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图南抗战文艺思想简论

楚图南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声名卓著的学者、文学家。抗战期间他以云南的报刊为阵地,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抗战文艺思想,即抗战文艺要有现实性和针对性;要多方面、多角度去描写抗战中的社会生活,抗战文艺要有战斗性和地方性;对云南文艺发展特殊性的认识和对抗战救亡文化的理解。对楚图南抗战文艺思想的探讨,有助于理解云南本土现代文艺建设的艰难性和复杂性。

楚图南的文化身份与《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的翻译

从楚图南文化身份的建构为切入点,以楚图南翻译的《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为翻译文本参照,结合其在翻译《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时的翻译动机与文本选择,探讨其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文化自觉,这为研究楚图南的翻译活动提供了新的视角。对楚图南翻译活动中秉持的向他者学习的跨文化态度作探源研究,为此来探微楚图南在翻译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文化自觉精神,对当代中外文学文化交流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论楚图南的人生魅力与著译风采

楚图南一生执著探索,艰苦奋斗,致力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自由与世界和平,功业卓著,是"有为有守"的乡贤典范。他的著作闪耀着精神的风采和思想的光芒,字里行间充盈着暖暖的人文情怀和睿智。他反思云南文化,提出云南文化现代化的命题和思路。他翻译的凝结着人类精神和智慧的外国文学经典畅销不衰,滋养了几代中国人。

横看成岭侧成峰——楚图南与战国策派抗战文化思想比较论

楚图南和战国策派对与抗战有关的文化问题多有阐述。在前者看来,民族文化要紧密关联现实,有宣传鼓动性;后者则认为需贯穿进"力"的理念以彻底变革其柔弱品性。对尼采政治思想的理解,前者看重叛逆性和革命性,后者看重其"超人"思想。对悲剧和英雄的理解,前者要求每一个人抛弃悲观主义而拾起悲剧精神;后者力倡英雄崇拜。楚图南主要是从群众、集体而非个人的本位出发,战国策派更多的是一种宏观和学理上的见解。

楚图南与艾思奇抗战文艺思想比较谈

楚图南与艾思奇同是云南籍的文化学者、政治活动家,他们对抗战文艺及其作用发表过不少重要言论和指导意见,具体体现在对文艺作为抗战力量的重视、对文艺形式的运用、对鲁迅及其精神的认识等方面。两人有着文学家型的政治活动家和哲学家型的政治活动家在思维视野、理性思辨能力以及党派性上的差异,更有近现代以来云南知识分子、文化人士所特有的朴素、务实和识大体、顾大局的观念,无愧于近现代以来云南人的优秀代表。其抗战文艺思想对今天的文艺工作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楚图南在云南时期的教育思想

楚图南长达七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内容涉及历史、地理、宗教、民俗等方面,还写过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论文。他在云南时期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师范教育、职业教育以及教师自身应努力的方向等方面,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阐述自己的思考并提出针对性强可操作的建议,对当时乃至当前的教育教学都有较好的指导作用。

从原乡记忆到民族家国:论楚图南的云南书写及文学思想

楚图南的云南书写在《刁斗集》《旅尘余记》等著述文本中集中呈现,若从其熟稔中外文化结合异质文化间的互动影响来看,其在文学文本中建构了一个充满原乡气息、地方文化、民生百态的云南形象,这是其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传播外国优秀文化知识文学思想的体现。视云南为文学创作的原乡记忆生成点、整合云南现实体验后的审美想象和民族家国意识、原初质朴的表述策略,蕴含着他一定的心理诉求,同时为读者提供了想象云南的空间。楚图南对云南书写的复杂态度与同时期旅居云南的外省作家的"云南想象"形成了对照,共同建构了20世纪初中国文学中的"云南形象"这一社会总体想象物,有一定的审美内涵和思想深度。

从《难忘三迤》看楚图南先生的乡土情怀

对云南出版集团公司出版的"旧版书系"丛书中楚图南先生的《难忘三迤》,从三个方面分析和总结了作者的乡土情怀。其一是由故友、故交所组成的浓郁的故人情;其二是由故土、故物所组成的深深的眷乡情;其三是由关于云南的历史往事与现实困境交织而成的厚重的复杂的滇地文化情结。从书名到27篇文章,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楚图南先生作为一个云南人的极为深广的乡土情怀。

从鲁迅和任国桢联系的史实看鲁迅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发展

以楚图南尚未公开发表的《鲁迅和党的联系之片段》一文为依据,结合鲁迅给任国桢的书信内容,梳理了鲁迅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发展。始于与李大钊的相识,在《新青年》发表作品;之后与冯雪峰的联系最为紧密,交往的时间也较长;与瞿秋白是知己和同怀,瞿秋白首次用马列主义的文艺观点评价了鲁迅的创作;与周扬认识较晚,彼此之间有争论。涉及到鲁迅积极主动地寻找马列文艺论著,并亲自翻译介绍苏联作家和作品的过程,从时间节点上来说,不能忽略鲁迅给任国桢的书信,以及楚图南的及时报信所起到的作用。鲁迅和任国桢通信内容披露的重要性在于此后鲁迅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是李大钊等人对鲁迅所宣传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延伸。

楚图南的外国文学译介与翻译家身份建构

学界对楚图南作为翻译家的重要文化身份未作深入探讨。其实,楚图南是一位具有外国文学译介实践和翻译理论的翻译家。他的翻译实践主要表现为对德国尼采哲学思想、美国惠特曼民主自由思想、俄国文学民主主义精神、古希腊人性自由观念等四类外国文学的译介,译介文本的选择和翻译行为呈现其翻译思想。从其译介活动的勾勒、译介文本选择、翻译思想等视角探讨楚图南的外国文学译介,建构其“译者之心”“智者之思”“师者之情”“学者之范”翻译家的文化身份。

以泰特勒翻译三原则分析楚图南翻译中的添词策略——以《我自己的歌》楚图南译本为例

《我自己的歌》是19世纪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的巨作《草叶集》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多次被翻译成中文。楚图南译《我自己的歌》是其中较为经典的译本,其中大量采用了添词的翻译策略。本文试图以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为理论依据,从译文内容、形式是否忠实于原文,行文是否自然流畅的视角分析楚图南译本中的添词策略,并试图分析采用该策略的原因,以理解楚图南的译风和《我自己的歌》译文的魅力和成功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