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仁”与“归主”:徐复观在东海大学的追求与抉择(1955—1969)

1949年后美国将基督教教育事业延续到中国台湾,于1955年在台中创办了东海大学,试图把东海办成一所真正的基督教大学。此目标再次遭遇中国民族主义力量的抵抗,这在创办初期的校长选聘和理念之争中均有体现。徐复观自创校伊始即执教东海,他真诚追求“求仁”与“归主”的相互融通,同时竭力抗拒文化殖民主义的逆流,以“人能弘道”的精神将东海变成中国文化中心,终致在排他性宗教势力的攻击中被迫退休。徐复观尊重基督教等宗教信仰,但他首先是“儒家信徒”,在其价值系统的位序中“求仁”高于“归主”。徐复观在东海大学的追求与抉择,再次表征了近代以来基督教大学办学中错综的政教关系和文教关系(儒耶关系)。

梁启超与清末西方传教士之互动研究——传教士对于维新派影响的个案分析

本文研究自1891年,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至1897年戊戌政变前夕,梁启超与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交往关系。文中分析在此数年间,梁氏从“盲目崇洋”而发展出对西方文化作有批判性的选择接受之心路历程,并指出梁氏在早期对西方传教士所代表的“文化讯息”,已经能够分辨其(1)现代学术文化的意义和价值,(2)西方宗教传统及成见,(3)西方列强在华之已得利益和需求,这三种不同成分。此体认对梁氏于民国初年从政与治学的立场和贡献,有重要的影响。

基督教音乐活动与艺术人类学阐释——以云南芭蕉箐苗族为个案

苗族作为云南受基督教影响最大的少数民族,基督教唱诗已然成为其重要的文化表征,对苗族民众的日常生活、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各个方面产生巨大影响,并在其日常生活中呈现出了多姿多样的功能色彩。唱诗的内在组织特征和外显展演形式,正是艺术人类学的学术观照对象。艺术人类学以美学和艺术哲学的理论思辨作为潜在资源,以人类学的田野实证、实践体验作为具体路径,表现出来的敏锐现实介入力和问题阐释力正好成为阐释唱诗这一基督教音乐文化活动的有效理论视角。该视角着力于探究基督教音乐艺术实践的形塑功效,试图从音乐活动的展演切入到音乐主体的审美趣味,从而突破和超越了既往对该问题研究的平面描述模式。

《神曲》与《西游记》救赎意识之比较

"救赎"是宗教文学名著《神曲》和《西游记》共有的主题。通过救赎主体、模式、终极目标几个层面的比较,可以见出这两部名著各自代表的宗教意识和民族文化特征:《神曲》宣扬基督教原罪意识,救赎具有普泛性,基督教文化是罪感文化,强调理性判断和忏悔的力量;《西游记》代表中国化、民间化了的佛教意识,救赎具有英雄化、神化色彩,注重感性信仰,民间佛教文化则是乐感文化,表达了对富足自由极乐世界的向往。

新生代对基督教的信任态度及中介机制 以长三角地区数据为例

本文基于经典的"世代分析"框架和系统信任研究的"文化论"路径,试图回答:与其前辈相比,出生并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后的新生代在对基督教信任方面有无差异?若有,近代以来影响国人对基督教态度的科学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在其间是否仍具中介影响?以此会突显民众对基督教怎样的态度变化?文章通过对长三角地区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与前辈相比,新生代对基督教的信任度更高;科学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在世代与基督教信任间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且影响较弱。由此,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新生代在实现包容性国民精神转型方面的向好态势。

民族认同与宗教对我国少数民族民族认同的影响

民族认同表现为民族成员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和其他成员的亲近感以及对民族命运的关注。对于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来说,宗教总是构成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虽然民族认同的要素是多方面的,但宗教总是民族认同的一个因素。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因素对民族认同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同的宗教在民族认同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同一种宗教对不同民族的民族认同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教会·乡村·医疗: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

1927—1937年,基督教在世俗和宗教因素的影响下,在中国各地进行了形式不同的乡村卫生建设。这些乡村卫生建设从总体上可以区分为两种模式,即单一的医疗模式与综合模式的乡村卫生建设。各教会组织所进行的乡村卫生建设分布10余个省份,在西医传播与乡村改造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受制于客观环境以及教会自身在经济与人才等方面的束缚,这些乡村卫生建设只能影响有限的区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乡村社会。这不仅是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的困境,而且是当时整个中国乡村卫生建设所面临困境的反映。

略论李璜与非基督教运动

作为20世纪20年代反宗教的先驱,李璜的反教思想的形成与其早年的学习经历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非基督教运动中,李璜扮演着领导者和中坚人物的角色,其反教言论和国家主义教育学说对当时的思想界和教育界均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在事实上对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信耶稣的国民:民族主义与1920年代中国基督徒的身份问题

近代以来,基督徒的身份一直是困扰中国基督教会的疑难问题。义和团运动后,民族主义在中国教会内部逐渐成长。五卅运动期间,中国基督徒积极参与反帝爱国运动,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身份认同。他们将自己的身份界定为"信耶稣的国民",表明他们每个人既是基督徒,也是国民的一分子。这既是中国教会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主动适应社会环境的结果,也是其在建立本色教会过程中身份认同逐渐明确的体现。1920年代后期,基督徒群体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强调自己作为国民的责任和义务。但基督教会与政府之间关于教会学校的注册问题与国民党党化教育问题的争论表明,教会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并未完全消除。

从儒家政治哲学中发现“共和政体因素”——论孟德斯鸠的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研究

