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硫熏加工与现代微波加工滁菊质量比较

目的通过对硫熏加工滁菊和微波加工滁菊中主要化学成分进行比较,为滁菊的合理加工方法提供依据。方法以挥发油、总黄酮、绿原酸及二氧化硫残留量为检测指标,对两种方法加工的滁菊的主要化学成分进行比较分析。结果硫熏滁菊中挥发油、绿原酸含量均高于微波滁菊;硫熏滁菊中总黄酮的含量略低于微波滁菊;硫熏滁菊的薄层色谱斑点数与微波滁菊中斑点数相同,但大多数斑点的面积和颜色强度均高于微波滁菊;硫熏滁菊中二氧化硫残留量符合中药材中二氧化硫残留量的规定。结论硫熏加工方法更好地保存了滁菊的有效化学成分,传统加工方法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基于超星发现系统数据库的滁菊文献分析

为揭示滁菊研究的学术现状和发展趋势,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开发滁菊资源提供思路,以滁菊为主题词,对1981至2016年的超星发现系统数据库进行筛选,运用内容分析法和文献计量法,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对滁菊文献进行研究。滁菊研究文献共有458篇,其中学术论文287篇、学位论文31篇、专利118项、科技成果7项、标准2项;287篇学术论文共分布在49种学术期刊,16个省份的48个研究机构参与了滁菊研究,共有50篇文献得到省部级及以上基金项目支持,研究内容包括滁菊育种、栽培,有效成分、加工、贸易等方面。滁菊研究有广度和深度,注重知识产权保护,育种、栽培、药理等领域成果丰富,但滁菊加工领域有待加强。

王逸著述考略

王逸曾参与了《东观汉记》的编撰工作,他的著作除了《楚辞章句》外,留存于世的作品非常稀少。后人所辑,也有不少疏漏。按照《后汉书》对王逸作品的归类,依据书目记录和后世的辑佚,可以考知的王逸著述有"赋"类两篇——《机赋》和《荔支赋》,"书"类一篇——《与樊英书》,"论"类一部——《正部论》,《折武论》和《玉部论》是《正部论》中可以考知篇名的两篇文章,"杂文"类现存有《临豫章教》残句。

王逸《楚辞章句·渔父》校记

本文以汲古阁原本《楚辞补注》为底本 ,参以笔者所见其余六种版本 ,对《渔父》一篇的王逸注解详加校勘 ,列其同异 ,定其得失 。

论王逸《楚辞章句》对屈骚的审美批评

汉代是经学昌盛的时代,受经学思想的浸染,王逸的《楚辞章句》也遵循经学的思维模式,采取依经而论的话语方式,具有为政治服务的品格。然而汉代文学走向自觉的发展趋势,也促使王逸在对屈骚的注释与品评中,不仅承继刘安、司马迁,阐扬屈原"发愤抒情"思想,而且更是刻意褒扬屈原的个体性情,并对屈骚的艺术特征给予全面的审美阐释,为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在理论上奠定了基础。

从清华简《楚居》探楚王“徙郢”原因

新出土文献清华简《楚居》详细记载了楚行政中枢"郢"的变化,并记载了楚王"徙郢"的部分原因。《楚居》所明确记载"徙郢"原因有国内动乱、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等因素;考察相关文献资料,楚王"徙郢"原因还有对外扩张的因素。

王逸《楚辞章句》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因革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其实由三个方面构成:第一,"著书"能抒发忧愤,忧愤之情同样也体现于著述之中;第二,"著书"虽属不得已的退而求其次之举,但这种在不幸遭遇和愤懑之情激发之下创作的作品能够流传后世,引起后世的认同和共鸣,亦能不朽;第三,不幸遭遇和坎坷经历更能激发"有所作为的发奋",成为完成伟大作品的客观动力。王逸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既有继承,又有所革新。他所理解的"愤"与司马迁不同,同时又缩小了"发愤著书"说的内涵,也缺少司马迁那种批判时政的勇气。

《文选》本骚类作品八篇小序的文献价值

向来治骚者所据版本主要是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对补注本王逸的《楚辞章句》各篇小序中的矛盾与牴牾之处，治骚者已有所察并有所论，但由于资料缺乏，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尚有待深入。从《文选》本骚类作品八篇小序中，可见补注本《楚辞章句》的版本问题；《文选》原本录有王逸《楚辞章句》的八篇小序，尤刻李善注本则基本保留了其原貌的文献价值。补注本《楚辞章句》中矛盾牴牾的原因，主要是多篇小序非出于一人之手，因而，《楚辞章句》成书之后，还存在一个不断增补的问题。

《艺文类聚》、《初学记》与唐初文学观念

对《艺文类聚》与《初学记》所收录的唐代以前作家作品的统计分析 ,可发现它们所重视的作家正是唐初正统观念中大加贬斥者。进一步考察唐初所编撰的一系列文章总集与诗式、诗格类著作 ,发现唐初贬斥六朝文学的议论并不代表唐人真正的观念 。

味经刊书处:陕西近代出版业的先声

味经刊书处作为附设于味经书院的一个专业出版机构,代表了传统刊书向近现代图书出版的过渡,从刊书内容到管理制度两方面突破了传统模式,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是出版史上的一个成功范例。通过对其管理制度和刊书成果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味经刊书处对于陕西近现代出版业所做的独特贡献。

