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简诗类文献与孔子删《诗》

孔子删《诗》与否一直是《诗》学史上的一大难题,结合楚简中越来越多的诗类文献,并从古本《诗》的编集流传、孔子时《诗》的形态、主张删《诗》者的论据等角度看,孔子可能并未删《诗》。首先,古本《诗》的编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乐官最初对诗歌进入《诗》文本进行了一定的整理甚至删削,清华简《耆夜》中的《蟋蟀》和《周公之琴舞》等都启示这一点。其次,《诗》传到孔子时,整体框架等与今本《诗》差别应该不是很大。最后,《史记·孔子世家》所言“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的说法有不合事实之处;“诗三百”不是专指孔子所删之《诗》而言,它与《诗》的含义不是对立的,而是大体一致的。总之,孔子并未删《诗》,只是进行了正乐、调整篇次等工作。

长江早期水文化及其特征探微——以简帛所记楚地为例

楚地是长江流域早期文化的核心区域,长江决定了水对于这个区域文明起源发展的特殊意义。楚地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而形成了丰富的水文化现象,这其中包括了对水的崇拜和相关的社会习俗。对水和楚地文明之间关系的理解对于我们理解长江文明,进而理解中华早期文明有重要的意义。楚地有关水文化的记载多不见于传世典籍,而大量记录于简牍帛书中,因此简牍帛书的钩沉不仅可以补充既有文献的不足,同时也可以从中窥管到更为细致可靠的其时社会中水的观念、习俗、行为和治理等,还原当时的社会风貌,故而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通过对简帛文献相关记述的梳理,我们也可以看出楚地早期的水文化在特征上和后面的水文化较大的差别在于,当时的人们所关注和实践的水文化总体来说还是人和自然之间的根本关系,也就是对于世界与生命的来源、人类如何获得更强的生育能力和身体机能以延续生命、如何维持人类的生计三个方面,以此形成早期楚地的水文化体系。

《大武》卒章论——以宋版《春秋经传集解》及王家嘴楚简为线索

《大武》乐章的篇数、篇目、篇序等问题,历来聚讼纷纭。如关于《武》在《大武》中的次序,大抵有首章说、次章说、卒章说三种观点。部分持首章说和次章说的学者认为今本《左传》所记楚子语“其卒章”有误,今本与宋版存在出入。然验之现存宋版《春秋经传集解》,朱熹刊定《诗集传》时,当时所流传的宋版《左传》所记楚子语确作“其卒章”。新出土的王家嘴楚简《诗经》亦进一步证明,《武》当是《大武》卒章。

文献流动性视域下清华简中之楚文化特征

从文献的角度来看,清华简由文本所反映出的地域“流动性”十分明显,这透露出楚文化在其中的作用。清华简作为在楚地流传和成书的一批先秦文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域文化对先秦战国文献群体在文本生成过程上的影响。这样的地域“流动性”生成特点可以通过文本的形态和内容来进行“分层”研究。前者主要体现在清华简的文字和篇目属性上,如文字的楚地特征、篇目的整编等;后者则通过清华简中神巫色彩、“楚墨”思想及楚地诗教得到表现。

楚诗学观念变迁的历史考察

《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中所记载的楚人用诗的文化现象,实质上是当时北方史家诗学观念的体现与运用。相较而言,楚简及楚地传世文献能更真实地反映楚人用诗及楚诗学观念。楚简中有关楚诗学的内容,证明了楚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北方诗学观念影响,但仍然具有不同于北方的自身诗学发展脉络。从春秋时期楚人的功利用诗,至楚简中所反映的楚人自有的诗学体系,再到战国时期以屈原为中心的楚诗人群体引导诗歌回归艺术本体,体现了楚诗学观念的整体演进脉络。

战国楚简与殷墟卜辞对读二题

战国楚简与殷墟卜辞对读可以互相发明。1.殷墟卜辞的“[册口]”,楚简中写作“册告”“册祝告”,传世文献中则写作“册祝”“策告”,书写形式和表述形式发生了变化,但“以简册报告”“称册祝告”的意思仍然沿用。而且,从清华简《金滕》(《尚书·金滕》亦然)可见古人的册告仪式和背景信息,而卜筮简则可见册告的较完整句型。2.楚简中的“习贞”,对应殷墟卜辞中的“习卜”,二者均有重复占卜的意思,均位于前辞的位置。3.殷墟甲骨无名组“习卜”的最高次数为“四”,表明重复占卜四次,共占卜五次,与目前所见成套甲骨为“五”的情形相合,但有一版“六卜”午组卜辞和一版含序数“七”的师组卜辞可能是特例。4.与“习卜”相关的“三卜制”耐人寻味,“三卜”现象的确存在于殷墟卜辞,但承担三卜的人物是否分属于王(元卜)、右卜和左卜还值得进一步讨论。5.论文还对殷墟卜辞的“习卜”辞进行了辨析,去除了一些误解。

