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简诗类文献与孔子删《诗》

孔子删《诗》与否一直是《诗》学史上的一大难题,结合楚简中越来越多的诗类文献,并从古本《诗》的编集流传、孔子时《诗》的形态、主张删《诗》者的论据等角度看,孔子可能并未删《诗》。首先,古本《诗》的编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乐官最初对诗歌进入《诗》文本进行了一定的整理甚至删削,清华简《耆夜》中的《蟋蟀》和《周公之琴舞》等都启示这一点。其次,《诗》传到孔子时,整体框架等与今本《诗》差别应该不是很大。最后,《史记·孔子世家》所言“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的说法有不合事实之处;“诗三百”不是专指孔子所删之《诗》而言,它与《诗》的含义不是对立的,而是大体一致的。总之,孔子并未删《诗》,只是进行了正乐、调整篇次等工作。

论郭店简《性自命出》与上博简《孔子诗论》的诗学关联

郭店简《性自命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情”的关注,充分肯定情感的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同时强调用诗、礼、乐陶冶性情、培养德行,从而使道德在人的内心扎根。从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内容来看,简文论《诗》具有强烈的主“情”或重“情”色彩,它在充分肯定真性情价值的同时,也主张用礼义来合理地规范、引导、约束情感。从两篇文献对于性情观念的阐发及情与礼关系的揭示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诗学关联。以《性自命出》为代表的早期儒家的性情学说与礼乐教化思想是《孔子诗论》评《诗》论《诗》的思想来源,《孔子诗论》将早期儒家的性情哲学与礼乐教化思想绵密无间地融入了《诗经》的阐释中,呈现出尚情性、重礼义的双重特征。

材、情、笔:《诗》《辞》浪漫之不同

《诗》《辞》分别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之源,此语鲜明,但可能造成“《楚辞》不够现实,《诗经》不大浪漫”的误会。澄清它们都有兼容现实和浪漫的性质,并加以区别,可根除误解。《诗》《辞》的浪漫有学术性和生活化两重解读,前者侧重作者情怀,《诗经》浪漫说属此;后者侧重作品素材,《楚辞》浪漫说属此。研究发现:“超经验”是《诗》《辞》浪漫的通式,在二书的素材、情怀和笔法三个生成点上都有落实,分别具体化为“超现实”“超感人”“超新颖”三个局部特征。二书的浪漫生成点的分布情况和兼容程度都有不同,因此,造成《诗》《辞》浪漫的感染力不同——前者源自情怀的浪漫更感人,成于笔法的浪漫更可贵。

论信阳民歌蕴含的楚韵吴调的精神气韵

信阳民歌作为中国民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信阳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文化传统使信阳民歌兼容吸纳了南北文化的精髓及多地民歌的特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格。人们通常把“豫风楚韵”作为信阳地域文化最显著的特征,然而通过仔细分析信阳原生态民歌形成历史以及唱腔、调式、风格等,发现“楚韵吴调”更具信阳民歌的底色和精神气韵。

新中国古籍出版与文化普及——以1956年版《楚辞选》为例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传统文化传承与普及给予了高度重视,一系列古籍整理出版项目相继启动。1956年版《楚辞选》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初楚辞编注的代表性选本,凭借优良且高效的策划组稿、编辑审稿、装帧版面设计、读者反馈与修订,拓展大众学术出版市场。本文通过对出版档案资料及新中国出版环境的调研,发掘《楚辞选》专业编辑团队的形成历史,分析编注者成员的组织分工与专业合作方式,探讨新中国初期古籍出版大众传播的学术品格及其实践意义。

《大武》卒章论——以宋版《春秋经传集解》及王家嘴楚简为线索

《大武》乐章的篇数、篇目、篇序等问题,历来聚讼纷纭。如关于《武》在《大武》中的次序,大抵有首章说、次章说、卒章说三种观点。部分持首章说和次章说的学者认为今本《左传》所记楚子语“其卒章”有误,今本与宋版存在出入。然验之现存宋版《春秋经传集解》,朱熹刊定《诗集传》时,当时所流传的宋版《左传》所记楚子语确作“其卒章”。新出土的王家嘴楚简《诗经》亦进一步证明,《武》当是《大武》卒章。

