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师巧思——楚国漆器设计的文化语义探析

楚漆器器型和纹饰设计中都遵循了“制器尚象”原则,制器中大量使用“凤鸟”造型和纹饰,且漆器造型和纹饰设计写实与变形、抽象相结合,另有大量呈现楚人生活场景和巫术活动的漆彩绘独具特色。这些器物符号其实言说的是重巫、信祀和崇神的楚文化以及楚人的凤鸟崇拜等文化心理和精神信仰,器物史就是文化史,器物本身就是文化的凝结。

符号学视域下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丝绸上凤鸟纹研究

楚墓中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丝织品中大多以凤鸟纹为主题,对其装饰艺术特点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美学价值。文章以考古类型学、符号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将楚国丝绸上的凤鸟纹进行分类,分析对比不同造型样式、不同题材组合、不同构图布局的凤鸟纹装饰语言和艺术特点,并结合历史文献与考古实物二元互证探讨其中的内涵寓意和象征意义。研究表明:楚墓出土的丝织品上的凤鸟纹已成为当时表达浪漫主义思想感情的载体和追求自由生命信仰的寄托,也是早期楚人精神文化和审美意趣的象征,为后世凤纹等禽鸟类动物纹样的演变和多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试论春秋中晚期楚国在鄂东地区的军事存在

通过对鄂东地区出土的有完整发展序列的春秋中晚期楚器的型式分析,以及与邻近地区同时期出土器物的比较,认为鄂东地区沿麻城、黄冈一线在春秋中晚期的考古学文化特征与典型楚文化特征一致,即该地区在春秋中晚期为楚国的坤舆。结合当时的历史地理情况可以看出,鄂东地区在春秋中晚期为楚国东部边境,是楚国与其东邻诸国争战的前沿;目前发现的鄂东地区麻城、黄冈一线的春秋中晚期遗存与楚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有关。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官制研究论纲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官制独树一帜,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通过探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中央官制、地方官制以及职官的管理制度等主要问题,可勾勒连缀出一条楚国官制演进变迁的发展脉络。透过官制,可以清楚地看到楚国是一个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贵族政治体制的国家,这种政治体制对于楚国历史的兴衰以及对后世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建立、发展与演变都具有重要意义。

争霸战争中的和平运动——析春秋时期宋国主持的“弭兵”之盟

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也加剧了各国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对此,饱受战争之苦的弱小国家竭力反对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宋国发起和主持了以“弭兵”为口号的和平运动。争霸战争和弭兵运动都对春秋时期的变局产生了很大影响,是推动春秋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而“弭兵”运动的促成,也反映了宋国作为弱小国家在春秋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宋国外交的巨大胜利。

申叔时与中国最早的历史教育论

在中国历史上,历史教育有悠久的传统和重大的意义。《国语.楚语上》所记春秋中期楚国大夫申叔时论傅太子之道,是目前所见历史文献中较早和较明确的关于历史教育的论述。申叔时所提出的九种历史文献及其教育作用,包含广泛的内容和社会意义,在中国古代历史教育史上有重要的影响。本文根据三国吴人韦昭《国语解》和相关补注文本,以及先秦文献进行考察,确认申叔时是中国最早的历史教育论者之一,并对其深刻的历史教育理念做出探析。

《秦子簋盖铭文》及其相关问题考释

在辨析前贤观点的基础上,联系《秦武公钟铭文》与《史记》的相关记载,推断《秦子簋盖铭文》中的秦子应该是出子。铭文中的"姬"姓女子与《秦武公钟铭文》中的"王姬"系同一人,她是宪公的正夫人、出子的生母。出子被称做子,既不属于子爵称子,也不属于"公侯在丧日子",而是秦国特定政治环境下的产物。由这件簋盖铭文可以推断其他几件秦子器亦为出子时作。

阳氏、包氏、叶氏族属、世系暨作家群体事略考——春秋时期楚国世族作家群体与文学创作研究之七

楚阳氏为熊氏之别,出于成王熊恽之孙、穆王熊商臣之子公子阳,春秋时期世系为:成王熊恽→穆王熊商臣→公子阳→公孙尹→阳匄→阳令终、阳完、阳佗;包氏为申氏之别,出于熊咢之孙、若敖熊仪之子蚡冒熊率,春秋时期世系为:熊咢→若敖熊仪→蚡冒熊率……申勃苏;叶氏为沈氏之别,出于公子贞之孙、公孙戌之子沈诸梁,春秋时期世系为:庄王熊侣→公子贞→公孙戌→沈诸梁。可见,阳氏、包氏、叶氏三族,皆为楚公族。按《左传》义例,阳氏之族可称之为"穆族",包氏之族可称之为"蚡冒族",叶氏之族可称之为"庄族"。其中,有传世文学作品者为阳匄、申勃苏、沈诸梁,此三子皆可称之为楚公族作家群体。