荆州战国楚墓竹简古乐谱书写制度初探

湖北荆州王家嘴战国楚墓2021年6月出土的竹简中,有一种新见类型简册,可称为“乐简”,记载的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古乐谱。这是中国音乐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学术发现。根据竹简图版及整理者的介绍,对其中两枚乐简释文进行初步研究可知:根据古代简册制度看,其上不固定位置的、通简标有的横线应是表达某音乐单元终结的标记符号;乐简上简文的读法是分段阅读,先右列后左列,接续而下。这一研究结论对人们深入认识乐简的性质,从而进一步探究其简文的内在规律提供了基础。

郭店楚简引诗论及毛诗《都人士》的文本生成

湖北荆门郭店楚简《缁衣》第九章引《诗》,学者以为是《小雅·都人士》,但用字、用词、用韵、句数、结构、内容与《礼记》所引、《毛诗》迥然不同,也不见于汉代服虔所言逸诗。而《毛诗·都人士》首章与后四章在内容表达、主题思想、结构逻辑又难以统一。因而“三家则亡”,“毛氏有之”,不过是郑玄所见文本的一家之言。《礼记》引诗是对旧本的增益改换,后世《毛诗》学者将其中《缁衣》“子曰”文字写入诗序,也将诗句移入《毛诗》文本,成为《毛诗·都人士》首章。但有学者指出郭简为“节引”,“鲁、齐、韩三家诗没有《毛诗》的首章六句,当属脱漏”,也是值得再探讨的。

战国楚简所见楚人犬祭礼俗初论

包山、新蔡等战国楚简材料的陆续公布和研究,使研究者认识到在楚文化中存在着以犬为祭牲的礼俗。通过对楚简所见有关犬祭辞例的分析,并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和考古发现,对楚文化犬祭礼俗的内涵与方式进行了解读。商代已有以犬牲祭路和祀门的现象,且背景、内涵和方式与楚文化中的犬祭有相通之处,楚简中有关犬祭的辞例在行文结构上也与甲骨卜辞极为接近,暗示着楚文化中的犬祭礼俗与商代以犬为祭牲的现象有着重要渊源。

论笔势与体势的互动关系——基于楚简与汉简的比较视角

书法之“势”是具有哲学意义和美学内涵双重价值的重要概念,不仅在古代书论中多有阐述,而且当下学术研究对于书法笔势、体势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基于楚简与汉简比较视角讨论笔势与体势的互动关系,从笔势、体势的辨析,笔势的生成与分类,体势的生成与分类,笔势与体势的互动关系四个方面展开,可以探索笔势与体势的内在关联及其在书体(字体)演变中的重要意义。

论战国楚简中乐学文献的主要类型及其文学批评意蕴

出土楚简中有许多乐学文献,这些乐学文献类型多样,蕴含丰富的文学批评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其一,对诗乐实践活动的记载。战国楚简中所记载的诗乐实践活动类型多样,包含对远古时代乐官诗乐活动的记载,对祭祀、丧葬中乐器使用的记载,对宴饗、军事活动中诗乐实践的记载等。其二,对诗乐范畴的阐释,其中涉及对“和”“德”“情性”等多个诗乐范畴的论述。其三,对诗乐功能的认识,包括对诗乐娱神、乐人化人、以乐辅政等多种诗乐功能的认识。战国楚简中的乐学文献,充分体现了先秦时期诗乐批评活动的丰富多样,展示了先秦文学批评思想发展的脉络。

从清华简论楚地《诗》学对屈原“美政”思想之影响

屈原“美政”思想的学术渊源虽与先秦诸子之学有密切关联,但事实上,他的思想体系亦应当是自成一家的。综合各方面材料考之,屈原极可能习《诗》,因而屈原的思想自然在较大程度上受到了楚地《诗》学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其“美政”思想则亦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楚地《诗》学传统的濡染。清华简“诗”类文献表明,楚地《诗》学传统蕴含着深刻的“美政”思想,其内涵包含“圣君”“贤臣”以及“两美相合”思想,屈原的“美政”思想与此可谓一脉相承。应当说,屈原既继承了楚地《诗》学传统中“美政”思想的基本精神内涵,但同时又融合创新并发展了其表达方式。

