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戰國楚簡看《説文解字》形義分合的類型

文章討論了戰國楚簡及古文字中“梪/■/樹、穜/種、御/馭”三組形義關係。由戰國楚簡等出土文獻知,“尌=■=樹”,許慎分“尌”爲動詞、“樹(■)”爲名詞;“穜、種”在出土文獻中爲異體,可同表“種子、種植”義,許慎分“穜”表種植、“種”表種子;“御/馭”在商周時是不同的兩個字,有“使馬”義的是“馭”而非“御”,至戰國二字因聲符相同而相混,致“御”有“使馬”義,許慎以“馭”爲“御”之古文而合二爲一。以上三組例子形成形義分合的三種類型:“尌、樹”屬一字分化型;“穜、種”屬異體分化型;“御、馭”屬音近混同型。文章有助於漢語字詞關係的探索。

战国楚简与殷墟卜辞对读二题

战国楚简与殷墟卜辞对读可以互相发明。1.殷墟卜辞的“[册口]”,楚简中写作“册告”“册祝告”,传世文献中则写作“册祝”“策告”,书写形式和表述形式发生了变化,但“以简册报告”“称册祝告”的意思仍然沿用。而且,从清华简《金滕》(《尚书·金滕》亦然)可见古人的册告仪式和背景信息,而卜筮简则可见册告的较完整句型。2.楚简中的“习贞”,对应殷墟卜辞中的“习卜”,二者均有重复占卜的意思,均位于前辞的位置。3.殷墟甲骨无名组“习卜”的最高次数为“四”,表明重复占卜四次,共占卜五次,与目前所见成套甲骨为“五”的情形相合,但有一版“六卜”午组卜辞和一版含序数“七”的师组卜辞可能是特例。4.与“习卜”相关的“三卜制”耐人寻味,“三卜”现象的确存在于殷墟卜辞,但承担三卜的人物是否分属于王(元卜)、右卜和左卜还值得进一步讨论。5.论文还对殷墟卜辞的“习卜”辞进行了辨析,去除了一些误解。

荆州战国楚墓竹简古乐谱书写制度初探

湖北荆州王家嘴战国楚墓2021年6月出土的竹简中,有一种新见类型简册,可称为“乐简”,记载的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古乐谱。这是中国音乐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学术发现。根据竹简图版及整理者的介绍,对其中两枚乐简释文进行初步研究可知:根据古代简册制度看,其上不固定位置的、通简标有的横线应是表达某音乐单元终结的标记符号;乐简上简文的读法是分段阅读,先右列后左列,接续而下。这一研究结论对人们深入认识乐简的性质,从而进一步探究其简文的内在规律提供了基础。

论战国楚简中乐学文献的主要类型及其文学批评意蕴

出土楚简中有许多乐学文献,这些乐学文献类型多样,蕴含丰富的文学批评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其一,对诗乐实践活动的记载。战国楚简中所记载的诗乐实践活动类型多样,包含对远古时代乐官诗乐活动的记载,对祭祀、丧葬中乐器使用的记载,对宴饗、军事活动中诗乐实践的记载等。其二,对诗乐范畴的阐释,其中涉及对“和”“德”“情性”等多个诗乐范畴的论述。其三,对诗乐功能的认识,包括对诗乐娱神、乐人化人、以乐辅政等多种诗乐功能的认识。战国楚简中的乐学文献,充分体现了先秦时期诗乐批评活动的丰富多样,展示了先秦文学批评思想发展的脉络。

楚秦洞庭苍梧及源流演变

从里耶简文出发,结合相关材料分析秦简牍所见洞庭、苍梧两郡,将传世文献所见楚洞庭、苍梧,汉苍梧郡与两秦郡相比较,另将楚秦黔中郡、秦汉长沙郡、汉武陵郡等一并考虑,以考察楚秦洞庭、苍梧之源流演变。认为最早楚洞庭应指山名或一较小水泽名,后泛指沅湘下游洞庭湖平原,亦指楚邑名,战国晚期因楚秦战争,楚国才在此设郡,其范围当与"洞庭五渚江南"(楚邑)及包山楚简所见楚县邑有关,含湘资沅澧下游通道;而秦洞庭郡含沅澧中下游(包括酉水流域),郡治应在临沅或索。楚苍梧腹地在九疑山区,而秦苍梧郡更重视五岭关口,二者范围、南界应有不同;汉苍梧郡仅设于五岭以南,与秦越(西瓯骆越)战争、秦朝平定南越后分设桂林等郡、楚秦移民及其后裔对岭南"封中"等地的开发、秦苍梧郡分划以及汉初南越国设苍梧王属地(或以桂林监守之)等过程、因素有关。

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豫、咸二卦

笔者曾著文研判了《周易》古经中的剥、豫、萃、咸、艮等五卦与中国传统医学萌芽期的关系。战国楚竹书《周易》问世以后,通过对其豫、咸二卦文字的考察,进一步揭示了此二卦所蕴涵的中国传统医学的萌芽。

