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楚辞研究范式的开创与定型——从贾谊到王逸

汉代是千年楚辞学的开创期,为后世楚辞学提供了基本研究范式。这一时期的楚辞研究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从贾谊到贾逵,评价屈原或抑或扬的论争,影响后世两千余年的评屈格局;二是从刘安到王逸,他们奠定了《楚辞》注疏之学的主流道路;三是从司马迁到刘向,他们开启《楚辞》文献分类整理之路。梳理汉代楚辞学的开创与定型之路,是进一步探究楚辞学发展与演变脉络的第一步,亦是楚辞学史研究的重要一步。

半夏曲传统制作工艺沿革探讨

该文对半夏曲传统制作工艺的沿革进行了探讨。宋代半夏曲的制作方法包括半夏姜汁制饼与制饼后发酵两种,以半夏姜汁制饼为主流。金元时沿袭宋代工艺,半夏曲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明代医家对半夏曲的炮制机理进行了阐发,认为“片则刀峻,曲则力柔。”明代李时珍对半夏饼与半夏曲的混淆问题进行了澄清,韩懋的《韩氏医通》收载了5首半夏曲方,对半夏曲配方的扩充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清代医家在继承《韩氏医通》半夏曲方的基础上,总结为韩飞霞制曲十法;当时的半夏曲与神曲的制作工艺相互影响。建国后,半夏曲的地方炮制经验深受清代影响,地方炮制规范逐渐趋同。该文同时对半夏曲炮制工艺中的“半夏”与“曲”孰重孰轻、半夏的前期处理、半夏饼与半夏曲的概念区分、面粉用量与添加时机、神曲粉的加入、白矾在半夏曲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思考。

论颜鼎受《初阳山人渔鼓曲》的道情书写

颜鼎受散曲别集《初阳山人渔鼓曲》一卷,有浙图藏《复庄今乐府选》本,新发现上图藏抄本与浙图本多有不同。上图抄本曲文首尾多出赠诗、小传及跋文,套曲中缀入诗词、小序和衍句,可追索《初阳山人渔鼓曲》早期刊本的面貌,更可全面考察颜鼎受散曲创作出于道情醒俗而归于谛视自得的个人情志,以及寓含其中的诗词曲联吟和文体融通意识。从这些内容增衍与文体互动,亦可窥见其组套言情之佳构与破体说理之谐趣在承接文人道情传统的同时显现出清初道情散曲持守与新变的意脉,以及其对清中后期道情散曲分化的影响。

北宋名相韩琦相州园亭营造研究

北宋中期名相韩琦三判乡郡时营造的相州州园是宋代官造园林中贯彻“与民同乐”理念的先行之作,州园造景也在北方地区具有相当代表性。囿于后世史料记载含混,相州州园与韩琦私第园林的景观未曾得到梳理区别。本文以韩琦诗文为依据,还原其官私二园的动态营造过程,重构其中的堂亭景观,并结合北宋中期政治背景,论述韩琦三判乡郡前后的造园观念差异如何经由空间实践、景观叙事而塑造了相州州园的两个不同侧面:“同乐园池”与“吏隐仙府”。

基于WebGIS的传统吟诵数据库知识服务平台构建——以汉代楚歌为例

传统诗文吟诵历史悠久,诗歌作为乐文化的载体,是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楚歌”是一种最具浓郁地域特征的歌诗文体,是楚汉诗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韵文发展史上具有相当地位和作用。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为GIS)作为获取、存储、分析和管理地理空间数据管理、空间分析和可视化的新技术手段,可实现具有跨学科的优势及良好的研究前景。通过整合汉代楚歌资料,基于GIS技术,结合数据库技术,构建汉代楚歌WebGIS数据模型,建立集汉代楚歌资料整合与管理、数据分析与专题地图制作、可视化展示等功能于一体的数据库知识服务系统,以直观方式展示汉代楚歌地理空间变化,为传统吟诵文化新方法研究提供参考。

韩愈古文文统及其在唐代的继承和发展

韩愈作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首,不仅提出了道统和文统的观念,还以其突出的创作成就确立了“平易”和“奇崛”两种古文风格和传统。这对韩门弟子和后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更促进了宋元明清的文章理论和创作实践。在唐代韩愈之后和宋代之前这段时间,韩愈及其古文文统建构的直接成效,不仅表现在李翱、皇甫湜、孙樵、柳宗元、皮日休等人古文创作艺术方面,还体现在他们对韩愈古文理论和文统观念的继承和发展方面。

