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战国楚墓竹简古乐谱书写制度初探

湖北荆州王家嘴战国楚墓2021年6月出土的竹简中,有一种新见类型简册,可称为“乐简”,记载的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古乐谱。这是中国音乐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学术发现。根据竹简图版及整理者的介绍,对其中两枚乐简释文进行初步研究可知:根据古代简册制度看,其上不固定位置的、通简标有的横线应是表达某音乐单元终结的标记符号;乐简上简文的读法是分段阅读,先右列后左列,接续而下。这一研究结论对人们深入认识乐简的性质,从而进一步探究其简文的内在规律提供了基础。

清华简《乐风》相关问题研究

清华简《乐风》为战国时期楚国曲谱,其中的“大”“厀”“少”三字表示音名所在的八度音区,“大”表低八度,“少”表高八度,“厀”训为“次”,即表示“大”和“少”之间的音区。“■”“■”二字是简文中仅有的两个动词,经分析,“■”应训为“合”,表示一种同时奏响两个音的演奏方式,即和弦;“■”训为“撅”,表“击打”。经研究,部分先秦时期的古琴尚为击弦乐器,此处的“■”即指扣击琴弦发声。

“楚商调”新解

楚商调的内涵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二弦夹钟和五弦无射都可解读为宫音的楚商调定弦音列;二是楚商调调意以定弦音列为基础,用以实现同主音商、羽调式交替的旋律模式;三是与旋律模式对应的情感意象。在乐调实践中,特定旋律模式带来的调性游移特征是楚商调的核心精神。东汉王逸注《楚辞·大招》“楚劳商”,备有一说作“以楚声绞商音”,楚商调似商似羽的特征或可从此注作解。

论战国楚简中乐学文献的主要类型及其文学批评意蕴

出土楚简中有许多乐学文献,这些乐学文献类型多样,蕴含丰富的文学批评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其一,对诗乐实践活动的记载。战国楚简中所记载的诗乐实践活动类型多样,包含对远古时代乐官诗乐活动的记载,对祭祀、丧葬中乐器使用的记载,对宴饗、军事活动中诗乐实践的记载等。其二,对诗乐范畴的阐释,其中涉及对“和”“德”“情性”等多个诗乐范畴的论述。其三,对诗乐功能的认识,包括对诗乐娱神、乐人化人、以乐辅政等多种诗乐功能的认识。战国楚简中的乐学文献,充分体现了先秦时期诗乐批评活动的丰富多样,展示了先秦文学批评思想发展的脉络。

楚乐悬钩沉

乐悬是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楚制与周制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加之古代文献中对楚人用乐情况记载的阙如,科学考古出土的钟磬类大型乐器成为我们摸索楚人用乐情况的唯一材料和途径。本文以为数有限的考古材料为基础,从乐悬的三个核心内容,同时结合其他可能的因素对楚乐悬的相关情况进行了碎片式的发掘与探索,为今后全面揭示楚人的用乐规范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湘桂走廊丧葬仪式音乐的基本构成原理之一——“Re-Do-La三声腔”

Re-Do-La三声腔由re、do、la三个音构成。其腔核具有re、la开合,Re-Do-La复沓,交错和终止的功能,由此构成乐段和各种次级结构单位。Re-Do-La三声腔的扩展能形成四声、五声、六声和七声音阶。此结构原理是湘桂走廊丧葬仪式音乐的基本构成原理之一,与楚音乐文化可能有渊源关系。

《楚辞》文本的音乐结构及其呈现方式

《楚辞》音乐的具体呈现状态已经遥不可及,但通过其文本我们依然可以聆听屈原用生命弹奏的宇宙音乐和人生旋律。《楚辞》的内在音乐首先体现为文本语音的节奏和旋律,语气助词"兮"是其文本向音乐转化的重要契机;其次,屈原作品的动态意象如"风"和"落叶",使得天地万物无不处于一种特定的节奏之中,文本中之"日月"、"春秋"往来构成了音乐最本质的存在方式——时间。屈原作为生命历程之体验者如同音乐中的一个动机,求索、飞升、徘徊,最终通过对于肉体的断然弃绝而抵达永恒的旋律。同时,对于时间的感知和对于时间流逝之感慨,在特定的语音结构中,被发展成为文本内在旋律。

