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德国新教传教士花之安的中国研究

花之安是 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 1864— 1899年 ,他在中国从事传教活动达 3 5年之久。他以“文字传教”为工作重点 ,一方面用中文写作了若干宗教宣传品和介绍西方文化的读物 ;另一方面 ,他也有意识地研究中国 ,把中国的各方面情况和他自己的认识介绍到西方社会。然而花之安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为传教服务的。由于宗教偏见和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影响 ,花之安的中国观带有显著的帝国主义倾向 。

医学传教与近代中国外交

医学传教是基督教在华诸多传教方式中的一种。在近代中国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医学传教对近代中国外交产生了一定影响。一些医学传教士充任本国领事和外交官,有的以客卿身份参与外交,有的则积极对外交施加影响,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对近代中国外交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民国时期,由于教会医疗事业的本土化、中国外交的近代化等原因,医学传教对民国对外交涉只有微弱的影响,仅表现为有限的个案。

民国中期传教士布道河南回族述评--基于英文季刊Friends of Moslems(1927-1944)

Friends of Moslems(《友穆》)季刊是民国期间西方传教士布道中国回族穆斯林的机关刊物,英文版刊行。以该刊为资料来源对民国中期传教士布道河南回族进行全面梳理和述评,可了解河南回族的一般状况,以及传教士布道河南回族的历程和困难,并可从一些案例的分析中得出布道是否成功的结论。

“学术传教”与“以教引实”——从中西天道观看晚明基督教入华

自然意义的天道是恒常而不可变更的,社会意义的天道则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神性意义的天道则具有永恒性、主宰性。道德形上学意义的天道观虽有其变化的一面,但其核心始终是"仁义礼智,天道在人"的观念。从西方思想文化来看,与中国文化中的天道观相对应的是其神论。大体上说来,西方神论的历史演变是从古希腊的多元神论开始,经过理性思辨的上帝观的洗礼,并与希伯来惟信传统的上帝观相结合,终而形成了基督教的上帝观。中西天道观的相通之处使基督教得以在中国传播,并为部分晚明学人所接受,而二者之间的差异则决定了基督教东传的种种曲折与反复,决定了基督教传教士与晚明学人之间的差异。前者旨在"学术传教",而后者则重在"以教引实"。

基督教宣道会对西北藏族传教地理格局的形成及其演变

对藏族传教是宣道会在近代西北传教的重要内容。宣道会对西北藏族传教地理格局经历了由大于号形到带形的演变,从1934年起出现不断萎缩的趋势。本文主要依据宣道会的档案资料,分析上述大于号形传教地理格局的形成、演变及其原因,认为民族团结是民族地区预防和抵御外国宗教势力渗透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

布道与牺牲——基督教布道团在山西(1882-1900)

19世纪80年代,美国欧柏林大学开始向中国山西派出传教士,开启了欧柏林大学与山西之间的联系。本文以介绍曾任"欧柏林山西纪念协会"主席的爱尔斯文斯.卡尔逊的大作《欧柏林帮:基督教布道团在山西,1882-1900》为主,回顾了欧柏林大学与山西农业大学、云南大学的友好交往与合作。

鸦片战争前清朝对待西器东传和西学东渐的态度

闭关锁国是清朝对外政策总体描述。不论是顺康时期的"禁海",还是乾嘉道时期的一口通商,清朝也没有完全割断与西方国家的交往。总览鸦片战争前的西器东传和西学东渐,呈现出西器东传宽,西学东渐紧;西器东传快,西学东渐缓;西器东传畅,西学东渐塞的特点。天朝自大和文化专制促使朝廷错误地选择西器与西学,报复性的惩罚终于在鸦片战争中发生。

虚幻的英国神话——再读《简爱》与《藻海无边》

《藻海无边》不仅重写了《简·爱》中疯女人的故事,还以细致入微的笔触对《简·爱》中文明康健、基督教使命和绅士风度等英国神话进行质疑,从而对构建英国民族身份的多重属性釜底抽薪,揭示英国神话的虚幻本质。

西方传教士与华人基督徒——清末福建美以美会内部争论述评

本文以美国德鲁大学 (DrewUniversity)馆藏资料为主要基础 ,描述清末福建美以美会教会两次内部争论 ,力图从新角度探讨清末基督教史。文章认为 :西方传教士并不是清末中国基督教的唯一代表。中国基督徒、西方传教士 ,同样是清末传教运动不可或缺的要素。在清末福建美以美会 ,传教士的内部矛盾与华人基督徒的影响密切相关。

基督教会在乌蒙山区苗族社会中举办的教育事业探析

20世纪伊始,在乌蒙山区传教的基督教会开始把西方现代教育引进乌蒙山区的苗族社会中,逐步建立起了乌蒙山区苗族社会的现代化教育体系。虽然各教会的办学方式、办学特点不尽相同,但共同点是把现代化的教育观念、思想、体系和制度带进了乌蒙山区的苗族社会中,并将乌蒙山区的彝族、傈僳族、汉族等民族卷入其中,成为这一地区现代化教育的奠基之举,也是乌蒙山区苗族社会"非典型现代化运动"1的发轫。

