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巫文化为线索探析楚建筑的精神意象

楚建筑恢宏动态的特色和浪漫奇诡的异彩,归因于巫的怪想、道的妙理、骚的绮思,三种精神意象交融,以至汪洋恣肆,精彩绝伦。该文分析了作为中国原始文化之一的巫文化的性质和产生的原因,以及巫文化和楚文化的渊源联系,分别论述了道学和骚学与楚建筑美学特征的关系,最后得出了以巫文化为根源发展出的道和骚两种哲学思想是楚建筑的精神意象。

论圣贤精神在古琴文化艺术中的根脉性作用

古琴文化艺术根植于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而成的圣贤精神为古琴文化艺术注入了人文情怀、赋予了思想理念、提供了精神指引。反过来,古琴文化艺术又演绎诠释着圣贤精神,将圣贤的自然观、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伦理观、审美观以琴曲予以呈现,使古琴艺术与圣贤精神相辅相成、交相辉映。古琴文化艺术,随圣贤精神的根系伸展而生长,是圣贤精神孕育出的艺术之花。

处境、心态与话语特色——再论《离骚》的创作时间

在《离骚》中屈原几次提到为了坚持理想和高尚的人格,宁愿投水自杀。有两次明确指明要效法彭咸投水自杀,其中“愿依彭咸之遗则”是否为此意尚有争议,而“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却是明确无疑的。还有一次虽未提到彭咸,但表明“宁溘死以流亡”之志,也是明确表示要投水自杀。另外,还有“伏清白以死直”亦可理解为“投水自杀”。在思想观念、人生价值认知、情感表达和对死的态度及方式上,《离骚》与绝大多数屈原自杀前一年内所作诗歌具有一致性,而明确提到“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的《抽思》以及比《抽思》创作时间更晚的《哀郢》《涉江》却无一字提到“彭咸”,无一字涉及“死”,据此可判定《离骚》非屈原流放汉北之作,其创作时间当在屈原晚年。

《离骚》中的时空建构及其成因、意义

诗词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极为重要的文学形式,其时空观念具有复杂的审美内涵。《离骚》作为古代长篇浪漫抒情诗歌的开端,其中包含极为复杂的时空建构。《离骚》的时空建构包括三维时间和二重空间,并展现出立体的时空表现效果。其时空观的形成主要受中国古典时空观、荆楚“神巫文化”以及作者自身审美体验的影响。《离骚》的时空建构有浓厚的幻想色彩,其中的宇宙观受到时代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主观性,但所包含的探索宇宙大化的精神丰富了古代时空哲学。

楚辞与汉代骚体赋流变

汉人辞、赋不分,及王逸《楚辞章句》以书定名、南朝《文心雕龙》《文选》辞、赋二分,不害本来为一。屈原人格精神系于三代理想与楚人气性,屈《骚》等怨怼激发,以抒情为主线,重沓繁复,散语长短参差,广托名物,富于描写,多述楚地、楚物及远古三代“虚无”之事,迥异《诗》四言重章叠句的咏唱,别立一体,独守乡风,略无祖《诗》之证。汉儒将《诗》《书》等据为经典,从经义立场对屈原及其作品予以扬抑褒贬,固无所契。汉代骚体赋取效屈宋等,所祖不一,衍为弔屈与自悼、《太玄》与《思玄》、自我抒情或代为抒情、述志纪行,以及骚体叙物,或参大赋,大都系于一己进退、宠辱、生死,或“心存魏阙”,以理节情,归于经义,叙事纪行,由虚转实,结构严谨,句式整饬,多以议论抒情,名物、描写为寡,卒至不克铺陈。

楚骚“香草美人”手法在六朝文学中的承传

"香草美人"手法是楚骚主要的艺术特征,也是构成楚骚浪漫特色的重要因素。"香草美人"手法在六朝文学中得到广泛运用,就咏物抒怀、神女、恋情和游仙等几种主要文学题材的巡礼,即可以见出这一表现手法在六朝文学中承传之一斑。作为一种比兴象征手法,香草美人的寓意或显或隐,在楚骚时代如此,在六朝中也不例外。香草美人手法的承传,在推进六朝文学艺术形式美的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王维追步楚骚的文化背景和美学意义

王维追步楚骚,是应盛唐时代要求而动的积极走向。王维是在对六朝文学全面清算的文化偏激中走向楚骚的,他在避开初唐非此即彼的激烈论争中找到了诗歌创作的自由。楚骚对王维的深刻影响主要是绮靡精神和幽寂情调。王维熔铸诗、骚,熔铸汉魏古诗和齐梁新体,兼融汉魏清刚和六朝清丽而获得了艺术上的超越,形成了他特有的风华腴丽而清逸空灵的诗风,形成了风骨兴象兼备的盛唐真精神。

刘勰论《诗》、《骚》

《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向来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一特殊地位也充分体现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对《诗经》,刘勰一方面充分肯定其作为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又着眼文学创作而将其还原为诗歌创作的成功和典范之作,进而总结出文学创作的根本规律:以情为本,文辞尽情。对"楚辞",刘勰一方面着力澄清汉代以来以经立论的楚辞观,同样还原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则强调其"笼罩雅颂"的"惊采绝艳"之美,从而要求文学创作"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

学古出新 传扬楚骚——《招隐士》解读和审美

《招隐士》是汉代人仿效屈、宋“楚辞体”创作的一篇佳作。过去 ,不少学者对这篇作品的作者、社会背景、创作动机、所招对象、思想内涵等发表过一些意见。对此 ,笔者也就这些问题作了一些探讨 ,提出自己的看法 ;同时 ,还从审美的角度 ,重点探讨了《招隐士》的艺术魅力 。