褚渊:从宋明帝的顾命大臣到齐高帝的佐命功臣

刘宋时期出身高门士族的褚渊,父子两代联姻皇室,深受宋明帝的信任,被委以托孤之重任。但他却投靠权臣萧道成,辅佐萧道成灭宋建齐,由宋明帝的顾命大臣转变为齐高帝的佐命功臣。其客观原因是刘宋晚期政治腐败、积重难返,其主观原因则是当时门阀士族普遍而浓厚的家族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观念以及褚氏家族利益至上的传统。褚渊在萧道成建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褚氏家族赢得了荣华富贵。但褚渊的行为与传统儒家忠君思想背道而驰,受到社会舆论的普遍讥讽。

汉人“评屈”中的自我价值体认及对屈原“去国”问题的观照

汉代人之评价屈原及其作品,不仅仅是带来了相关史学和辞赋创作的发展而已,以贾谊、司马迁、班固为代表的诸学者、辞赋家还在吸纳儒家和道家部分思想的基础上,重塑了一种哲学理论——“智”学,并启发了新的审美方向——山水之域。“智”学的本质是强调士人“自我”的价值,表现为在“臣——君”关系中为“臣”这一群体争取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智”学理论中的“出走”思想为后来不得志的士群体退隐山水之域提供了哲学支撑,而其所追求的“自乐”“逍遥”精神则使退隐者开始留心于山水之美,从而形成了“自我——自然山水”这一新的人生关系。此关系在古典哲学、美学与文学中的影响都非常重要。

走出“疑古”时代——胡适《读〈楚辞〉》的学术意义及其历史局限

胡适于1922年发表的《读〈楚辞〉》一文,在现当代《楚辞》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读〈楚辞〉》对《楚辞》相关文献的考辨及《楚辞》注家的研究具有启发《楚辞》文献学研究与促进现代学术研究范式建立的意义。同时,胡适在文章中提出的“屈原否定论”等观点,更暴露出他的《楚辞》研究存在着立场过于主观、结论过于武断两大缺陷,而这两大缺陷的产生主要是受“疑古”思潮和胡适西化的文学观念的影响,折射出传统文史之学的现代转型历程。

论汨罗屈子文化园对楚辞文本的历史还原

汨罗屈子文化园内的屈子祠和屈子书院,集中展示了楚文化的风貌,浓缩了楚辞文本的精髓。屈子祠的建筑风貌、楹联庙记还原了屈原其人、其辞的具体文本内容;屈子书院的求索堂、沅湘堂等单体建筑联结着屈原上下求索、忠贞不屈的精神;充满楚地风貌的植物布置,带有浓厚楚地巫风的园内陈设给再现楚辞文本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屈子文化园对楚辞经典文本的展示具有鲜明示范性,为人们从文学角度观照建筑群提供了参考借鉴。

敦煌写卷《渔父歌沧浪赋》探析

敦煌遗书主要是唐五代时期的写本和刻书,其中伯二四八八、伯二六二一、伯二七一二收录《渔父歌沧浪赋》(三卷)。同时,敦煌旧钞亦见存《楚辞音》残卷,敦煌遗书与残卷的发现,见证隋唐《楚辞》的流传。本文就敦煌遗书中的《渔父歌沧浪赋》写卷分析,从楚辞到唐赋,观察辞赋同源流变的轨迹,思考敦煌《楚辞》研究的新方向。

“儒缓”与“活法”:谢朓融摄诗骚的风格探析

谢朓诗文创作承袭谢灵运以儒典缀辞的笔法,具有“儒缓”之风,表现为:其一,偏爱《诗经》,综用儒典;其二,兼重儒史,广征经子;其三,以儒家经义作为命题立意的宗旨;其四,以儒典礼仪记述为据,凸显祭祀、婚丧、节日游赏等朝仪的礼制内涵。谢朓作为永明新体诗的主将,以“清”为主体风格,由于人品不敦厚、积学不醇厚、措辞不朴厚、主题不鸿厚、文旨不渊厚,从而造成清代以来文论家对其“清而不厚”的成见。不过,深厚的儒学修养与融摄诗骚的实践,又使之呈现“活法”之美。谢朓“活法”的本质在于通过韵节婉畅的形式兼顾典实之深与倩丽之美,在诗律运用中赋予诗歌精工绮丽的外壳,诗骚合用则是其古雅而凄艳风格生成的重要途径。

