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使行看朝鲜王朝对日观的流变(1763-1882)——以《赵济谷海槎日记》《日东记游》《使和记略》为中心

朝鲜王朝派出的赴日使者,其行记中的评价是朝鲜王朝对日观的集中体现。通过《赵济谷海槎日记》《日东记游》《使和记略》三篇不同时期的赴日行记,可以看出朝鲜王朝的对日观经历了“以日为夷—以日为邻—以日为媒”三个阶段的流变,而这种流变实质上反映了朝鲜王朝脱离宗藩关系并寻求独立国家地位的过程。朝鲜王朝对日观所发生的变化主要有三个原因,即朝鲜王朝国内实学思想的发展和开化思想的出现、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变动,以及朝鲜对外方针的转变。此外,也不能忽视行记作者个人因素所造成的对日观的差异。

朝鲜王朝使行录中的韩愈书写

朝鲜王朝(1392-1910)时期的使行录有着对中国历代文人的书写,这其中对唐代韩愈的书写尤为突出。综合来看,朝鲜王朝使行录中的韩愈书写集中于如下三个方面:首先,作为多数朝鲜王朝使臣赴北京途中的必经之地,韩愈祖居地昌黎县及邻近的抚宁县总能够激发众多朝鲜使臣之于韩愈的赞美。其次,北京国子监石鼓随时激活朝鲜王朝使臣的韩愈《石鼓歌》记忆。再次,“毕竟潮州困一官”——由文人担任的朝鲜王朝使者对同为文人的韩愈及其宦海沉浮存有发自内心的感慨与惺惜。

朝鲜王朝廷臣李廷龟两次赴明“辩诬”述论

明朝神宗年间,朝鲜王朝重臣李廷龟作为"辩诬"代表,先后于1598年和1620年两次出使明朝,就一些涉及两国外交关系的问题如"结党朋欺""背明投金"等,开展"辩诬"交涉活动。经过李廷龟等人的努力,明朝解除了对朝鲜的误会,从而使朝鲜重新赢得上国明朝的信任。朝鲜国王前后两次派李廷龟出使明朝一事,不仅反映出朝鲜对明政策的变化,从大历史的背景来考察,它也揭示出彼时东亚地区的国家关系、民族关系等问题。由此,考察李廷龟的明朝之行,有助于更明晰地了解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中朝关系史及东亚地区关系史。

朝鲜王朝时代的成均馆和科举

朝鲜王朝时代的科举以学校教育为基础而被制度化。朝鲜王朝初期的成均馆教育以培养文官人才为目标,教育课程与文科考试科目相互对应,其教育理念体现了与科举之间的密切联系。十六七世纪,由于教育机会的扩大以及儒生人数的增加,科举与学校教育逐步被分离开。自18世纪中期开始,成均馆考试被当作文科考试的一种,20%—30%的文科合格者都是通过成均馆考试而及第的。这说明,此时的成均馆考试逐渐呈现出科举化的倾向。

万历援朝战争期间东北亚地区地理知识的获取、传递与呈现:以《华夷沿海图》为中心的考察

万历援朝战争(1592—1598)是16世纪末在东亚影响深远的重要历史事件,与之相关的《华夷沿海图》的编纂,在地图学研究中的学术意义亦值得探讨。通过综合分析中朝文献,重点发掘朝鲜王朝实录和地理书籍等资料,可以发现:《华夷沿海图》及相关地理论述对中国北部与朝鲜沿海形势详加说明,是当时两国间地理知识交流大为增强的证明。明朝东征经略宋应昌主持创作该图时,除了既往知识和经验积累外,还融汇了自己在朝鲜的见闻,对特定地理信息的选择与处理也有的放矢。因此,《华夷沿海图》有很强的时效性和准确性。他对特定地理信息的选择与处理背后有着深刻的内涵。即使看似微小的信息的呈现与解读也能成为表达政治立场、阐明军事思想的有效工具,并能反映出战时明朝经略渤海、黄海思想之转变。

明清鼎革期朝鲜的明朝塘报搜集与应对

明清鼎革期,朝鲜使臣在面临明廷严格情报管控的情况下,仍然通过玉河馆的胥吏与驻扎在山海关的明朝官员获取了为数不少的明朝塘报。这些涵盖大量军事情报的塘报成为朝鲜使臣递交呈文辩诬、朝鲜朝廷派遣特定使团前往明朝的依据。通过追踪朝鲜使臣的塘报搜集活动,可以分析朝鲜如何利用塘报来采取对明交涉措施,从而在与明朝不对称的关系中寻找有利位置。

清代中国漂流民和朝鲜的中国情报收集

17世纪中叶以降,朝鲜被纳入以清王朝为中心的东亚海域秩序,并且在清朝的指导下建立了漂流民救助制度。救助制度规定,漂流到朝鲜海域的中国人必须接受朝鲜各级官府的问情调查。“问情”是朝鲜政府处理外籍漂流民时最为重视的环节。为了获得更多的情报,“问情”往往会结合口头审问和笔谈两种方式进行。朝鲜通过中国漂流民获取的中国情报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政治、军事方面的情报;社会、文化方面的情报;人文、地理方面的情报。这些情报在增加朝鲜的海外知识的同时,对其政治和外交活动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朝鲜王朝的“哈姆雷特时刻”及对华观念的“冰山性”

朝鲜王朝与明清王朝结成互利共生的命运共同体,但在"丙子胡乱"后,朝鲜进入生死抉择的"哈姆雷特时刻",成为朝鲜记忆重构的起点。朝鲜后期的政治焦虑,反映出其特有的权力结构和政治伦理。其面临的根本问题是重建王权秩序和两班统治,所以其他问题都是这一根本问题的副产品。孙卫国的研究把国内关于明清中朝关系史、朝鲜王朝史、东亚史学史的研究推向新高度,成为检验学界相关研究的试金石。国内未来明清中朝关系史的研究推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有赖于年轻学者摆脱以陈尚胜、孙卫国、葛兆光、王元周等为代表的学者带来的"影响的焦虑"。因为学界仍未触及明清中朝关系的一些关键问题,如朝鲜对华观念在"内"与"外"、"实"与"虚"、"断"与"续"等方面的辩证统一关系。所以,从"朝天"到"燕行"、从"北伐"到"北学"、从"尊明"到"奉清"等话语虽有助于理解历史的变化,但也遮蔽了历史的复杂性,因为朝鲜对华观念具有隐秘的"冰山性",背后交织着各种复杂问题,使"小中华"思想饱含多方诉求和多层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