王逸“所作《楚辞章句》只有十一卷”说辨证——兼论《七谏》“以下五篇”亦王逸注无疑

《后汉书》说王逸“著《楚辞章句》行于世”而不及篇数,乃通则;“象牙书签”说王逸“著《楚辞章句》及诔、书、杂文二十一篇”,其数不含前者;《辨骚》“自《九怀》已下”,包括《九怀》。“六朝时期所流传的王逸《楚辞章句》应为‘十一卷’本(即十一篇)”与“《七谏章句》以下五篇的《章句》早在魏晋六朝业已存在”二说,均缘说者对相关文献解读未得其当所致。王逸“所作《楚辞章句》只有十一卷”与王逸未注《七谏》“以下五篇”二说,均不能成立。《隋志》著录的“《楚辞》十二卷”“并目录。后汉校书郎王逸注”者,篇数与卷数非一。

《楚辞章句·九歌·湘君》评析

《湘君》是《九歌》中的名篇。东汉王逸把它注释成祭祀湘水配偶神的歌辞,完全丧失原意,历代因之,影响极深。本文根据先秦文献一字一词一义考证法,将《九歌》原意破译出来了,它是楚国顷襄王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黔中郡军民汇合力量一致抗秦的历史文献。《湘君》只是这篇历史文献中的一段抗秦事迹。

“行针布线”:韩驹、储光羲诗的相似处

苏辙曾在《题韩驹秀才诗卷一绝》中评韩驹诗说:"我读君诗笑无语,恍然重见储光羲。"对苏辙的这句评价,曾有学者不以为然。其实苏辙的评价还是能够成立的。韩驹诗与储光羲诗在"行针布线"——诗意的处理、安排上的确存在一定的相似处:不仅都注重诗意的流畅连贯,且都曾运用对比式描述。

唐代类书对陶渊明的认知与接受——以《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事类集》为例

类书对一时代普通人的知识结构、文化趣味以及思维方式均有影响,所以通过唐代三部类书对陶渊明事典与诗文的辑录情况,考察类书与陶学的关系,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唐代对陶渊明的认知与接受。唐代类书接受了钟嵘关于陶渊明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论述;对陶渊明诗文的辑录方式,使其具有选本批评与摘句批评意义。唐代类书对陶渊明事典与诗文的辑录,为读书界提供了相当的知识与思想资源。从比较中可以看出,唐代类书的编者见识高,选录全面,评价公允。

论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

目前学界对楚辞汉赋之间源流关系的探讨多以汉代骚体赋为主体,重点剖析骚体赋对楚辞的接受。而细究汉赋全貌可知,楚辞对汉赋的影响不仅止于骚体赋。以体式为介观察屈原楚辞与汉赋,可发现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主要体现在骚体赋和骚散相间体赋,就骚体赋而言,《楚辞章句》所录与《楚辞章句》外的骚体赋句式也有不同。《章句》所录骚体赋句式对屈骚中的齐言句式过于依赖而显得拘谨;其它骚体赋对屈骚中的杂言句式与齐言句式都有继承,且齐言句式比例逐渐加重;而汉赋对屈骚句式与先秦散文句式的兼收并蓄促成了汉代骚散相间体赋的繁盛。

王逸《楚辞章句》语言表情形式发微

王逸《楚辞章句》有很强的抒情色彩。这与它的语言特点有关。其抒情性一方面是借助特殊的句子衔接来实现的;另一方面,语言修辞方法的多样性也避免了平铺直叙,强化了表情力。此外,语言上诗行造型特点,与对偶、排比等句式结合,形成了匀称协调、富于变化的风格,也有利于充分地表达情思。可以说王逸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作为注解所能达到的抒情功能,适应了《楚辞》的"题旨和情境"。从抒情特征看,《楚辞章句》与《楚辞》本文形成了和谐、紧密的关系。

《诸蕃志》成书新考

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发展于三国隋朝,繁荣于唐宋,转变于明清,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通商航线。南宋泉州市舶司提举赵汝适撰写的《诸蕃志》为后人提供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画卷,是研究中国古代海上交通史和对外交往史的重要文献。本文立足作者身世,分析家庭背景对其成长的影响,对该旷世奇作完成的历史背景和成书主要原因作一探究和述评。

上博简《李颂》与《楚辞·橘颂》比较研究

上博简《李颂》与《楚辞·橘颂》结构、句式、修辞等方面都存在相近之处。在用韵方面,两篇的思想存在诸多共性,都强调了作者对崇高道德理想的追求。《李颂》的面世在某种层面上能说明《橘颂》创作的早期性,也能进一步佐证《橘颂》并非后人的附会之作。

《九思》序/注非作于“六朝”辨——《楚辞章句》序/注研究之一

词汇虽"最能反映其时代特征",然据此以断《九思》序/注中之某些词"未见两汉之世",并进而将之作为其成于"六朝"之证,则极富挑战性。就现存之甚小部分文献,即使能确证其无,也只是现存者而非当时之全部;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公认为王逸所作之《九思》中。而"先章句,后释词"之例不仅《九思注》有,《远游注》等亦然,故其纵然"与《章句》注释体例不符",亦不过为"例外"之一者;至于说《九思序》非王逸自序"口气",更多的恐只是说者之主观感觉而证明不了什么。《九思》序/注作于"六朝"说之种种理由,均动摇不了《九思》序/注为王逸自作说。

《初学记》《艺文类聚》比较研究——以“诗文”为中心的考察

《初学记》与《艺文类聚》皆是唐人编纂的经典类书,前辈学者多认为二书是绝无关系的彼此,文章通过比较研究认为《初学记》之“诗文”题名及排列顺序毫无置疑地受到了《艺文类聚》的影响。再者,《初学记》之“诗文”内容对《艺文类聚》之“诗文”内容的因袭亦是明显,但此因袭绝不是剿袭,二者之“诗文”部分可谓因袭与变革同在、删并与增补共存。总之,《初学记》与《艺文类聚》是关系紧密的两个文本,二者之间既有继承更有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