这块土地上之所见所闻,凭吊了埋葬在这里的万名忠魂。

崇祯本《金瓶梅》笑话的艺术特征与文学意蕴初探

笑话作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自诞生之日起就凭借其辛辣独到的讽刺手法,夸张变形的艺术构思以及背反逻辑的情节设想等语体特点而得到作家青睐,其代表之作当属《金瓶梅》。《金瓶梅》中的笑话或寓揭露于嬉笑怒骂,或寄批判于嘲戏谐谑,对黑暗腐朽的社会现实进行了酣畅的批判,体现了作者愤世嫉俗悲天悯人的创作精神。同时,这些笑话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们在情节架构上体现了作者的匠心独运,在艺术构思上彰显了作者的别出心裁,起到了为作品本体锦上添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