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中期传奇对杂剧体制的浸淫

明中期作家对杂剧体制进行了大胆改革。他们吸收了传奇在演剧上的成功之处,同样吸收了传奇中一些符合时代思维的体制要素,在角色、题目正名、楔子、开场与下场诗等方面进行了积极调整。这些调整不仅是明代演剧的实际需要,更是戏曲发展到明代中期文人化的具体体现。在明中期曲作家的改造与调整下,杂剧体制趋于精致,更适合文人情绪的表达,也更符合明代戏曲舞台的表演。不同戏曲的体制融合在明中期杂剧身上得到了极好的体现。

明传奇的衍流改编与批点阐释互动研究——以朱墨套印本《校正原本红梨记》为例

朱墨套印本《校正原本红梨记》是现存《红梨记》版本系统中重要一种,由明代常熟剧作家、戏曲理论家徐复祚著,吴兴凌性德刊印,后附元代张寿卿《红梨花》杂剧一卷。全文附有刊印者凌氏四百余条内容丰富、理论审美颇具价值的戏曲批点。对此本的存本形态、版本情况与故事源流衍变、传奇对杂剧剧情关目的继承与变异、批点与文本的互动关系及其理论价值等方面进行分析梳理,利于探析追索明代传奇剧作对原有史料及元代杂剧的改编样态,以及接受视域下戏曲评点的独特风貌,有助于开拓研究新视野。

新见晚清民国传奇杂剧七种考论

新见七种晚清民国传奇杂剧作品皆为中国戏曲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传奇杂剧创作在退出文学舞台前的某些新变,其文学价值、文献价值和戏曲史意义不容忽视,理应被纳入近现代戏曲研究领域。鉴于版本稀见,兹述于此,并就作者和作品的来源及背景进行必要交代和力所能及的考证,为学界继续进行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资料。

民国学者作家的传奇杂剧创作及其戏曲史意义

新文化运动爆发前,报人作家与遗民作家引领传奇杂剧的发展方向,而在此后,逐步取代报人作家与遗民作家并担负起创作主力的是学者作家。受民族危机、个体处境等因素的影响,学者剧作或旨在呼唤抗争精神,或意在表达惆怅情怀。作为民国时期曲学造诣最为深厚的群体,学者作家尊重戏曲本质,尤其在曲律、文词、结构等方面倾注较多心血,创作出一批案头与场上兼擅的佳作,代表了清末以来传奇杂剧创作的最高成就。学者作家的涌现,不仅解决了新文化运动后作家队伍断档的问题,延长了传奇杂剧的艺术生命,还为传奇杂剧重返戏曲舞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当下各剧种或戏曲文体的生存与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论传奇杂剧之消亡

从乾隆五十五年起的日渐式微,到光绪二十八年出现复兴,再到民国九年走向衰亡,是传奇杂剧终结消亡的三部曲;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传奇杂剧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和可能,表明它已到了走向消亡的历史时刻;近现代各种新旧文学样式的外部挤压和多重影响,使传奇杂剧的生存空间愈来愈小;而近现代以来主流文化的逼进与围困,也大不利于传奇杂剧的生存。这种内外夹击和内忧外患,使传奇杂剧陷入了极其艰难的境地并只能走向消亡。这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在新的文化氛围中的无法适应和生命力的丧失,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学习西方、走向现代之际的必然命运。

新见晚清民国传奇杂剧十五种考辨

本文所述晚清民国传奇杂剧十五种,均未见其他相关著作著录。根据相关文献对这些剧作的作者、版本、本事等进行考证辨析,提供了新的文献资料,揭示了新的戏曲史实。

元代戏剧观念的创造性分化及其意义

元代出现了戏剧观念的创造性分化。对于我们现在习称的"元杂剧",元人当时有两种具有文体意义的称名:杂剧、传奇。两种称名所根由的戏剧观念明显不同,称名"杂剧"者着眼于其伎艺扮演性质,称名"传奇"者着眼于其文学创作性质,由此而形成了戏剧观念的分化和对立。这一分化酝酿了中国戏曲创作与品评中文学性与伎艺性的分离,划出了中国戏曲进程中作家戏剧与演员戏剧两条发展线索,从此,中国戏剧明确了其文学性和伎艺性这两大特性。

元杂剧《窦娥冤》与明传奇《金锁记》的主题比较

明代传奇作家袁于令的《金锁记》是元杂剧《窦娥冤》的改写本。二者的主题存在明显的差异:在《窦娥冤》中,天性善良、守节守孝的窦娥遭遇了巨大人生不幸,作品对黑暗的社会制度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鞭挞;《金锁记》则通过窦娥历尽艰辛,恪守节孝,最终获得幸福团圆,作品表彰了至贞至孝的美德。主题思想的改变折射出元明两个时代社会文化的变迁。

《连环计》杂剧与《连环记》传奇中貂蝉形象之比较

元杂剧《连环计》与明传奇《连环记》中所塑造的貂蝉形象,其性格特征及人生的价值取向都迥然有别。杂剧《连环计》中的貂蝉是一个以伦理道德禀赋为性格内核的受体形象,她所追求的是人生的情感价值取向;传奇《连环记》中的貂蝉形象则彰显出流溢着熠熠光彩的政治资质,她所追求的是人生的社会价值取向,其人格也得到了更具魅力的升值。貂蝉形象的异变,既根植于传统文化的积淀,也裹挟着嬗变时代思想变革的新浪潮。

民国传奇杂剧的戏曲史与文学史地位

部分学者曾偶涉民国传奇杂剧的艺术贡献与戏曲史、文学史地位,但并未从整体上突出其特殊性。缘于此,笔者拟将民国传奇杂剧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在梳理其艺术贡献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其戏曲史、文学史地位。文章认为,民国传奇杂剧是元明清戏曲史的延续,是传奇杂剧史的殿军与终点,是民国戏剧史的旁枝与支流,并与其他文体一道,共同构筑起斑斓多姿的民国文学,堪称中国戏曲史与民国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花部戏曲的兴起与传奇杂剧的创变

