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出版部小伙计

作为创造社第二代新生力量,出版部小伙计们的聚合在早期出版部的筹建与具体营业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他们的努力为创造社事业开拓出一个崭新的局面。并不甘心永做小伙计的他们与广州同人逐渐产生了隔阂与矛盾,与代表广州同人清理出版部的郁达夫矛盾重重,遂逐渐走向离散。

浅析日本大正文学界对前期创造社的影响

日本文学界对创造社曾产生过深刻影响 ,但这种影响不仅是日本某作家或某文学流派对他们具体而微的影响 ,也不是只简单充当了西方文学与创造社之间的中介角色。创造社主要成员留学于日本大正时代 ,而大正文学界给予他们最重要的影响 ,表现在他们文学观与创作倾向的形成过程中所得到的引导、支持和经验借鉴。他们弃实学择文学是“文化主义”思潮盛行的大正社会文化背景之产物 ,而大正文学界的一些具体实践 ,如唯美主义文学、私小说和新浪漫主义 ,在他们具有唯美倾向的浪漫主义文学观以及早期的小说创作方式的形成过程中 。

创造社“社团”研究的经典化进程

创造社"社团"研究走过了萌芽、奠基、发展、沉寂与兴盛等几个历史发展阶段,经历了政治、文学与市场不同视点的聚焦。在郭沫若、郑伯奇等创造社同人及其他创造社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社团研究已走上了经典化历程,出现了郑伯奇模式等难以逾越的成果。创造社"社团"研究经典化的历程,为剖析文人、社团与社会各种因素的互动提供了绝好样本。

论五四时期创造社小说的散文化特征

创造社作家的小说突破旧有小说的范式 ,力求与散文艺术结合 ,呈现出强烈的散文化特征。这种特征主要体现为将小说的叙事功能转为抒情功能 ,将戏剧化结构转为散文式结构。这一方面拓宽了小说的表现路子 ,另一方面也带来一些不足 ,即人物形象类型化 ,作品缺少含蓄美。

自我文学的全面拓展——初期创造社同人的文学创作新探

初期创造社同人的文学创作贡献给现代文坛的是自我文学的全面拓展。郭沫若融会一切的大我焕发着无穷的浪漫精神,他诗歌创作中的泛神论在本质上是自我思维的体现。郁达夫执著于自我欲望的书写,而张资平则将肉体之我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从精神之我到肉体之我,初期创造社三位同人的文学创作恰好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序列,为现代自我主体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双面中国——论前期创造社小说中中国形象建构问题

前期创造社小说中多漂泊异乡的零余者的形象和闪耀着古昔中国的光芒,这一方面源自作家直接的异域体验;另一方面与中国文学自身的流变、演进相关。因此,在中国形象的建构问题上,与晚清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理想派不同,与同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反抗绝望派不同,前期创造社小说中的中国形象显示出一种双面性:将个体化的中国人形象塑造成漂泊海外的弱国子民;而在对群体化的中国形象进行塑造时,却始终不愿面对落后、困顿的中国,而是将笔触倾注在传统中国形象的复归上。

从创造社到我们社:诗性“自我”的承诺与疏离

＂自我＂的诗学观念是现代新诗的一个重要话题。郭沫若在《女神》中塑造的＂自我＂形象,为新诗的言说确立了话语据点。它一方面指向对旧制度、旧世界、旧我的否定,一方面又试图建立起一种全新的抒情原则,拓宽了＂自我＂的领域和新诗的话语空间,并通过诗歌美学的革命,体现了＂自我解放＂和＂艺术创新＂的强大动力,达到个人解放与社会革命的统一。从创造社到我们社的诗歌创作,典型地反映了新诗在追求＂现代性＂过程中陷入的＂自我迷思＂。这不仅仅是新诗自身美学范畴的难题,它更呈现了新诗在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