西汉早期出土金缕和丝缕玉衣部分玉料材质及其加工工艺特征管窥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和徐州狮子山汉墓是我国汉代最重要和出土玉器数量最多的两个王侯级墓地,两墓出土的丝缕和金缕玉衣是当时南方和中原汉王朝最重要的墓葬玉器之一。通过上手观察、显微镜拍照并利用环境扫描电镜和漫反射红外光谱、拉曼光谱技术对广州南越王墓及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玉衣部分玉片的质材和加工工艺进行了观察测试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两地玉衣的玉料均主要为透闪石质,从现存玉衣颜色及玉质结构上看,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玉衣玉料来源单一且玉质明显好于南越王墓,南越王墓玉料具有多来源的特征,玉衣中的"假玉"可能来自粤西。从南越王墓玉衣片部分切割痕迹判断,南越王墓所使用的切割工具可能接近当时的最高水平,也可能存在中原交换来源的玉材,无法排除南越王墓玉衣全部或部分在当地制作的可能;南越王墓和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玉衣加工工艺特征明显不同,显示两地玉衣系由不同"玉作"体系加工完成,汉代可能存在多个不同的玉作体系,工艺水平参差不齐。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

宋代《四书》学研究述评

宋代《四书》学的兴起与演进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内容。学界对宋代《四书》学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的范式也趋于多元化。尽管如此,宋代《四书》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一方面,宋代《四书》学的相关文献有待进一步的收集与整理;另一方面,宋代《四书》学的研究也应当鉴别吸收思想史、学术史、社会史的研究方法,进而分析宋代《四书》学与社会、政治、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推进宋代《四书》学研究的深化。

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

本文希望讨论的问题,是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过程。所谓“语境”问题,是指某一说法得以流行的现实情境,实际上涉及到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涉及到时人的认识心理与解释角度。所谓“胡/汉”语境的“消解”,在历史上体现为一个并非与朝代兴亡同步的漫长过程。它一方面是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进程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人们观念与认识的演变也是促成这种“消解”的重要因素。

北宋初汉族男性服饰特征探微

通过对晚唐至北宋初品级朝官、在野隐士及平民等汉族男性所着服饰及其特征进行研究,此时男性服饰所呈现出几种不同之"变"的形态在动乱结束后长期并存,并在服饰历史发展中均发挥着不同效应的影响作用,以此力求反映和折射出当时不同阶层的审美趋向、精神文化追求及社会文化的变迁,即无论是品级朝官与在野隐士所着渐儒趋雅风格的服饰,还是平民所着便捷实用的服饰,均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当时世人的一种复古心态,反映出北宋初期男性服饰风格发生变革的轨迹。

东汉、宋、明三代无“和亲”说质疑

关于东汉、宋、明三代有无"和亲"的问题,长期以来学界几近一致持否定态度,然而在《后汉书》《宋史》《明史》等文献中却有大量的"和亲"记载。以往学者之所以要否认这几个朝代的"和亲"史实,主要因为这几个朝代的"和亲"不含婚姻内容,不具有政治联姻的性质,与"和亲"即政治联姻这种"和亲"理论不符。其实,"和亲"的内涵比政治联姻广泛得多,"和亲"可以通过政治联姻来实现,但"和亲"并不必然是政治联姻,政治联姻只是实现"和亲"的诸多途径之一。故我们可以说东汉、宋、明三代无政治联姻,却不能说无"和亲"。

晚清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的新阐释

晚清宗宋诗派以苏轼、黄庭坚为发始,将宋诗的体派传统上溯至韩愈,再由韩愈推源至杜甫,从而完成了唐宋一体的诗学思想的构建,打破了明以来诗坛崇尚盛唐的主流局面,重新确立了韩愈在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同时宗宋诗派对韩愈诗歌中折射出来的儒家正统思想、人格魅力以及诗歌风格进行了新的阐释,赋予了韩愈及其诗歌较为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精神。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多层面的阐释,不仅凸显了韩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使韩愈的儒家生命哲学的价值在晚清内忧外患的特定语境中重新彰显出来,从而也传达了宗宋诗人求变求新的诗学主张以及关怀现实的忧患意识和除弊去疾的革新意识。可以说,宗宋诗人是通过对韩愈诗歌的阐释来张扬自己的诗学观念和政治理念的,而韩愈诗歌则因宗宋诗人的阐扬而有了新的意义和价值。

