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礼与国礼之间:《朱子家礼》的时代意义探析

作为宋代家礼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朱子家礼》不仅与宋代官僚士大夫积极推动的礼仪教化实践、北宋时期家礼的发展趋势紧密关联,更与宋代国家礼制教化的推进直接联系在一起。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群体对推行礼仪教化民俗逐渐形成了清晰认知,家礼修撰日趋接近庶民层面,并由此促成国家层面的礼制下移意识的明确及官方礼制的庶民化。北宋家礼与国礼的交接极大推进了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的家礼修撰意识。《朱子家礼》直接简化、删改古礼之框架体系,旗帜鲜明地宣示为广大士庶民众修礼的意图和有助于国家推行礼教崇化导民的主张,成为充分考量普通庶民生活实际、规范冠婚丧祭诸事和日常居家生活的士庶通礼。《朱子家礼》的仪制规范走出了"行于自家"的范畴,广泛扩展于士庶社会层面,家礼由此上升到了国礼,官僚士大夫群体的礼教意图、官方礼制的下移趋势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和演绎。

浦江郑氏家族的《家礼》实践——以家族祭祀活动为中心

浦江郑氏家族于宋元之际开始以《家礼》为中心自觉建设自家礼法,经历了一个从"一遵朱子《家礼》"到损益《家礼》以"求可行于今"的转变。至明初,郑氏家族已有三世实践《家礼》的传统,不但塑造了"最有礼法"的家族形象,还成为当时践行儒家伦理的乌托邦。依据《家礼》,郑氏家族建立了祭田并不断增扩。在明代中期的分居异财后,家族祭田不断流失。随着捐助祠产的增加,祭田的重要性不断下降,终于在道光四年(1824)废止。祭产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家族内部权力结构的嬗变,捐助者得以更多地干预家族祭祀活动。于是,祭祀种类不断增加,淫祀现象开始出现,祭祀逐渐失去"事亡如事存"的古礼内涵,蜕变为家族的娱乐活动。

朱熹《家礼》祠堂礼制的宗法制思想

朱熹《家礼》祠堂礼制的宗法制思想突出,要义有三:第一,祭祖制度。《家礼》祭至高祖的四时祭法以及冬至、立春、季秋三祭的规定,与程颐的观点一致。《家礼》大宗与小宗的祭祀秩序及宗族结构,与《礼记》别子宗法类似。第二,宗子之法。“大夫不夺宗”可为《家礼》坚持选立嫡长子的宗子法提供理论支撑。受科举制影响,张载、程颐认为选立宗子更应偏重贤能、仕宦,并以“诸侯夺宗,圣庶夺嫡”作为礼制依据。宗子法的不同是其他人与《家礼》设想的宗族稳定社会秩序的不同作用方式的体现。第三,支子的祭祀权利。以王懋竑《家礼考误》为线索,《家礼》比《礼记》在重宗的前提下扩大了支子在代数、场所两个方面的祭祀权利。

朱子《家礼》思想在日本江户时代的传播与影响

江户时代的知识人在摆脱佛教丧葬礼轨的束缚后,将死生观建立在朱子《家礼》仪式的日常实践上,这是日本社会容受朱子学的一项重要课题。为了使儒家生命仪式进一步本土化,知识人注重从“天理”“道统”“水土”三个层面对《家礼》思想进行“日本化”的改造。“天理观”确保了名分与人伦之间的融合;“道统观”从日用伦常的角度论证了礼制容受的合法性;“水土观”则强化了《家礼》思想在日本社会的自我认同感。

“礼教”的渗透、泛化及其展开——以中国为中心的近世东亚的事例

这篇报告中,从"礼教"在基本社会中的进一步渗透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近世儒教从朱子学到阳明学的发展,并同时考察明清变革之后,它対朝鲜王朝和日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特别是从小型中华主义兴起的角度来看,这应该被称为一种原始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