以往我们对孟德斯鸠思想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其对东方专制政体的批评及其民主政治思想这两个方面,却忽略了其中西政治哲学平行比较研究以及从儒家政治哲学中发现"共和政体因素"的思路。从他对儒学与斯多葛派哲学的比较研究中可以发现,他对这两派学说有着同样的深刻理解和高度评价;从他关于中国的"礼教构成了民族的一般精神"的论说中可以发现,他认为专制政体的恐怖原则乃是对儒家礼教原则的背离;从他对儒学如何"给专横权力划定范围"的论述中可以发现,他从道德的根源肯定"亲亲互隐",与孔子的观点完全一致;从他对儒家礼教与基督教"一般精神"的比较中,则可以发现他对儒学的局限性有一定的深刻认识。

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

该文阐述了国家主义者对基督教教育的批评以及教会方面的回应,指出了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压倒一切的准则。尽管教会方面揭橥自由主义的旗帜,力图对民族主义有所限定,然而基督教教育与不平等条约的密切联系,使得教会方面的企图很难合法化。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严重失衡,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二战”后美国犹太文学经典对美国民族认同的建构

"二战"后美国犹太文学经典高度重视对美国民族认同的建构,并采用多种策略来达成这一目标。"二战"后美国犹太文学经典所体现的"对美国精神的认同、对美国基督教的认同、对美国公民身份的认同"是其对美国民族认同的重要表征。"二战"后美国犹太文学经典对美国民族认同的建构对美国犹太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

龙与鸽子——中国的民族-国权主义与天主-基督宗教

分析了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的民族主义与国权主义的关系后可以发现,仅仅用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无法解释当代一些现象;而从先秦直至当代,国权主义观念已经渗入并主导了民族主义观念,其象征就是皇帝专用的"龙"这一符号。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的天主教和新教教会一直按照政府要求宣传爱国主义,历史上也可与民族主义并存,但基督宗教的本质与国权主义的距离,正如鸽子与龙的距离一样。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和平象征的鸽子,更能代表中国人"以和为贵"的民族特征。

基督教视域下朝鲜族的认同状况研究——以沈阳市朝鲜族为例

以改革开放以来沈阳市朝鲜族人群为调查客体,从基督教信仰的视阈出发,以朝鲜族的身份认同对象所涉及的中国境内的朝鲜族、朝鲜半岛的同源民族,以及中华民族三个层次为内容,阐述朝鲜族认同的现状,分析朝鲜族认同背后的因由,总结基督教对于朝鲜族认同的影响。研究表明,沈阳市朝鲜族群体基于共同的族源、血缘、语言等因素,在群体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向等层面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意蕴。

英格兰民族语言形成中的基督教因素

英语在中世纪晚期发展为英格兰民族语言所经历的过程漫长而曲折。在中世纪英国基督化过程中,基督教因其宗教传统、独特的时代性和社会性影响并推动着英语的向前发展,而民族宗教的形成是英语民族语言的形成与发展的最关键宗教因素之一。用本民族语言诠释宗教信仰、传播宗教理念是民族宗教形成的前提条件,以伦敦语为基础的英语方言顺应了这一历史需求,成为传播基督教的新用语,客观上为民族语言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基督教在巴拉河流域苗族社区的传播历史考——基于对南花村的调查研究

宗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人类重要的一种生活方式。本文以黔东南巴拉河流域的苗族村寨为考察中心,从宗教社会人类学的角度,对基督教在崇巫尚鬼的苗族社区的传入、传播过程及组织形式进行初步考证。

义和团运动与义和团战争学术论证会综述

为推动义和团运动研究,中国义和团研究会与上海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了"义和团运动与义和团战争学术论证会"。与会学者就"义和团与中西文化"、"义和团战争还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义和团运动与社会转型"、"义和团运动与民族主义"及2010年学术会议主题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并从扩展义和团研究的视野、运用社会科学新方法研究义和团和开发新史料尤其是档案史料和海外史料等方面为2010年在山东大学和上海大学举行"两地会"形式的义和团国际学术会议提出了许多设想。

试析民族主义在非基督教运动中的作用问题

在非基督教运动中,不同党派、不同信仰的人们向基督教发起猛烈攻击,民族主义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同信仰的人们都无一例外地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原因在于,20世纪初,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在中国人的心态中,除了向西方学习的心理外,还有不可磨灭的“救亡图存”的民族情结。如果说非基督教运动中存在着某种支配力量的话,那就是民族主义。本文将就民族主义在非基督教运动中的作用做一探讨。

性别、家庭与国家——从近代教会女子大学看基督教女知识分子群体的融合与冲突

本文据中国两所基督教女子大学的档案史料,探讨近代基督教妇女群体内的融合与冲突。在以往研究中,女教徒常被想象为一个高度同质、彼此融合的社会群体。然而,这一群体内、外存在着文化、国别、种族的重大差异,由此性别、家庭、国家认同上呈现既融合又冲突的特点。此种融合与冲突并置的特性,在近代教会女子大学内中西方基督教女知识分子之间关系的建构中呈现得较为明显。因此,本文尝试从社会史的角度,以教会女子大学为个案,重构近代基督教女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讨论其在性别认同与家国传统等问题上的融合与冲突。

抗战时期节约献金救国运动发端考

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是抗战时期轰动全国的一场爱国运动,其献金数额和民众精神动员都有效地支援了抗战。这场运动的思想萌发于冯玉祥与基督教界人士在四川成都座谈有关抗战救国的方式问题。在冯玉祥的倡导下,座谈会上的基督教界人士形成共识,一致将节约献金视为他们参加抗战救国的主要方式,并积极付诸行动,发起基督徒节约献金救国运动。中国基督徒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成都分会的成立标志着节约献金救国运动真正开始,而后逐渐发展为中国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