北宋初汉族妇女服饰特征探微

通过对晚唐至北宋初妇女服饰样式、着装方式及装扮习俗的研究,从服饰制度的沿袭、阶层文化基调的变革、款式审美的变迁等方面分析了北宋初汉族妇女服饰特征和所折射的社会文化变迁。从衣服样式上看,北宋初的上层女子服装愈加艳丽与奢华,更大幅度地趋于装饰和宽博,是当时世人复古心态的一种体现,反映了内心对本土文化回归的渴望。从着装方式上看,以内衣外穿为主要特点的新衣式在北宋初得以普及,为后世妇女着装起到了很好的典范和借鉴作用。北宋初"胡风渐退,汉风复兴"的妇女服饰风貌变化是当时社会动荡和民族本位思想影响的结果。

汉学、宋学和清代史学

考察清代史学思想的发展演变,不能忽视汉学、宋学与史学的交互作用。由于汉学、宋学时而斗争,时而合流,影响到清代史学,也就表现出时而重考据,时而又偏重义理的情况。在汉学影响下,清代史学出现了与宋明史学迥然有别的风貌。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逐渐形成;学者移汉学治经方法以治史,丰富了治史方法;《春秋》笔法,以正统论史,以"天理"、"心性"论历史盛衰遭到拒斥。汉学对清代史学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同时,清代史学也以自身的原则和方法影响着汉学和宋学,拯弊纠偏,在"资治"的层面上引导清代学术思潮向史学发展。

唐宋时期汉赋的经典化过程

唐宋文学家在创作实践中对汉赋的认可与接受,促进了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主要表现在传统题材的拓展、艺术形式的发展、表现手法的学习等方面。文学家、评论家在理论上的批评总结,也是汉赋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唐宋时期理论上出现了一种"去经典化"的文学思潮,但主流还是肯定汉赋的功绩,对汉赋的发展、价值、作家作品、创作手法等方面予以评价。这种肯定对于汉赋经典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唐宋时期对于汉赋的注释、选辑、摘引等,也是经典化的途径之一,为明清时期大规模的汉赋文献整理奠定了基础。

马王堆汉墓医书对先秦秦汉养生思想的借鉴与创新

马王堆汉墓医书抄录于战国末到西汉初年,在中医文化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将马王堆汉墓医书与先秦秦汉时期文献中的养生思想进行对比,梳理出马王堆医书在天人关系学说、精气学说、形神关系学说、长寿学说4个方面对先秦秦汉养生思想的借鉴与创新,说明马王堆医书养生思想体现了湘楚文化重阴重柔的特点,其发展出动静结合、形神依存的养生思想,是对先秦形神关系的总结整理和创新发展。

家礼与国礼之间:《朱子家礼》的时代意义探析

作为宋代家礼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朱子家礼》不仅与宋代官僚士大夫积极推动的礼仪教化实践、北宋时期家礼的发展趋势紧密关联,更与宋代国家礼制教化的推进直接联系在一起。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群体对推行礼仪教化民俗逐渐形成了清晰认知,家礼修撰日趋接近庶民层面,并由此促成国家层面的礼制下移意识的明确及官方礼制的庶民化。北宋家礼与国礼的交接极大推进了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的家礼修撰意识。《朱子家礼》直接简化、删改古礼之框架体系,旗帜鲜明地宣示为广大士庶民众修礼的意图和有助于国家推行礼教崇化导民的主张,成为充分考量普通庶民生活实际、规范冠婚丧祭诸事和日常居家生活的士庶通礼。《朱子家礼》的仪制规范走出了"行于自家"的范畴,广泛扩展于士庶社会层面,家礼由此上升到了国礼,官僚士大夫群体的礼教意图、官方礼制的下移趋势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和演绎。

两汉《诗经》流传问题略论——以阜阳汉简《诗经》为中心

通过对阜阳汉简《诗经》的整治及抄写情形的研究,可以推断阜阳汉简《诗经》当为抄写本,其篇次也很可能与今传本有异;结合阜阳汉简《诗经》及其他涉《诗》材料,可以断定汉初有完整的《诗》本存世,其时应当并不存在一种在字形上具有定本意义的《诗经》文本;从字形上看,汉代《诗经》流传呈现出一种民间与官方、分化与统一并行的双轨制状态。

浅析汉朝初郡政策的历史作用

“初郡政策”是一个被史学界忽视了的问题,实际上汉朝推行的统治南方少数民族的“初郡政策”,开创了历代中央王朝统治南方少数民族的基本政策。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南方少数民族的政策,被汉朝以后各代中央王朝所继承、沿用,并加以发展,同样成为统治南方少数民族的基本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因此,“初郡政策”不仅在稳定和巩固汉朝统治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中起过重要作用,对汉以后各代中央王朝能长期对南方少数民族进行统治也起过很大的作用,而且还促进了南方少数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