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除贴字等看清代贵州天柱地区田赋实征

清代清水江文书中的契约,不仅具有对私有财产协商解决机制的功能,同时也具有保障国家田赋征收的协商解决机制功能。清代天柱文书中的"除贴字""计开过亩清单"是民间有关田赋征收的一种协商解决的有效实现机制。

上海博物馆藏楚简《诗论》第2简的释读问题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出版后,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已有不少学者从各个角度撰文进行探讨。本文拟就其中《诗论》第二简的释读问题略谈几点看法,以供学者深入讨论时参考。

刘勰《辨骚》平议

刘勰《辨骚》的学术基础是两汉的《楚辞》学。汉人对屈原及《楚辞》的评价虽然有褒贬两端,而皆以儒家经义之旨为准绳,往往失之于偏颇。刘勰始从经学中挣脱出来,多着眼于文学加以评骘,是其进步之处。《辨骚》列举十一篇《楚辞》作品之名,对于考辨六时期《楚辞章句》十一卷本,极有文献价值。

出土文献与《楚辞》校读(三则)

出土文献对《楚辞》校读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参考历代注疏,结合出土文献的用字规律,校读《楚辞》三例语辞。根据楚简中的"忿糸车糸"和"忿连",《怀沙》"惩连改忿"中的"连"并非"违"之讹,结合题旨语境,应读"惩懑改愤"。根据商周金文"逦"读"列"的通假用例,《楚辞·大招》"丽以先只"应读为"列以先只"。结合新出楚简"康"字表示"汤""康"两个词,联系相关文献和史实,《天问》"汤谋易旅"中"汤"本应作"康"。

上博简(八)楚辞类作品与楚辞学的新认识——兼论出土文献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关系

近年来的出土文献为先秦两汉文学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上博简第八册的楚辞类作品便是其中代表。《李颂》歌咏的对象实际上是梧桐,《兰赋》表现了"幽兰"的意象,作者均是托物言志,表现作者所追求的道德理想。《有皇将起》与《鹠鷅》的关系尚难确定,有待进一步研究。这四篇文献展现了早期楚辞的面貌,为我们认识辞赋的演变提供了新的线索。

出土文献与当下的《楚辞》研究

《楚辞》研究必须在文献材料上有所突破,而出土文献是解决《楚辞》疑难问题最好的佐证材料,对《楚辞》文献的文字校勘、词义考证、屈原作品真伪的甄别、楚国典章制度及礼仪等稽钩、楚史研究的发明,均极有参考价值。但是,利用出土文献印证传世《楚辞》,必须讲求谨慎态度和科学方法。

孔子、子夏诗论比较——兼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之命名

从传世文献看 ,孔子论《诗》是站在文化的立场 ,运用引譬连类的方法加以推演 ,揭示其礼乐文化意义 ,以指导学《诗》者提高道德修养和知识水平。子夏虽然接受了孔子的礼乐文化思想 ,但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自身认识的差距 ,其论 .《诗》则偏重于站在政治的立场 ,从诗反映社会政治和为社会政治服务的角度来揭示诗义 ,其基本方法是以“美刺”说诗 ,以期发挥《诗》的政教作用。比较传世文献与上博楚竹书《诗论》对具体作品的评论 ,楚竹书《诗论》的立场和方法与孔子较为一致 ,竹书整理者定名为《孔子诗论》

上古楚方言名物词新证五则

文章利用出土文献材料,对扬雄《方言》等汉人所记5则上古楚方言名物词作了新证,希望以此为汉语史的研究,尤其是汉语方言史的研究提供相关的研究材料。

《文选》本骚类作品八篇小序的文献价值

向来治骚者所据版本主要是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对补注本王逸的《楚辞章句》各篇小序中的矛盾与牴牾之处，治骚者已有所察并有所论，但由于资料缺乏，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尚有待深入。从《文选》本骚类作品八篇小序中，可见补注本《楚辞章句》的版本问题；《文选》原本录有王逸《楚辞章句》的八篇小序，尤刻李善注本则基本保留了其原貌的文献价值。补注本《楚辞章句》中矛盾牴牾的原因，主要是多篇小序非出于一人之手，因而，《楚辞章句》成书之后，还存在一个不断增补的问题。

《楚辞》训诂研究的传承与发展

《楚辞》是一部具有浓郁地域文化色彩的上古文献,自汉以降一直不断有学者对其进行解诂。传统的《楚辞》训诂研究经历了汉代的初创期、宋元的发展期、明清的兴盛期,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然而传统的《楚辞》训诂研究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研究资料的缺失;二是现存传世文献的不可靠性;三是研究方法的缺陷。这些局限禁锢了《楚辞》训诂研究的进一步的发展。"二重证据法"的提出和近年来不断涌现的出土文献资料,为《楚辞》校诂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运用新方法和新材料可以解决《楚辞》训诂中的诸多疑难问题:订正《楚辞》文本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讹误,以获得一个"近真"的文本;重新解读《楚辞》,以求获得一个准确的文义;有益于进一步探讨屈原的生平、仕履等疑难问题。