清乾隆末年开始特别是道咸年间以降,在花部戏曲兴起并逐渐取代昆曲而占据主导地位的戏剧史背景下,传奇杂剧面临着空前严峻的考验:一方面由于不同戏曲剧种之间的必然相互借鉴与影响,一方面由于传统戏曲谋求生存之路的需要,传奇杂剧进入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由局部到整体的创新变革时期。这种创变的结果是复杂且值得深思的:既促进了传奇杂剧的着力创新与大胆变革,使之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迎来了传奇杂剧的最后一次繁荣;又从戏曲观念和文体形态等方面改变了传奇杂剧的内部构成,在创变的同时消解了其自身的特性,也就促进了它的消亡。花部戏曲的兴起和传奇杂剧的创变这一互动的戏剧史历程,留下了值得深长思之的历史经验。

卢前戏曲的本事主旨与情感寄托

卢前的杂剧《饮虹五种》或描写古代人物,或记述当代故事,均有文献事实根据,既叙史事时事又寓道德评价,表现出明显的纪实作风;《女惆怅爨》三种均写古代杰出女性故事,表现出强烈的讽世伤时情绪,寄托着深沉的时局感怀与人生感慨;《楚凤烈传奇》写古代乱离故事,寄寓对时局的关注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患,表现出坚守传统道德与戏曲体制的倾向。卢前的杂剧传奇产生于近现代社会动荡、文化变革之际,表现出深沉的时事感慨和情感寄托,反映了杂剧传奇最后阶段的处境与变化,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戏曲史意义。

明代陕西戏曲创作与表演述论

本文对明代陕西地区的戏曲发展状况做了描述,并且对各种戏曲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陕西在明代虽然已不再是中国戏曲创作与表演的中心,但是戏曲活动仍非常繁盛,变体杂剧中独折戏便始于陕西,而杂剧家中的康海、王九思无疑属明代戏曲大家。晚明时以昆山腔为代表的传奇在陕西亦有相当成就。秦腔的出现,更是开中国戏曲花部乱弹之先河。

民国传奇杂剧的历史作用与当代意义

作为中国戏曲史的惯性延续,以及清末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共同孕育出来的结果,民国传奇杂剧和其他历史时期的戏曲一样,担负着时代赋予它的历史使命,特别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即便在当下,民国传奇杂剧独有的认识价值、借鉴价值与审美价值仍不容忽视。较之于元明清三代的戏曲,民国传奇杂剧的历史作用与当代意义明显打上了民国的烙印,表现出鲜明的民国特色。这不仅是民国传奇杂剧最值得关注的焦点,也是民国传奇杂剧逐渐成为戏曲研究热点的关键所在。

乔吉杂剧中的歌妓形象

歌妓这一人物类型在古代许多作品中都有所提及,在乔吉所传世的三部杂剧作品中,更有两部都与歌妓直接相关。与唐宋传奇、元杂剧、明清戏曲中其他同题材作品所表现出的歌妓形象相比,乔吉笔下的歌妓形象具有其特殊性。大致可概括为:她们或是柔弱忠贞的大家闺秀,依附于感情,也能主动追求自己的爱情;她们或是与男主人公惺惺相惜的知己,她们的歌妓身份不被轻视,最终与良人成了眷属,夫荣妻贵。这种变化的产生,实是与时代风习的浸润以及作者个人思想情感的影响有关。

明清山东杂剧传奇的语言风格

在明清长达540多年的时间里,山东杂剧和传奇剧作在典雅与通俗的语言风格上,分别经历了不同的演变过程,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二者还形成了迥然有别的主导风格,即明清山东杂剧语言以通俗本色为主,传奇语言以典雅绮丽为主。不同的主导风格倾向根源于二者所汲取的文化基因有异,明清山东杂剧更多地接受了崇尚俚俗的平民文化滋养,而明清山东传奇主要是承续着以雅为美的贵族文化传统。

元杂剧与明传奇改写本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由于元代和明代社会文化不同,一些明传奇在创作过程中,对元杂剧进行了改写。明传奇改写本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及主题思想上,表现出向中原传统文化的回归,这种回归反证了元杂剧的多元文化风貌。

不南不北的“北西厢”

被看作元杂剧的王实甫《西厢记》,却被收录在明代专收南戏传奇的《六十种曲》中,颇为奇怪。按照元杂剧和南戏传奇的结构体制对《西厢记》考察后发现,王实甫的《西厢记》呈现出不南不北的剧本形态。剧本的"不南不北",不仅说明他的创作只能在元代中期,而且也解释了明代为何对其有元杂剧和南戏传奇两种不同的看法:戏曲家因为《西厢记》使用了"北曲""套曲",故认其为元杂剧;另有一些曲家将其当作传奇发展的一环来看待,故将其当作南戏传奇。

从尝试到范式:编年体戏曲史著刍议--兼评程华平《明清传奇杂剧编年史》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编年的形式演述中国戏曲史的发展历程,客观展示戏曲发展的实际情形,逐渐成为戏曲史书写的一种新范式。这种戏曲史研究范式在观念、方法、内容、价值、体例等方面展示了一种全新的学术理念:既立足大戏剧的观念,又以庞大的文献作为研究工作的支撑。编年体戏曲史著不仅体例与章节体迥然不同,而且内容客观丰富,兼具史料性与工具性。其中程华平《明清传奇杂剧编年史》作为迄今体系最宏大、内容最丰富的编年体戏曲史著,堪称此类述史范式的最新标志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