原始巫风对楚地乐舞的浸漫与影响

楚舞是一种起源于先秦楚地,兴盛于秦汉之际,流传于荆楚及周边地区,具有宗教祭祀和娱乐功能,包含巫舞、宫廷舞蹈、鼓舞、文舞、武舞、优舞等众多形式的综合性文化艺术形态。楚国巫风是楚地乐舞形成的重要土壤,楚巫作为巫文化的主要角色,是楚舞蹈艺术的展现主体,在漫长的楚文化发展历程中,楚巫风深入楚人生活各方面,推动着楚歌舞的传播与发展,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楚舞受到楚巫文化的影响,包含较多楚巫风元素;二是楚巫风深刻影响着楚舞的表现形式;三是楚巫风促就了楚舞艺术特色的形成和广泛流传。

楚音以悲为美论略

楚音之源为南音 ,产生于南楚独特的文化土壤之中 ,混融其它音乐文化要素 ,却不失其鲜明的地域文化特性。楚音以悲为美的审美特性 ,与楚地之巫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 ,与楚人没有受到儒家实践理性的彻底洗礼 ,较少精神束缚有关 。

试论《乐记》的作者及与子思学派的关系

有关今本《乐记》的作者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从传统文献与出土文献两个角度进行考察,《乐记》最有可能的作者是战国时的公孙尼子。通过《乐记》与《性自命出》、《荀子.乐论》的对比研究,进一步肯定了《乐记》作于公孙尼子之说。公孙尼子的思想与子思学派接近,或说公孙尼子原本就属于子思一系。因此,研究子思学派可以把《乐记》纳入考察之范围。

简书《性自命出》所论之“道”

《性自命出》所论述的主题是"道"。这个"道"因为其可"道",故为"人道"。此"人道"始自"人情"出自"天道",终于"义"回复于"天道"。"道"此"道"之方为"教",圣人设教,制礼作乐,终成其"治道"。故《性自命出》之"道"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说,乃是圣人之治道。至于简文中所出现的对"心、性、情"等的论述皆是服务于此"道",从对"道"的论述上来说,相比于传世文献,《性自命出》并无多少独特之处。

古老的先进与现代的落后——楚国音乐与古希腊音乐的比较和反思

从湖北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出土的乐器与文献显示 ,楚国音乐在当时已处于世界巅峰 ,较之同时期的古希腊乐器与音乐 ,显然发达得多 ,进步得多 ,高明得多。然而 ,西方人经过不懈地改良改革 ,发展进步 ,终于在近现代将我们远远抛在后面 ,从而占据了世界主流音乐的地位 ;而楚国当年的乐器及相关文献不是泯亡失传 ,就是没有什么改进 ,二者间巨大的反差充分暴露了我们民族一定程度的固步自封 ,不求进取和相当程度地丧失遗弃优良传统的弱点。“古老的先进与现代的落后” ,当促使每位爱国知识分子深刻反思。

论湖北的汉唐道教之乐舞

历史上荆楚大地巫风浓郁,弥漫着浪漫主义的神秘气息。汉唐以来,湖北道教乐舞艺术被广泛运用于荆楚祭祀活动之中,荆楚先后涌现出不少精通乐律的名师高道,他们潜心于名山宫观以乐修身、以琴明志。荆楚道教乐舞以先秦荆楚巫祝歌舞为基础,秉承楚地先民的文化精神,以其宗教性、兼容性和开放性的艺术特征不断发展和繁荣,形成了湖北道教历史上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

