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尚楚调”的回溯与反思

清乾隆时在北京活动的楚调,可能已包含皮黄;嘉道以后又有更多湖北艺人进入北京,所唱“楚调新声”主要为皮黄。从后人一些记述看,楚(汉)调皮黄、徽调皮黄和京调皮黄的区分主要是在语音,但余三胜等楚(汉)调艺人所唱皮黄主要是以唱腔的新颖动听取胜,而不是靠原先的“地方特色”。楚调进京并与徽调、京调相交融,包含了对地区界限的跨越和对曲腔种类界限的跨越,这样的发展路径与近数十年来固守“剧种”界限的做法不大吻合,值得研究。

戏谑与批判:论楚剧《葛麻》的喜剧艺术

传统楚剧《葛麻》是一部讽刺和批判"嫌贫爱富、逼婿退婚"行为的喜剧,其精湛独到的喜剧艺术体现在喜剧性的人物塑造、戏剧冲突和人物台词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的完美整合,突出了雇工葛麻"义"、"智"、"趣"的性格特征,强化了对暴发户马铎的戏谑与批判。《葛麻》以其成功的喜剧艺术特色,成为传统楚剧中的典范之作,备受观众欢迎与好评,同时也开创了传统楚剧的"葛麻"方向。

论《南音三籁》的性质与曲学成就

《南音三籁》从其所选收的内容来看,也是一部曲体文学选本,但从编选者的动机与体例来看,实是一部选本型的曲谱,编者从曲牌、句式、平仄、衬字、韵位等方面,对一些具体的曲律加以了考订与论述,为作家填词作曲和演唱者度曲演唱提供了规范与借鉴。

乡村振兴背景下楚剧文化的创造性传承

在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如何实现楚剧文化的创造性传承,让楚剧真正在荆楚大地传得开、唱得响、留得住,成为值得深入探讨的新时代文化课题。从新公共治理理论的“共同生产”这一核心概念出发,公共文化服务应实现从政府单一提供到多元主体共治,供需关系主体重构和公共文化产品的多样化。基于此,楚剧文化的非遗保护和创造性传承的当代路径为:从“送戏下乡”到“乡村种戏”;普及楚剧文化知识,培育观众兴趣;多元化、本土化培养楚剧传承人才;在传统楚剧中增添现代元素;将楚剧表演融入乡村民俗节庆;以文化法治建设助力楚剧传承发展的制度化、规范化。

庙堂仪礼与巫觋表演--《诗经》《九歌》中的戏曲因素和戏曲品性

《诗经》中的"桑间濮上之歌"走进朝堂并与"朝廷之音"相结合,为王宫廷堂上的"雅乐"补充了质野鲜活的血液,尤其一些"对话"形式的歌谣,具有初始形态的戏曲品性,为综合性表演艺术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楚辞》的某些篇章同样拥有鲜明的戏曲因子,《九歌》歌舞并重,结构完整,情节曲折离奇,且多是装扮表演,不论整体结构,抑或祭祀过程中的场上演出,均体现出鲜明的戏曲品性。尤其是华美的唱词(或曰"歌词")、意向明确的装扮表演、描绘细腻的心理活动、刻画丰满的人物形象以及笼罩全场的诗意性和浓郁的抒情性,体现出戏曲艺术初始形态的鲜明特性。

从楚调汉戏到京剧崛起——在第六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京剧作为上世纪以来中国戏曲剧种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国剧",其王者之风、大气之象已经为大家所公认。因此,探讨京剧艺术的直接渊源,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课题。1990年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牵头,在首都北京举行了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的盛大活动,其深远影响波及海内外。但是如果事到如今,我们还不将汉剧艺术史上的西皮二黄会师和徽汉在京朝的成功合流,作为京剧发展具备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文化节点来回顾、总结、认定,甚至予以一定程度上的表彰的话,委实就带有几分数典忘祖的意味了。如果没有汉剧艺术在西皮二黄声腔上的贡献,如果没有汉剧在语音、剧目和一代代汉剧表演艺术家的巨大贡献,也就没有京剧艺术的迅速崛起。

庐剧中的楚文化阐释——以《休丁香》为个案

庐剧在流传过程中,吸收了流行区域的文化元素,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通过对传统剧目《休丁香》的探讨,探究庐剧中的楚文化基因,认识庐剧的精神特质。

乡村和城市:楚剧戏班的形成与早期发展

楚剧早期的戏班形成于乡村,但乡村落后的经济以及简单的生活环境,无法为楚剧戏班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直到清末进入汉口之后,得益于商业的繁荣、人口的激增以及公共空间茶馆的拓展,楚剧戏班在组织结构上得以规范,在分配制度上趋于合理,名班、名角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代表了楚剧在这一时期的发展高峰。

