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楚辞研究范式的开创与定型——从贾谊到王逸

汉代是千年楚辞学的开创期,为后世楚辞学提供了基本研究范式。这一时期的楚辞研究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从贾谊到贾逵,评价屈原或抑或扬的论争,影响后世两千余年的评屈格局;二是从刘安到王逸,他们奠定了《楚辞》注疏之学的主流道路;三是从司马迁到刘向,他们开启《楚辞》文献分类整理之路。梳理汉代楚辞学的开创与定型之路,是进一步探究楚辞学发展与演变脉络的第一步,亦是楚辞学史研究的重要一步。

楚辞《九歌》的诗体特征与屈原的独特贡献

楚辞《九歌》的产生,是春秋战国以来中国诗体发展的一大飞跃。它以其独特的句式组合与章法结构,形成一种有别于《诗经》四言诗完全不同的诗体,展现了独特的节奏韵律之美。楚辞《九歌》是楚国王室的祭祀乐歌,诗人屈原以其独特的身份参与了《九歌》的创作,并以其非凡的智慧和高超的艺术修养,将其提升到一个极高的艺术境界,成为中国诗歌史上辉煌的艺术典范。

2021年屈原及楚辞研究综述

屈原及楚辞的学术研究历史悠久,2021年继续呈现出持久生命力,各类专著、学术论文等成果迭出,涉及屈原精神与文化影响研究、楚辞文本研究、楚辞学史研究、宋玉研究、楚辞海外传播与翻译接受研究等诸多领域。

楚地家园的建构、回望与寻找——生态美学视域下的《楚辞》研究

生态美学视域下的《楚辞》研究旨在以生态维度审视楚地人民的美好生存与诗意栖居。“家园”是人与自然万物共生的根基与依托,而《楚辞》通过“回望”的独特视角探寻“家园”的本源意义;通过独特的“返乡”场域探寻“家园”的情感意义;通过“招魂”的独特美学特性探索“家园”的生存意义。在建构、回望与寻找家园的书写中,既有求觅大地、家园与家国的现实意义,更有精神层面的寻觅与救赎。本文拟基于楚地独特的文化生态与文化风貌,深入剖析《楚辞》在建构、回望与寻找家园书写中的独特理解与表达。

战损古籍的修复研究——以明万历套印本《楚辞》修复为例

山东省图书馆馆藏明万历套印本《楚辞》因遭受“五三惨案”弹片洞入,导致其主要破损状况为书叶撕裂、缺损。由于战损古籍的修复案例在古籍修复研究中鲜少涉及,且本书纸张厚度、性能较为特殊,其纸张、破损情况都具有特例性,因此本文从补纸选配和修复方法的叠加上阐释其特殊性,以期为战损古籍的修复研究提供思路。

处境、心态与话语特色——再论《离骚》的创作时间

在《离骚》中屈原几次提到为了坚持理想和高尚的人格,宁愿投水自杀。有两次明确指明要效法彭咸投水自杀,其中“愿依彭咸之遗则”是否为此意尚有争议,而“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却是明确无疑的。还有一次虽未提到彭咸,但表明“宁溘死以流亡”之志,也是明确表示要投水自杀。另外,还有“伏清白以死直”亦可理解为“投水自杀”。在思想观念、人生价值认知、情感表达和对死的态度及方式上,《离骚》与绝大多数屈原自杀前一年内所作诗歌具有一致性,而明确提到“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的《抽思》以及比《抽思》创作时间更晚的《哀郢》《涉江》却无一字提到“彭咸”,无一字涉及“死”,据此可判定《离骚》非屈原流放汉北之作,其创作时间当在屈原晚年。

吴汝纶评点楚辞的流变及特征

吴汝纶是清代重要的评点大家,他的楚辞评点最早见于其朱笔手批吴启昌刻《古文辞类篹》本,后不断有增补,直到民国三年(1914)吴汝纶《古文辞类篹评点》刊行。期间吴汝纶评点楚辞的主要内容,已通过《桐城吴氏古文读本》广为流布。吴汝纶评点楚辞所引诸家评识,以桐城派楚辞学为主,也与诸家所编选本的刊刻和传播有关。吴汝纶评点楚辞,受到桐城古文派的影响,从义理、考据、辞章等方面入手,兼具史学、文学与朴学特征。

