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颐《春秋传》及其《春秋》诠释学

程颐乃《春秋》宋学之推助者,视《春秋》为“圣人之用”,以为学者只观《春秋》亦可尽道。其曾揭示治经之要领,如“《传》为案,《经》为断”“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凸显了《左传》解经之功能。晚年著《春秋传》,阐发正人伦、谨名分、尊周王、攘夷狄诸大义;且持天理、人道取代微辞隐义,进行创造性诠释。对于《春秋》或书或不书、或称或不称之笔削,与夺进退、褒贬劝惩之指义,抑纵、微显相反相成之笔法,事同则辞同、事同而辞异诸书法义例,观百物、聚众材与张本继末、系统宏观之比事属辞解经方法,程颐《春秋》学多有具体而微之提示。

马融《春秋三传异同说》及相关问题探微

孔子著《春秋》,经学家为其作传甚多,亦为精湛,东汉通儒马融则另辟蹊径,立足于《左传》,著《春秋三传异同说》。《春秋》三传,鼎足而立,各有偏重,各有特色,马融善于发现问题,于三传之说之外,阐发自己不同观点,也使人们对《春秋》研究有了新的视角。

《左传》先于《春秋》说始末考论

《左传》先于《春秋》说最早当出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黄洪宪所撰《春秋左传释附序》。黄洪宪称“左史”记事繁详、非有意释经、经传各自单行以及左丘明年世早于孔子,认为“左史在先,圣人之笔削在后”。1932年,张纯甫《是左十说》再次独立而明确地提出此说,认为《春秋》须待《左传》而明,《左传》为左丘明“少年之作”,孔门弟子后有补修,《春秋》为《左传》“提纲挈领”的“目录”,论证颇为系统详细。章太炎则提出“《经》《传》同作具修”说,认为孔子作《春秋》和左丘明作《左传》都同时兼得二人修撰。20世纪80年代后,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讨论仍在继续,有的学者不知黄洪宪、张纯甫诸人已着先鞭。

论宋儒叶梦得对汉唐《左传》学之批判——以其对《左传》、杜预的批判为例

自中唐新《春秋》学兴起以来,对汉唐三传之学的批判构成新《春秋》学构建其学术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啖助学派及北宋《春秋》学家都对三传展开批判,其中两宋之际的《春秋》学家叶梦得对三传之学的批判尤为深入。在《左传》学上,基于“《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以不知经故也”的基本立场,其对汉唐《左传》学做了系统批判。在他看来,造成《左传》学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左传》不传经。从更深的层次来看,叶梦得对汉唐《左传》学的批判源于其对“传”之解经属性的判定。在他看来,解经不可偏执一家,而应博学多闻、慎乎所择。他的这种立场和方法反映出,其对三传的批判仍然是在中唐以来新《春秋》学演进的脉络中展开。正是在此意义上,其对《左传》的批判并非要彻底否弃《左传》,而是试图择善而从,发明经义。

《左传》中后人附益的各种成分

最初的《左传》本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史事汇编,后由经师们按照《春秋》的体裁,将《左传》改编为编年体,逐渐被视作解"经"之"传"。今本《左传》中含有多种后人附益的成分,特别是其中的解经语和解传语,都是后代经师陆续添加的,且很多解释明显错误。总括《左传》中可以确定为后人附益或可能含有后人附益成分的诸种内容,大致可分为解经语和解解经语、解传语和解解传语、解经传歧义语、"君子曰"及"某某曰"、预言、岁星纪事、文字改动、讹误,如此八种。

元代春秋学的黄泽、赵汸学派

元代学者黄泽、赵汸于春秋学卓有建树,自成一派。自汉代以来,治《春秋》之学者,动言"微言大义",众说纷纭。黄泽力排众议,认为治《春秋》当先弄清史实,然后再作价值判断。要弄清史实,就要回归《左传》。他认为《左传》首先由史官左丘明撰写,而由其子孙续成之。这种说法与现代学者认为《春秋》为战国人所撰的观点不同,似更合理。赵汸师承黄泽,他不赞同孟子、董仲舒、朱熹等人"尊王贱霸"的思想,主张"尊王"亦"尊霸"。并提出孔子当年要得志,会先"修桓、文之业",由霸道而致王道。以往治《春秋》者或认为《春秋》字字寓褒贬之意,或认为《春秋》只是"实录"。赵汸的观点是,《春秋》一经中既有实录部分,也有孔子所寓褒贬之意。其所著《春秋属辞》一书就是要将此二者区分清楚。