《孙子兵法》视阈下墨子“止楚攻宋”新论

基于《孙子兵法》的理论视阈,对墨子“止楚攻宋”故事做出新论,论证孙、墨二人之间的文化渊源,揭示楚王“请无攻宋”背后的实际权衡等心理活动,旨在挖掘《孙子》与《墨子》军事思想遗产及其攻守相济的现实价值和意义。

辽代史官孟初事迹考辨

孟初为辽末著名史官,因《辽史》无传,其诸多生平事迹仅以《孟初墓志》为考,过于单薄。本文试图详尽搜罗石刻资料及文献资料,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及周边因素,对孟初的生平细致爬梳,以期获得对其较为全面的认识。孟初与李君裕等为同科殿试进士,其仕宦过程说明辽代“史馆院”确实存在,并且是修史机构。孟初的仕宦经历表明辽代的南面官系统是在唐宋官职的基础上,根据需要进行创新、改造,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实例。孟初出使北宋、高丽有协调宋夏之争、联结高丽防御女真的政治目的。

用典与原型:从楚辞到左思《咏史诗》的诗史演进

借助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诗学的原型范畴理论,基于文本细读,梳理从楚辞体至左思《咏史诗》的用典技巧和对士的原型建构。提出屈原依循类比思维、借助排比式用典、形成文学原型和认知原型并纳入古今对比的诗歌结构,以此作为情志的表现和人格的典范,并支撑修养操守和政治批判的功能。左思《咏史诗》在对楚辞体组诗用典技巧的接受基础上,建立了咏史诗体以结构养深情的用典美学品格。在楚辞的贤才与贞臣、两汉拟骚体诗的君子以及《古诗十九首》的游士的基础上,发展出寒士的原型范畴。认知原型的诗学表达促进了文学美感的发生,奠定了五言诗咏史诗体的基本美学结构。

《招魂》作者辨

《史记·屈原列传》结尾的太史公赞语已指出《招魂》的作者就是屈原。这是屈原作《招魂》的“铁证”。王逸《招魂章句》序内容与史料和《招魂》内容不吻合,因此“《招魂》为宋玉作”一说不可信据。后代一些学者对王逸说的修正是徒劳的。第一人称用“朕”并非宋玉的语言习惯,而是屈原的语言习惯。这进一步证明《招魂》的作者是屈原而非宋玉。

洪兴祖《九歌》补注的阐释成就

对《楚辞补注·九歌》的阐释成就具体考察,可以更为切实地理解洪兴祖的楚辞阐释。洪兴祖利用了“补注”的形式,注意对文本背景知识的考察,尤其是在地理、名物等方面的考证,以考据为名发挥己见。洪兴祖之“集大成”,不仅表现在对各家说法的汇总,更在于对已有的阐释思路的接受与发展。洪兴祖较前人注家拥有更广阔的文学史视野,并对字音研究有所贡献。

庄子故里考释

关于庄子故里问题,历代皆有学者考证,此一公案绵延至今。截至目前,就庄子故里归属有四说:其一为楚地说,其二为山东东明说,其三为河南商丘说,其四为安徽蒙城说。庄子故里楚地说有一定的合理性及依据,论证逻辑有三:一是考察楚国沿革,由吴起变法到公族消杀北迁;二是对庄子职业和身份的进一步认定;三是屈庄合证,南北文化心理的差异。通过对庄子故里考释获得其在荆楚大地获取的思想渊源、精神底色和价值关怀,以探求庄子、道家、荆楚大地之间的关系及其思想脉络。

古典诗学叙事研究的新理路——评《战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

《战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一书,力图从中国古典文学复杂性与多元性的实际出发,通过分析战国诗歌文本的叙事内容与叙事艺术,抉发其内部支撑的叙事传统,以期纠正中国诗学抒情传统一家独大之偏颇,揭示抒、叙两大传统同源共生、博弈互动的演进面貌。在此理路下,专著剖分诗歌叙事概念的文体限度,从历时性的叙事传统演进和共时性的叙事样貌形态等维度,集中研讨《楚辞》叙事的时代特质。尤为可贵的是,其扩大战国诗歌的研讨范围,努力融合中西方叙事批评资源,全面还原了战国诗歌叙事复杂多元的时代景观。要之,该书取得了斐然可观的成果,对于探索古典诗学的抒、叙两大传统具有积极的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