楚文化与汉代音乐文化的历史解读

楚文化指楚人、楚国创造而长期积淀的文化实体和形态。楚地民间巫风盛行,土俗尚祠祀歌舞,楚地民歌与歌舞与其他楚文化一起,构筑起瑰丽奇异的楚地文明。汉代乐府中就继承了楚地的音乐文化,汉代歌舞中的尚巫观念更是承袭楚文化的精神,汉代相和歌中就有楚的元素,楚地音乐也兴盛于汉代器乐曲中。汉文化与楚文化长期交融与吸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中国文化。

“楚韵华章·大型交响音乐会”上演国家大剧院——武汉音乐学院参展第七届“春华秋实·中国艺术院校舞台艺术精品展演周”

作为第七届"春华秋实·艺术院校舞台艺术精品展演周"应邀的主要项目之一,"楚韵华章·大型交响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圆满收音。武汉音乐学院王义平的《貔貅舞曲》、黄海怀的《江河水》《赛马》、钟信明的《第二交响曲》、刘健的《巴山夜雨》、赵曦的《南国》等"武音经典"之作,在彭家鹏、胡志平、贺磊明、徐洪等与武汉东方交响乐团的经典诠释之中,我们欣喜地看到该院几代作曲家的独特探索和丰厚的创作积淀,也看到该院音乐表演方面的勃然生机和人才培养实力。

《初学记》乐部资料述略——以前三个子目为例

《初学记》是唐代四大类书之一,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和《白氏六帖》并称。文章对《初学记》音乐类资料、《初学记》征引资料、《初学记》音乐资料的特点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地方文艺资源利用于音乐新课程的现代教育价值探讨--以楚文艺为例

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提出的课程资源概念,是对现代课程本质观念全新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地方文艺(以楚文艺为例)作为音乐课程资源要素,置于音乐课程改革实践中予以考察、分析与研究。楚文艺在其厚重的文艺传统中,蕴涵着想象神奇、诡异幽远的审美特色、"忧国忧民"的崇高思想、面对现实的人生态度、强烈的文化交融性和艺术独创性等优秀品质。在当前"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中,它不仅能起到"人格提升"的重大作用,而且在音乐课程的情感教育过程中,对"情商"的培养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在音乐课程的创造教育过程中,对"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也可起到强大的促进作用。

楚国器乐与乐器

在充分研究大量古代音乐文献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相关考古研究成果对楚国的器乐与乐器发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索,认为楚国器乐与乐器的繁荣主要体现在"钟鼓之乐""古琴音乐",以及"八音乐器"三个方面。

七言诗并非源于楚辞体之辨说——从《相和歌·今有人》与《九歌·山鬼》的比较说起

七言诗源于楚辞体,是现代学术界大多数人的看法,其中一个重要材料就是沈约《宋书·乐志》中录有《今有人》一诗,是由《九歌·山鬼》改写而成。但是,两首诗之间的改写关系不能看成是两种文体的演化。从本质上讲,楚辞体与七言诗是两种不同的诗体,后者不可能是从前者演变而成。楚辞体在汉代沿着两条路线发展,一种是以楚歌的形式和骚体赋的形式继续存在,一种是变为散体赋中的六言句式,而七言诗的产生自有其独立的过程。在中国文学史上,各种文体在形成过程中受其它文体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小说与戏曲、诗与词、词与曲之间都有影响关系。但是在进行文体影响研究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比较双方在表面形式上的异同,更要关注不同文体之间的本质特征。

缠绵婉转话《九歌》——论《九歌》多样化艺术风格的形成

《九歌》诸篇,风格不尽相同。《湘君》、《湘夫人》、《山鬼》更多地融入屈原的自身情感,读起来格外缠绵宛转,绮靡伤情;《东皇太一》、《礼魂》以及《东君》、《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河伯》诸篇,更接近《诗经》颂体的风格,更多地显现出＂和平婉丽、雍容整暇＂的风格;《国殇》则灌注了屈原强烈的爱国之情和深切的体恤士卒之情,充满凛然之气,阳刚之美。《九歌》艺术风格的形成,与＂悲壮顿挫＂的楚声亦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