导师的心愿

文章回忆了多年来,作者在各剧种剧目创作中刘正维先生给与的戏曲音乐创作指导事例,点滴中感悟导师恩情,表达了作者对刘先生深切怀念以及继续践行导师嘱托的坚定信念。

湖北楚剧在高等院校的传承

楚剧是湖北省的三大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也曾流播于湖北省周边如河南省、湖南省部分地区,其发生与流传的区域是相对稳定的。主要在大别山地区鄂东片以西的“楚文化圈”区域,楚剧中蕴含的本土传统与民俗、区域语言与音乐等文化特征非常鲜明;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在处于上述“楚文化圈”的高等院校中,逐步建立了针对楚剧的剧种研究与教学研究的学科体系。高校的楚剧传承主要体现在楚剧的戏曲理论研究、演唱与表演的教学研究,以及校地合作人才培养三个主要的高校传承体系的逐渐形成。高校的楚剧戏曲理论研究是围绕楚剧的发展史、剧种音乐和唱腔特征,以及楚剧的名角名家的演唱风格进行的;楚剧演唱课堂教学与表演艺术实践,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楚剧艺术实践,“湖北高校楚剧社”的建立,为湖北高校内的研究力量与楚剧院团进行了有利对接,为推动楚剧在高校的传承作出了重大贡献。

论《楚辞·九歌》是叙事诗而非抒情诗

以王逸、朱熹为代表的"祭歌"说(即政治抒情诗说)不符合《九歌》作品实际,难以信据。王国维先生的"戏曲萌芽"说,否定"祭歌"说,将《九歌》文体性质的讨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且开始揭示《九歌》的某些写作特点。游国恩先生和褚斌杰先生都注意到了《九歌》的叙事性质,但仍认为《九歌》是抒情诗。我们认为,《九歌》作品以写人记事绘景状物为主的事实表明,这是一组记述战国后期湘西民间各种不同祭祀场面的叙事诗,而非屈原自述"冤结"之情和寄寓"讽谏"之意的抒情诗。

《琼林宴》故事流变考

琼林宴的流变目前尚无学者有过系统探讨,关于其本事及问世时间、现存传奇本子、京剧《问樵闹府.打棍出箱》是否始自谭鑫培等问题上,记载也多有分歧。本文从车王府藏藏曲本、日本及港台所存资料入手,参考大陆现存剧本、记载,探讨上述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其发展脉络、流变体系,尽力再现其演出时期及状况。

论清末至民国期间楚剧在汉口的发展困境

楚剧在其产生即黄孝花鼓戏时期,就屡遭当局查禁。早期黄孝花鼓戏因其粗鄙,在演出时经常受到当局的驱赶和查禁,在农村如此,到城市发展更是艰难。黄孝花鼓戏从1840年左右走进汉口,到1902年进驻租界并立足,并最终在城市扩展开来,1926年定名为楚剧,其从农村到城市走出了一段艰难的路程。楚剧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不断去粗去鄙,借鉴和学习京剧、汉剧及兄弟戏剧的表演技巧和程式,紧跟时代的潮流,在革新和充实中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楚剧作为一个地方小戏立足于城市,并且在城市成熟和发展,其在困境中成长与突围的道路值得其他戏曲的借鉴。

《楚辞·渔父》篇与汨罗花鼓戏《大夫殉国》

《楚辞·渔父》篇反映了儒道两家人生哲学的根本冲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以其为基础创作的汨罗花鼓戏《大夫殉国》,为了情节展开的需要,增加了“女璇”这一虚构人物形象,思想方面侧重于表达和弘扬屈原的“志洁行廉”,其对白与唱词多处移植《楚辞·渔父》篇,并善于用隐喻来增强艺术效果,深化作品内涵。

“流动而凝聚”的民间楚剧戏班生存策略考察

楚剧作为武汉地方戏之一较武汉其他剧种在生存方式上具有特殊性。历史变迁中的民间楚剧团在时代发展中不断转变其生存策略。将传统音乐放置在当代的语境中,结合人类学视野下的社会流动、权力关系与群体规范理论,讨论历史与当代的民间楚剧团“流动而凝聚”特性的差异与必然性;通过与历史对话以及参与观察的田野工作方式,体验并思考当代民间楚剧团“流动而凝聚”特性的某种深层规律。

楚剧服饰美学初探

湖北古称为楚,楚天楚地孕育了灿烂辉煌的楚文化,诞生了20多个地方戏曲剧种,楚剧就是楚苑艺坛上一枝独秀的奇葩。楚剧的形成发展离不开荆楚文化水土的氤氲,也就是我们称之为根的情结。孕育形成于黄(陂)孝(感)农村,发展繁盛于武汉的楚剧,在服饰美学上无不浸染着荆楚这方水土的乡风民俗和审美情趣,展示着它积淀于心的浓香楚韵和斑驳沧桑的流年碎影。

《昆曲集净》的编纂与昆曲曲谱的演进和创新——兼论昆净“七红八黑”说

《昆曲集净》在昆曲历史文献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独特的意义。通过爬梳文献史料,对于《昆曲集净》的编辑印制经过进行了详细考证和论断,揭示了沈传锟、陆炳卿才是《昆曲集净》的真正编撰者,而褚民谊则是策划者和出资人。将《昆曲集净》放到历来的古典曲谱中加以观照,其书首创以行当归纳汇集曲谱,开创了一个新的体例,是昆曲净行集大成式的梨园演出谱,亦是古典曲谱中的特色之作、典范之作。其书以"七红八黑三僧四白"为编辑鹄的,论文对此说法进行了考述,进一步阐发了其特色和典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