楚辞之天象书写

楚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天学传统,因而楚辞中有大量的天象书写。在巫文化和理性思潮的双重影响下,屈原对天象的态度具有矛盾性,既在创作中大量运用神话化的天象,又在《天问》中质疑天文神话。楚辞之天象书写具有抒情性、象喻性,在遣词造句、谋篇布局上影响了汉赋之天象书写。

王逸注《楚辞》“飘风”“云霓”为“小人”辨正

王逸在注《楚辞》中提出“飘风云霓,以言小人”的理论标准,其典型性、普遍性的论述影响了后代诸多论家。王注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和政治文化目的,导致注《骚》时牵强附会、穿凿之甚,产生诸多问题。南宋朱熹于《楚辞集注》中指出王注存在问题,但未将屈骚“飘风”“云霓”全貌阐释出来。回观屈骚“飘风”“云霓”的真意,需要回到二者产生的文化语境——《诗经》《老子》等先秦典籍中,方能明晰二者从屈子到王注,再到朱注意涵的演变过程。

辑补楚石佚赋《和〈归去来兮辞〉》《和〈闲情赋〉》——兼论《西斋和陶集》

根据明人叶盛《水东日记》与朱右《白云稿》的相关记载辑补、勘误《全元文》《全元诗》《楚石梵琦全集》中楚石梵琦的《和〈归去来兮辞〉》《和〈闲情赋〉》以及八首和陶诗与《西斋和陶诗序》。同时,借助前人记载窥探《西斋和陶集》的原貌。从陶渊明及其诗文与佛教的因缘、僧人创作传统、陶渊明的文化意蕴、楚石与陶渊明的经历分析楚石《西斋和陶集》的创作原因。

王逸《楚辞章句》的“楚辞”思想

王逸眼中的楚辞,与今天的普遍认知差距较大。他认为楚辞“依托《五经》以立义”,有着与《五经》同样的性质。因此,王逸在注释《楚辞》时,采用经学“章句”的体例,以揭示《楚辞》的“讽谏”“教化”意义为其思想核心。一言以蔽之,王逸持守的是有汉以来“诗言志”的思想传统。王逸“楚辞”思想中展露的一些理论新意——如重情、重兴,也都未能脱出“诗言志”的思想框架,都需要纳入汉代诗学思想史中去看待。

元好问《中州集》和楚辞

元好问编写的《中州集》是第一部金朝的诗词选集,共辑录了251位作家的2062首作品,意义重大。收录了宋代使者5人的84首诗词作品,还收了由辽入金的作家,和由金入元的作家作品。我们习惯上称为金代诗歌总集,不够确切。元好问在编写选集的时候,出于安全等方面考虑,尽量不收关于《楚辞》的作品。但对屈原的评价、对《离骚》的评价、《楚辞》的意象分析,以及金代人对屈原和楚辞的评价,《中州集》给出了答案。

太史公的楚辞学:《史记》屈原、贾生合传之因考辨——兼说今本《楚辞》篇次的来源之一

前人关于《史记》中屈原、贾谊合传原因的讨论,多停留在现象总结的层面。从发生学角度,联系《史记》的全书体例和《屈原贾生列传》中对二人挫折人生的描述,可知该传创作的一个根本之因是寄托司马迁“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的“明世观”。同时,司马迁在该传中还欲呈示其所创设的“楚辞学”。为了展示此学派的完整和规模可观,于是只得选贾谊来与屈原“合传”,甚至不惜破坏全书中的时间体例以及贾谊思想的丰富性、深刻性。另外,立足司马迁的楚辞学,考察处于其前后的刘安、刘向编《楚辞》的相关议题,可发现刘安作了《楚辞释文》式的编纂,逻辑未密,而刘向作了《楚辞补注》式的编纂则颇为成理。