宁波崇信义塾史略

崇信义塾是近代西方新教差会在中国创办的最早一批新式学校之一,同时也是民国时期著名基督教大学——之江大学的前身。该学校自1845年由美国长老会宁波差会初创,至1867年迁杭,更名育英义塾,发展到后来的育英书院,乃至最后升格为之江大学。其办学形态经历了从小学程度、中学程度直至大学程度的进化转变,实可作为基督教教育在华嬗变发展的生动诠释。此外,崇信义塾办学的诸多方面,如招生、师资队伍、课程设置、教学管理、日常运行、经费收支等,都在当时的差会学校中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可以说,崇信义塾的办学历史,无论是在中国近代基督教教育史的发展脉络上,还是差会学校早期本土化进程中都具有典型性特点。

论基督教传教士字威默对伊斯兰教的认识转变及其影响

基督教传教士字威默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活跃于穆斯林世界,并致力于穆斯林传教事业。20世纪初,字威默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发生了转变,即由对伊斯兰教教义的批判,转向寻求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共识与对话,这一转变也影响着基督教对中国穆斯林的传教事业。

重提多马传道会个案:从21世纪的视角看1世纪

跨对话的方法论允许对话各方把各自在世界中存在的冲突作为开放的探索进路。东西方文明的第一次相遇,即基督教和佛教的相遇,发生在公元1世纪的丝绸之路上。从基督教的视角看,是多马传道会改变了佛教的特点,把佛教引向了有神论的一边(因此有了大乘佛教),并首次将佛法介绍到了西方;从佛教的视角看,则是阿育王的使团将佛法带到了西方世界,并启发了艾赛尼派思想,耶稣接受最初来自该教派随后又离开该教派的施洗约翰的洗礼,把福音带到了另一个方向。佛教和基督教在东西方文明的相遇上都有一些正确的说理。佛教经典《法华经》中的寓言故事可视为我们今天开创多声音的文明对话而在古代丝绸之路上找到的一个历史见证。

齐鲁大学与近代山东医学教育

较之古代社会 ,近代山东的医学教育在内容、形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西医教育由传教士引进山东 ,并在教会、地方政府的推动下不断得到发展 ;传统中医的传授则逐渐陷入困境。教会所办的齐鲁大学蜚声海内外 ,其医学院实力尤为雄厚 ,在山东的医学教育领域居于非常突出的地位。出色的师资队伍、严谨的学风以及比较稳固、充裕的物质保障是齐大医学院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中国近代基督教大学办学宗旨的演变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有13所基督教大学。这些基督教大学最初都坚持传教的宗旨,体现在校训文化、课程设置、校园宗教活动、校长垂范等方面。但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中国兴起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基督教大学先后在中国政府注册备案,办学宗旨也发生了转变,表现出中国化和世俗化的特点,主要体现在课程设置上,宗教课改为选修,普遍出现英语授课,广设职业课程。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生存发展达半个多世纪,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入乡随俗、与时俱进。

中世纪基督教会学校对近代大学的影响

历经一千多年的中世纪被认为是神学对科学压制最严酷的时期,但正是被认为"黑暗"的中世纪产生的教会学校,对近代大学有着深刻的影响。它建立了近代大学采用固定场所和固定人员教授的基本模式、近代大学基本课程科目的框架、近代大学基本的教学方法、开创了注重理性的思维方式。

清前期天主教在中国女性中的传播及影响——以《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的史料为例

清初的女性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属于弱势群体,在家庭生活中却担负着维持偶像崇拜的重要角色,以《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为主要文献依据,可以探索清初天主教对于妇女的传教情况。来华的西方传教士认识到中国妇女比男性更需要宗教上的慰藉,因而采取多种策略积极发展中国女教徒。他们或是鼓动一家之主发展女眷入教,进而鼓励入教的妇女向亲友传播福音;或是针对遭遇精神打击的、患病及面临生存危机的妇女传教,并变通修行规定、专门设立女堂以方便女教徒进行弥撒。在他们的努力下,清初女教徒迅猛发展。其中阿加斯、赛西亚和甘弟大为女教徒的典范,在天主教传播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亦可窥见女教徒在天主教的接受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追求尊严与独立的可贵精神。

在帝国与商业中心之间:近代早期东南亚基督教传播中的经济

前言 基督教在东南亚传播的驱动力之一是欧洲人的贸易竞争,其重要性几乎毋庸多说。对于葡萄牙和西班牙而言,传教事业与商业扩张紧密相连,因为“灵魂救赎”常常被用来替捍卫经济利益的斗争辩护。

晚清温州基督教与本土文化的冲突与调适——以《晚清温州纪事》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西风东渐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不断加速,宗教文化冲突亦日益突显,温州亦不例外。以苏慧廉《晚清温州纪事》为中心,考察基督教与温州本土文化,既存在明显的冲突,也有不少灵活变通的策略和手段。当基督教与本土文化以一种平和、开放、理性的方式互动时,对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良性发展及中国地方社会文化的近代转型都有促进作用。分析晚清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互动与调适关系,对促进宗教和谐亦当不无启示。

欧美基督教在张家口:差会、传教士和档案文献

近代大批欧美传教士来华活动,并在宣教的同时积极参与当地各种社会活动,见证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张家口位于中原汉地和蒙古草原交汇的咽喉,曾是近代以来许多欧美差会组织高度关注的城市之一,在这一专题研究中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利用近年来在欧美访学的见闻和新出版的相关工具书,对欧美各地所藏张家口外国差会档案状况进行梳理.这些档案不仅包含了传教士的传教工作情况,也记录了他们所见证的张家口及其周边地区的风貌.本文同时以收藏于英国亚非学院的伦敦会景雅阁档案以及收藏于剑桥大学的大英圣书公会房产档案为例,尝试以来华差会的档案文献切入张家口城市史的研究,探索张家口的文化特性及其近代特殊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