苏州城墙春秋时建、战国时重修之文献考释

通过对《春秋经》《左传》记载中的越"入吴",《国语》记载的"越王勾践""袭吴"时"入其郛",《史记》记载的吴国国都"城高以厚"及赵晔《吴越春秋》记载的"子胥……造筑大城",《越绝书》记载的"吴大城",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记载的"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等作文献考释,首先论述苏州城墙春秋时建及在春秋时期的客观存在。接着,又从《越绝书》记载的战国时"春申君所造"之"楚门",乃系苏州城门中的"破楚门"演变而来;另从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中提及黄歇治吴时的水利举措"又大内北渎,四从五横,至今犹存",分析唐代时犹存的古城"四纵五横"河道体系,系战国黄歇治吴时的遗存。其后,从清代中叶苏州古城"三横四直"的河道体系为唐代演变而来,指出苏州古城在战国时代就已烙上且牵延至清代尚存的这一文化印记,从而印证黄歇治吴时重修苏州城墙的事实。上述文献记载,清晰地表明如下结论:苏州城墙春秋时建及战国时重修。

论鄂君子皙之鄂

鄂君子皙之鄂见于西汉末年刘向的《说苑.善说》,尚缺这方面的专门研究。文章从文本出发论证鄂君子皙之鄂在"东鄂"不在"西鄂",鄂君子皙"泛舟新波"的水域地望,很可能就在今梁子湖,其受封时间当在楚灵王(公元前540-前529年)之世。

楚国控制鄂东铜矿时间考

鄂东铜矿是指位于长江中游的大冶-九江地区的古铜矿。西周中晚期楚国未涉足鄂东铜矿。按文献记载:早期的楚国几代国王虽然励精图治,但其国力依然弱小,无力染指鄂东铜矿;同时,考古发现表明:西周中晚期鄂东铜矿的主人是古越人。《史记》记载的熊渠所伐之"鄂"应为南阳盆地的"西鄂"。文献和考古资料都表明楚国控制鄂东铜矿的时间应该是春秋中期楚成王熊恽东下淮夷之后。

春秋有长城吗

长城是包含城(墙)、烽(燧)、障(塞)三个子系统的军事工程,长城的形成与中国地理环境中的文化区系有直接关系,春秋时期无长城,最早的长城当属战国时秦厉共公的堑河旁。

春秋“吴头楚尾”界说

“吴头楚尾,”顾名思义,是吴国与楚国的交界的地区。吴国与楚国交界之事,全在春秋时期。“吴头楚尾,”在今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的东界之东,即在今安徽省、江西省境内。“吴头楚尾”的争战之事,主要发生在今安徽省的北部与中部。吴国攻取和占领艾邑(今赣西北地区)的时间,在公元前504年至公元前495年之间。从公元前495年至公元前473年,是吴楚边界的稳定时期。吴国辖有番邑(今赣东北地区)和艾邑(今赣西北地区);今江西中部和南部地区,大致属于楚国。(在今安徽境内)楚国的东界:乾溪、城父(今亳州市)——胡(今阜阳市)——英(今金寨县)——舒庸(今霍山县)——今宿松县。(在今安徽境内)吴国的西界:房钟(今蒙城县)——州来(今凤台县)——六(今六安市)——舒(今舒城县)——灊(今潜山县)。

淮上的争夺——春秋后期,吴、楚、晋在淮河流域的角逐及吴国与徐淮夷关系的论述

文章论述了春秋后期,淮河流域吴、楚、晋三国相互角逐局面的形成经过及其经济背景;分析了淮河流域的徐淮夷在这一历史时期与吴国的关系所呈现出的种种变化。

论春秋战国时期楚、吴、越之间的三角关系及其演变

从春秋战国时期楚、吴、越之间的三角关系及其演变过程来看,楚、吴、越间的这种关系,是中国历史过程中的反映,和中国历史发展总趋势息息相关。秦以后,任何民族入主中原,就以中国正统自居,并是"混一六合,以济苍生"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社会流动及评价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社会流动主要体现为楚王族集团的变动和士阶层的流动,其中既有旧贵族的衰落和新贵族的兴起,也有楚人才的外流和异族人的流入。相对而言,战国时期楚国社会的流动性比春秋时期要强,但没有形成合理的流动机制,封君制成为社会流动的一大障碍。

论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中央军事职官及其演变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是南方一个大的诸侯国,其军事力量强大,中央军事职官众多。深入探讨楚国中央军事职官的设置及其演变等情况,对于研究楚国的官制以及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诸国官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春秋大事表·〈春秋左传〉引据〈书〉经表》补

《春秋大事表·〈春秋左传〉引据〈诗〉〈书〉〈易〉三经表》统计《左传》引《书》有很多的疏漏。详细了解《左传》引《书》的具体情况,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学习《左传》、深入理解《左传》的思想内涵。

从北白鹅墓地看周人东迁后的社会变局

北白鹅墓地是年代基本明确在春秋早期的重要考古发现,这一发现使我们能够观察与思考王朝东迁后的周人社会变化。北白鹅墓地为代表的春秋早期贵族墓葬,随葬青铜礼器普遍劣质或拼凑,反映了周王朝从社会到经济陷入困顿的局面。东迁后的周王朝,面临着族群的安置和新址的建设、资源和生产的重新组织等诸多方面的问题。社会和经济的困顿,加速了王室的失势,也加速了文化的衰退,并促成了春秋中期新的社会格局。

试论春秋时期楚军中的蛮军族属

公元前575年,楚国和晋国在鄢陵发生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战争。在楚国的参战部队当中,除了一支郑国联盟军外,还出现了一支引人注目的少数民族部队——蛮军,这应是楚国历史上一件大事。由于古书语焉不详,这支蛮军到底属于哪一个民族尚不得而知。终春秋之世楚濮两族都相互纠缠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楚共王时的蛮军应是南方的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