奚禄诒《楚辞详解》文献价值考述

在过往研究中奚禄诒生卒年不详,文章首次确认其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作为一介醇儒,他以六经视《楚辞》,以王佐之才视屈原。《易》学的熏陶让他“变而不失其正”,虽身历明、清两朝,但他不以朝代更替为恨,而更为重视孔孟道统的赓续。除了楚辞研究价值外,《楚辞详解》一书在地方文化、李杜诗歌研究方面亦可发挥其积极作用。

论宋人对《文心雕龙》中《楚辞》批评的接受特点

《文心雕龙》的《楚辞》批评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影响。宋代对刘勰《文心雕龙》中《楚辞》批评的接受呈现两个特点:类书的辑录与诗文集的化用;《文心雕龙》评《楚辞》提出的“异于经典之四事”之说在宋代得到广泛关注。

口传艺术“楚调唐音”歌吟词的音声意韵研究

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楚调唐音”歌吟是我国传统吟诵流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诗歌同体”“诗以歌传”是中国文学一个独特而又漫长的文化景观。歌吟的古雅音韵在世代传薪中建构了其特有的声音景观和审美意趣,通过以词为载体的歌吟音乐形态的分析,探寻歌吟中词的吟唱规律及其音声意韵的艺术观念,以丰富传统吟诵音乐形态的地域研究。

汉代君臣的楚辞接受与屈原评论——以君臣关系为视角的考察

汉代君臣是楚辞由楚地向全国传播的主要推动力量,帝王的喜好是楚辞兴盛于文坛的重要动因。汉代的王公贵胄和文臣群体都参与了楚辞的传播、结集和经典化过程。对屈原忠君思想的评价以及进退出处问题的讨论,是汉代君臣楚辞接受的重要内容。基于各自不同的身份立场和政治境遇,汉代君臣对楚辞做出了不同的评价与解读,体现了汉人在国家走向大一统中央集权过程中对君臣关系的思考。汉人对楚辞的接受与批评,成就了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

“儒缓”与“活法”:谢朓融摄诗骚的风格探析

谢朓诗文创作承袭谢灵运以儒典缀辞的笔法,具有“儒缓”之风,表现为:其一,偏爱《诗经》,综用儒典;其二,兼重儒史,广征经子;其三,以儒家经义作为命题立意的宗旨;其四,以儒典礼仪记述为据,凸显祭祀、婚丧、节日游赏等朝仪的礼制内涵。谢朓作为永明新体诗的主将,以“清”为主体风格,由于人品不敦厚、积学不醇厚、措辞不朴厚、主题不鸿厚、文旨不渊厚,从而造成清代以来文论家对其“清而不厚”的成见。不过,深厚的儒学修养与融摄诗骚的实践,又使之呈现“活法”之美。谢朓“活法”的本质在于通过韵节婉畅的形式兼顾典实之深与倩丽之美,在诗律运用中赋予诗歌精工绮丽的外壳,诗骚合用则是其古雅而凄艳风格生成的重要途径。

楚辞的疗愈功能:文本解读、历史归因与逻辑机制

楚辞文辞协调、音韵优美,且“文”与“韵”之间协同度高,能够给人们带来极具沉浸感的艺术体验与情感抚慰。楚辞之所以具有这种疗愈功能,不仅与屈原的自我疗愈、两汉文学疗愈的发展有关,也与楚民长期的祭祀疗愈不无关系。历经两千多年的历史沉淀,楚辞文化通过心理暗示、社会认同、宣泄补偿、回归升华等有机统一的疗愈机制,一直为文学阅读疗愈实践提供着充沛的能量。

洪兴祖《九歌》补注的阐释成就

对《楚辞补注·九歌》的阐释成就具体考察,可以更为切实地理解洪兴祖的楚辞阐释。洪兴祖利用了“补注”的形式,注意对文本背景知识的考察,尤其是在地理、名物等方面的考证,以考据为名发挥己见。洪兴祖之“集大成”,不仅表现在对各家说法的汇总,更在于对已有的阐释思路的接受与发展。洪兴祖较前人注家拥有更广阔的文学史视野,并对字音研究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