“两表”语用语境浅析

从公文的角度,根据语用语境中的目的语境、交际双方关系语境、认知语境等因素,探讨了诸葛亮的《出师表》和李密的《陈情表》获得交际成功的原因。这种探索校正了从文学的角度总结“两表”成功之不足,同时回归到语言应用的本位。

南阳楚文化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楚文化日益成为一门显学。因在楚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且考古发现众多,南阳楚文化也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与重视。关于南阳楚文化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主要集中在考古资料研究和文献资料(传世文献资料、铭文资料、竹简资料)研究两大方面。考古资料研究主要包括:断代及分期研究、楚国物质文明研究、楚国精神文明研究、楚文化地域划分研究四个方面;文献资料研究主要包括:方国历史地理研究、楚国政治生活研究、楚文化精神研究、铭文研究、相关竹简资料研究四个方面。南阳楚文化的学术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当前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重微观而轻宏观;对南阳楚文化的价值认识不够,缺乏对其进行全面梳理及明确界定;已有研究冷热不均;重复性研究太多;侧重于考古学方面的研究,对南阳楚文化的现实遗存关注较少,对其所能推广、开发的现代价值也挖掘不够;研究方法较为单一。重新回顾南阳地区已经发现的考古资料及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南阳楚文化相关问题的再认识,从而将楚文化的研究推向纵深处。

出土楚简文献所见植物考论

结合古文字学、植物学的研究成果和传世文献的记栽,以及考古遗址所见的植物遗存,对上博简、清华简等出土楚简文献中棘、葛、麻、甘裳、萑、苇等植物进行分析探讨,为先秦农业、植物学等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上古楚语研究述评

上古楚语的研究呈现出由记录性、零散性、单一性逐步转向考证性、系统性、多角度性的趋势,其研究材料与研究方法都有所拓展,但有许多方面仍需加强,突出表现为:史籍所载楚语资料穷尽性的梳理工作,楚地楚人作品中楚语成分的考证,出土的楚地文献的充分利用与详尽分析。

从楚简新出字看《说文》新附字

南唐徐铉校订许慎《说文》时,将许慎未收而其"注义序例中所载"及经典相承传写、时俗要用的字附益于《说文》之后。许多学者对这些新附字异议纷纷,但也有学者对其逐一进行了考证。作为战国时代的实物文献,出土的楚简文献材料为我们研究《说文》新附字提供了一笔丰厚的历史汉字新材料。本文以出土楚简文献中的"芙、、韌、賽、覿、嵩、緅、藏、呀、昂、礪、砧、懌、泯"等14例新出字为例,与对应的《说文》新附字进行字形、字用的比较,并对前人的考证及新附字的价值予以讨论。

简论王逸、洪兴祖、朱熹楚辞注释的文献征引

由于时代文化背景、个人学术态度以及注释目的的差异,在对典籍文献的征引上,王逸、洪兴祖和朱熹的楚辞注释活动表现出不同的取向和特点:王逸以儒家典籍为主,力图把楚辞纳入诗教系统之中;洪兴祖宏征博引、态度开明;朱熹以阐发义理为旨归,简洁切实。

《尚书·吕刑》不同版本及其思想研究

本文着重讨论《尚书·吕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之句。除了目前所见的《尚书》版本之外,郭店楚墓出土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两种《缁衣》简本、传世的《礼记.缁衣》经本、传世的《墨子·尚同中》等文献中,亦皆有这一句。但五种文献中所引此句各不相同。据此推论,文本的差异既表达出战国时期社会思想的多元性,亦显示出文献在历史上的演化过程。其中郭店简本所表现的是战国前期最原始的儒家政治理想。从后来文献的变化,还可以看到战国晚期以来儒家"天命"概念的发展状况。

《楚辞集注》校勘补零

宋端平本《楚辞集注》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楚辞》最古最完整的一个刻本,有着极为重要的文献校勘价值,备受历代学者的重视与肯定。然而白玉微瑕,在所难免,笔者在整理研究学校图书馆楚辞类古籍文献的过程中,发现了该书校勘部分的三处疑误,因此特撰文提出个人的商补性意见。

“處”字俗体演变考——以《贵州清水江文书》为中心

“處”字在《贵州清水江文书》中俗体众多,多达58个,多未见于历代字书,形体各异,很难看出与正体的关系,极易造成误判问题。按照形体关联度,“處”字俗体分成6类,来源广泛,有的俗体是在正体的基础上略微增损笔画,尚可辨认;有的则是在俗体之上一变再变,以致形体面目全非,构字理据部分丧失或完全丧失,构字理据丧失,难以辨识。

简牍碑铭文献与《九歌·湘夫人》的若干解说

楚辞《九歌·湘夫人》的文体与内容,多年来解说纷繁。我们发现各种误解皆与该篇篇首的“与佳期兮夕张”一语有关。使用汉简与碑铭等资料,证明句中“夕张”的“张”字实为“瞻”字之借,如此解说,文意通畅。这一发现对于解释《湘夫人》及《九歌》相关篇章的内容和文体特征都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