直诉制度的历史实践渊源新证——以包山楚司法简为材料

通过对包山楚司法简的案件文书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早在战国时期楚国即有类似后世"直诉"的诉讼程序制度实践,而且当时楚国的"直诉"程序已经较为成熟并应达到制度化的层面,楚国的"直诉"制度也可能正是同时期成书的《周礼》关于"路鼓肺石"类直诉制度的实践渊源。由此可以判断,直诉制度的成型应在战国时期,我们对汉唐时期直诉制度方才成型的传统观点,有必要进行再检讨。

读上博楚简《孔子诗论》劄记

本文对上海博物馆整理的战国楚简中的《孔子诗论》进行逐简的解读,主要从文论角度揭示其理论内涵,包括诗乐功能和情志关系理论,《孔子诗论》作者对《诗》的解读方式,《孔子诗论》与《毛诗序》的关系等。

《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邦风》释文订补

《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内容十分重要，其中《邦风》部分的竹简编次和注释都有不当之处。本文是在订补的基础上对孔子论诗的体例及部分内容作了新的诠释。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补释

本文对《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1]中的《子羔》、《鲁邦大旱》、《从政》、《容成氏》各篇若干误释和阙释的、、、洒、、、、、等字,提出个人的见解。

战国楚竹书与儒家“理想社会”构建

战国楚竹书为研究先秦学术思想史提供了丰富材料。楚竹书对个体的强调,对君子的社会关系即"人伦"的要求显示出逻辑上的承继性。楚竹书所见战国儒家政治理想中通过君子个体到家族伦理关系所表达的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之一以贯之的精神,构建出修、齐、治、平这一传统精神的逻辑发展轨迹。由此横断面所管窥出的政治思想,还能使我们联想到其后长达千年之久的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的主导思想,似均在这一时期发轫并奠定其主干。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补释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部分面世,其中《孔子诗论》、《缁衣》、《性情论》中的诸多文字的考释有进步探讨之必要。

上博楚竹书《诗论》第八简“即”字考辨

《诗经·节南山》中的“节”字,毛传解释为“高峻貌”,此说被后世各家接受。近出上博楚竹书诗论第八简该诗名为“即南山”,但从字形、字义、语法和韩诗旁证等方面加以考证,该诗为“即南山”较妥,“即”为临近之意。

基于安大简谈《诗经》中的联绵词问题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诗经》与《毛诗》相较,在联绵词上呈现如下情况:《毛诗》为联绵词,简本文字有别且非联绵词;《毛诗》不为联绵词,简本文字有别而为联绵词;简本与《毛诗》均为联绵词而文字有别;简本与《毛诗》均为联绵词且文字全同。这些情况说明研究中要尊重出土文献自身的文本内容,以客观、统一的标准和原则处理传世与出土文本的异文。其也证明了简本对于《诗经》语言文字和文本研究的重要意义。

从包山楚简看战国时期楚国的社会阶层

从包山楚简中出现的各种官职、姓氏称谓和身份我们大致推断楚国社会可分为王族、士、平民、依附民和奴隶五个阶层。楚国社会阶层的多元化是楚国经济结构多元化和社会进步的反映。

战国楚竹书《周易·字》卦“字”字考

本文通过对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字》卦卦名与爻辞中之“字”字的考释,证明传世本(周易·需)卦卦名与爻辞中之“需”字的原始意义,同《易传·序卦》所言“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较为接近,其要义为怀柔养善；马王堆汉墓帛书《六十四卦》之《襦》卦的“襦”字与马王堆汉墓帛书佚文《易之义》的《襦》卦之“嬬”字,均为“需”的通假字,而“需”字的形与义不是卦画之象所为。

说安大简《诗》中可能是“■”之字

文章认为安大简《诗·芣苢》末章末句“尃(薄)言”之后一字可能是“■”,读为训“收”的“卷”。简本“卷”与传本“襭”是两个近义的异文。

楚竹书《孔子诗论》与《诗经》研究有关的几个问题

由楚竹书孔子论诗来看,过去人们关于《诗经》的一些争议和疑议可以得到澄清。孔子只按风雅颂来讲授诗的思想内容,而未言及赋比兴,可见赋比兴并非诗之“异体”;关于雅命名之意义的说法中,《毛诗序》讲的合于编诗古义;竹书证明,司马迁关于孔子整理诗的说法是可信的,《毛诗序》与司马迁关于孔子编诗之义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楚简“既……以……”类并列句式讨论——兼及连词“以”的文献分布特点

战国楚简中有＂既……以……以/且……＂、＂……以……以……＂类句式,用于疾病类贞问,以往认为是表顺承语义关系,本文分析这是一组并列句式。这种句式为传世文献所罕见,通过梳理其中＂以＂并列连词用法的发展线索,发现它在楚简中的功能有所扩展。另外,这类句式仅见于楚简贞卜类文献,反映出一定的文献类型偏向,本文分析,是连词＂以＂的功能特点决定了其文献分布特点。最后指出了两处与该句式相关的简文拼合错误。

《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与先秦美学思想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发现和出版,对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被厘定为"孔子诗论"的战国楚简《诗论》对于中国美学研究有着突出的意义,它表明先秦时期已经发展出了具有一定水准的批评体系,除了道家美学之外儒家亦有着较为丰富的美学思想,孔门诗论与《乐记》《诗序》之间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填补了中国古代美学史上的一段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