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孤儿”故事在十八世纪欧洲的传播——以《赵氏孤儿》的改编为核心

《赵氏孤儿》是中国古代著名悲剧作品。1735年,耶稣会士杜赫德编撰的《中华帝国全志》出版,收录了《赵氏孤儿》法译本,随后在欧洲引发了关注。1736年,耶稣会率先上演了以“救孤”为主题的戏剧《召公》。此后,在法国、英国、奥地利、德国至少出现了六部以“中国孤儿”故事为基础的改编作品,这些作品体现出各不相同的改编思路。伏尔泰改编的“五幕孔子道德剧”《中国孤儿》融入了启蒙精神,宣扬了儒家的仁爱思想;意大利剧作家梅塔斯塔西奥的《中国英雄》褒扬了博爱与忠诚;英格兰作家哈切特和爱尔兰剧作家墨菲的《中国孤儿》突出了对暴政及侵略军的反抗;德国作家维兰德的《金镜》将“中国孤儿”故事与“重返自然”的教育思想融为一体;弗里德里希的《中国人或命运的公正》则宣扬了善恶有报、天命难违的观念。这些欧洲作品从不同角度吸收了“中国孤儿”故事中的优秀元素,也推动了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在西方的传播。

“君主镜鉴”还是“修养小说”?——从体裁史角度看维兰德小说《金镜》对《赵氏孤儿》的接受

元杂剧《赵氏孤儿》作为18世纪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在当时欧洲知识文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在18世纪德语文学作品当中,接受并化用"赵孤"题材的一个例子,是克里斯托弗·马丁·维兰德的小说《金镜》。本文试图从维兰德小说的文学形式入手,从体裁史角度考查《金镜》中"梯方成长故事"所体现的"君主镜鉴"与"修养小说"两种文学体裁的特征,并发掘这两种体裁传统在"梯方成长故事"中此消彼长的张力关系,以及由此折射出的18世纪下半叶德国文学的个体化与市民化倾向;以此为基础,进而分析"赵孤"题材在"梯方成长故事"中与以上两种文学体裁传统的具体结合方式,为研究维兰德对于《赵氏孤儿》的接受提供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