从书写性简化看楚简书迹的隶化

楚简书迹是文字应用从铭文铸制转向书于竹帛的产物,最能反映和体现这一书写方式变化的,除了书手、工具、材料、场域等因素外,笔形是最为直观和直接的因素。楚简书迹对古文篆书的书写性简化都可以通过笔形去追溯。楚简书迹的书写性简化主要体现在化曲为直、简化转折,顺应笔势、斜置笔形,顺应笔顺、改逆为顺等方面。楚简书迹的笔形之变潜伏着文字趋方的趋势,是孕育隶变的母机。

郭店楚简子思学派作品考

郭店楚简中的儒简是孔子至孟子之间的作品,其中有多篇与子思学派相关,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对比考证,《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六德》《语丛二》八篇当归于子思学派。郭店楚简中子思学派的作品对认识先秦儒学有着重要的价值。

郭店楚简虚词调查及相关词类比较

研究郭店楚简虚词及其在语法史中的发展阶段,可以更精确地解释文献内容。为此全面梳理郭店楚简词类,把虚词分为介词、连词、结构助词和语气词,描述其语法功能和语法意义,呈现郭店楚简虚词框架,为语法研究提供资料。从所处结构、意义等方面对介词与动词,单音连词与相关词类,结构助词与代词作共时的比较分析,说明双音连词的性质及成因,以厘清虚词用法,为考察词和词类的演变提供线索。

《老子》的养生思想--以郭店楚简、马王堆帛书、北京大学藏竹书为中心

《老子》的养生思想,有两个显著的特征,第一,通过对作为根源之"道"、"德"的把握,或者通过达致与"道"有密切关系的无知、无欲、无为,来实现养生思想所企求的"长生久视"。第二,基本上不把个人生命、身体的保护与天下统治权的获得视为矛盾、对立的关系,认为养生和政治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对待、相互交错展开的关系。《老子》中进而萌发出一些领先时代的新的养生思想。例如,对养生予以极高的评价,把养生看作是最高的最终的人生目标。此外,虽然《老子》养生思想几乎都说的是"养形"亦即生命、身体的不老长寿,但其中也提倡以灵魂、精神在死后继续永存为内容的养生即"养神"。

楚简文字形体混同、混讹举例

战国文字中存在字形混同、混讹的现象,本文主要通过楚简文字中的一些例证来探讨这两类现象。说明在文字的考释过程中,处理这样的问题,既要注意字形,也要充分重视上下文意。

楚竹书《周易》中的特殊符号与卦序问题

濮茅左先生通过对战国楚竹书《周易》中出现的独特红、黑符号的分析,提出了竹书《周易》卦序是一种与今本、帛本等都不相同的另一种卦序。其分析虽然不无道理,可以作为竹书卦序的一种可能的方案,但其分析也有致命的弱点,就是他不能合理解释竹书中的红、黑符号在今本卦序中为什么具有如此强的规律性,甚至具有比其确立的所谓竹书卦序更有对称性。为此,我们通过分析认为,竹书卦序运用的很可能就是今本卦序,是运用今本卦序来表达宇宙天地、万物与人类的演化与发展阶段。如果这一分析成立,那么,我们将会进一步发现一种前所未见的在阴阳学说统摄下的包含“三段论”“四段论”和“七段论”为一体的丰富、系统而又独特的事物发展阶段论。

近年出土楚简和典籍中的通假异文与上古声母研究

近年来出土的楚简中,有一部分内容可以和传世典籍相对照。楚简和传世本中的通假异文是研究上古声母系的可靠材料,将这些通假异文进行全面的搜集、归纳和整理,分析他们所代表的声母之间的关系,可以为上古汉语声母系统的研究提供不少证据。

楚简《周易》校释记(一)

论文探讨了楚简《周易》蒙、需、讼、师、比、大有、谦七卦的异文,指出“需”字在楚简中实际作“俟”,应该是取本义“须待”。楚简“愚”作“(?)”,应训为止息。楚简“出(之午卩)事”,即“出迕事”、作逆事,也就是“讼”。楚简本的“(?)”,较之王弼本、帛书《易经》本及帛书易传《昭力》所引之“次”,更近于本字。“原筮”,即恕免他人的折败。爻辞“厥孚交如,威如,吉”,是说其诚信像太阳一样明亮,象父老一样有威望,为人所信服,就会吉利。王弼本的“征邑国”,楚简本作“征邦”是有来源的。汉人避汉高袒刘邦讳改“邦”为“国”,而“邑”疑从“邦”字“邑”旁来,原本当从楚简本作“征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