论郭焯莹《读骚大例》的研究方法

郭焯莹是晚清著名外交家郭嵩焘之子,他一生致力于楚辞研究,著有《读骚大例》一卷,敢发前人所未发之论,对《楚辞》有颇多独特见解。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部著作关注不够,且对其作者所知甚少。《读骚大例》檃括郭氏楚辞研究之六例,对以《离骚》为主的《楚辞》作品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分析。其充满学术个性的研究方法可总结为三点:史学视角与索隐考证;朴学特色与音韵训诂;依经解《骚》与"一经六传"之说。《读骚大例》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也体现了郭焯莹独特的学术见解,对楚辞学的影响不容忽视。

论贺铸词对楚辞的接受

楚辞自诞生以来就成为后世文学的重要资源,对后代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北宋词人贺铸其词有明显接受楚辞之处,文章从其词的意象、表现手法、内在精神三方面探讨贺铸词对楚辞的接受,并指出楚辞的影响也是形成贺铸词独特风格的一种重要质素。

论韩少功寻根小说的楚文化底蕴

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韩少功的一系列寻根小说和他作于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中,表现了浓郁的楚地特色,作家深受楚文化的滋养与浸润,使得他的寻根小说蕴含着深厚的楚文化底蕴。他作品中表现的原始巫性思维方式和楚地风俗以及屈骚艺术精神对其作品的潜在影响都是楚文化底蕴的表现。

楚骚之苗裔──评邹惟山十四行抒情诗

邹惟山的十四行抒情诗是楚文化的典型体现,继承并发展了楚骚传统,堪称"楚骚之苗裔"。其大致特点主要有忧患时世又满腔柔情、视野开阔且富于象征性、想象灵动而语言华美等。

权德舆对楚骚的接受与中唐文学思想的变迁

长期的南方生活使权德舆在创作心理和创作风格上均受到楚骚文学传统的影响,在理论上对楚骚的接受与肯定成就了他较为通达与宽容的文学观念。因其在贞元文坛上的重要地位,权德舆对楚骚的接受态度又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唐诗、文理论的发展与变革。

文学史视野下的赋、骚关系诠辨——兼说“楚声”与“兮”

历来对赋文体的具体定义或界说,存在难以言说清楚的悖难,至于赋、骚亦各持异说。然历来对于骚、赋分体的理由,大概主要集中于带"兮"字的特殊句式或"楚声"的地域性特征。然而从两者来看,"兮"字并非当下《楚辞》唯一的特殊用法,"兮"也并不具有楚地特色;"楚声"一词真正的涵义,不全在于地域性而言。另外,赋、骚也具有共同的文体特征。

楚骚与哀吊类韵文

哀辞以悼童殇、吊文以慰亲属、诔文以彰德行、祭文用于典祀,它们均以亡者为悼念对象,都指向一种哀痛伤心的情感。《楚辞》中的《国殇》、《招魂》、《大招》等作,对上述哀祭类韵文的兴盛影响极大,而贾谊《吊屈原赋》这篇楚骚体赋作,更被视为哀吊文的首出之作。同时,楚骚体的“兮”字句,是哀祭类韵文中重要的句式之一;而“兮”字句与四、六言的搭配,可以增加句式变化、加强抒情效果,并在作品中起到结构上的作用。

论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

目前学界对楚辞汉赋之间源流关系的探讨多以汉代骚体赋为主体,重点剖析骚体赋对楚辞的接受。而细究汉赋全貌可知,楚辞对汉赋的影响不仅止于骚体赋。以体式为介观察屈原楚辞与汉赋,可发现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主要体现在骚体赋和骚散相间体赋,就骚体赋而言,《楚辞章句》所录与《楚辞章句》外的骚体赋句式也有不同。《章句》所录骚体赋句式对屈骚中的齐言句式过于依赖而显得拘谨;其它骚体赋对屈骚中的杂言句式与齐言句式都有继承,且齐言句式比例逐渐加重;而汉赋对屈骚句式与先秦散文句式的兼收并蓄促成了汉代骚散相间体赋的繁盛。

楚骚对茂陵石雕艺术风格之影响

茂陵石雕含蓄内向、外柔内刚的艺术品质是最能代表中华民族气质的艺术杰作。它既不同于受西域文化影响的唐代艺术,也不同于受中国本土道家思想影响的宋元明清文人画艺术。茂陵石雕艺术特色所不同唐艺术、元明清文人画艺术的深刻原因在于融入其中的天真狂放的楚骚传统。

《离骚》“三后”即新蔡简“三楚先”说——兼论穴熊不属于“三楚先”

《楚辞·离骚》里有“三后”,历来学者或认为是指上古三皇五帝或三代的三位贤君,或认为是指楚国的三位先公先王。从文献和楚简两方面的证据看,第二种观点是可信的,“三后”很可能就是新蔡楚简中的“三楚先”。“三楚先”包括老童、祝融、鬻熊,而不包括穴熊,鬻熊和穴熊不是一个人。

班氏家族骚体赋的楚祖意识及其价值

本文用辨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以两汉骚体赋为文本,论述汉代班氏家族文化的楚祖渊源及其主要内容,即以忧患为美的悲情意识和以道家智慧达到儒家立名目的的价值取向,探析其家族思想和创作的文学史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