重审“经史之分”——检视皮锡瑞对《春秋》和《左传》的定性

晚清学者皮锡瑞《经学通论》在当前经学中影响力极大,书中宣称《春秋》是孔子所作的经,不是史。他严厉批判杜预,反对杜预以《左传》解读《春秋》的做法。按照"经史之分"的规定,《左传》被视为纯粹的史书,不宜用作诠释《春秋》。以此得出的结论,就是认为《春秋》和《左传》应该予以分拆,了不相干。然而,皮氏这一批评意见充满各种谬误,既误解杜预原来的本意,他所主张的"经史之分"也实不可靠。

论王韬《春秋左氏传集释》的地理考证特点

王韬《春秋左氏传集释》因成书海外,从未付梓刊行,故不为学界熟知。《春秋左氏传集释》中,地理考证类内容丰富,条目众多,且其考稽文献、不囿成说,表现出鲜明的学术特点:考证详实,阐发经传;发疑抉异,精微审慎;以实辨伪,综贯经传。《春秋左氏传集释》对清代《春秋》经传的地理学研究多有承继,同时也有发展和超越,是晚清独具特色的经学研究著作。

论《春秋左传正义》对《史记》的引证

《春秋左传正义》的编订者多次引用《史记》作解,且总带着怀疑的眼光考察《史记》记史的真实性,对《史记》的引用呈现出四种情况,其中批判《史记》的错谬性占了很大比例。这些对《史记》的批判既有其合理性价值,又存在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无论是肯定《史记》所记,还是批判《史记》之说,抑或是对《史记》之辨保持中立态度,都体现了《春秋左传正义》的编订者的尊"史"观念,求"史"之真的态度和坚持杜注的原则的融合。

从《吕氏春秋》看《乐记》部分篇章的成书年代及其佚篇

《吕氏春秋》仲夏、季夏二纪中的八篇文章以论乐为主,通过考察这八篇文章中与《礼记.乐记》相同的内容,可知《乐记》中的《乐本》、《乐言》、《乐象》等篇在《吕氏春秋》撰写前已经基本成书。而结合其他传世典籍中的相关记载,可以推测《吕氏春秋》仲夏、季夏二纪可能还保存了《乐记》十二佚篇中的《乐作》、《说律》与《意(音)始》篇。

“卒于房”之“房”所在考述——读《春秋左传注》发疑一则

《春秋左传》定公五年载"六月,季平子行东野。还,未至,丙申,卒于房。"清代顾炎武始认为"房"通"防",然无其实指。清高士奇认为此"房"在费县附近,而杨伯峻等认为在曲阜东二十余里。然考其成说,皆相舛谬,不足以互证。据《春秋左传》经、传记载及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所录,鲁实有数防,东防至少应有三处。按《经》、《传》通例,有学者认为"鲁大夫卒其竟内,则不书地。"也有认为"大夫卒于他国则书国,卒于鲁地则书地。"诚淆然不清。清陈立、钟文烝等依纂例疑此"房"当不属于鲁之国境。然《左氏》歆所传古文经学,其立主分野之说,若以"房"、"心"应之鲁宋分野,或可为一说。《春秋地理考实》卷三认为东野及房皆近费之邑。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认为鲁有二防,此"房"同于僖公十四年之防,其说相悖。细检诸家所注,或驳正旧说,以教正于方家。

论贾谊思想与《春秋左氏传》思想的一致性

关于贾谊是否为《春秋左氏传》的传授人,历来有两种对立的观点。本文在对贾谊及《春秋左氏传》的思想进行分析后认为:贾谊主张兴礼乐,实行儒家常规的礼乐教化,以渐进的方式移风易俗。贾谊主礼,特别迷信古礼,有偏向礼的形式而忽视礼的内容——仁的倾向,然礼一旦失去仁的内容就与法没有什么区别了,这就导致贾谊的思想有复古倒退和实行法治的倾向。由此可见,贾谊之思想与《春秋左氏传》之思想是具有一致性的。

刘文淇《春秋左传旧注疏证》探析

《春秋左传旧注疏证》是清代扬州学派仪征刘氏家族历经几代而未竟的学术名著。通过对其编撰背景、过程的分析,说明该书是清代学者尊崇经典、回归汉学学术思潮影响下的重要研究成果;通过对该书两大主要内容——旧注和疏证的归纳分析,概括其特点分别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和广考博征、精审独到;通过以上分析揭示该书的价值不但在于进一步疏通了《左传》文意,而且在辑录和疏证旧注的过程中,梳理了《左传》学史。

《左传》叙事与解经语不合的原因及其影响

《左传》叙事与解经语不相协和是一个关系到《左传》是否传《春秋》的重要问题,故争论双方都对这种不合的原因做出了不同的解释,无法达成共识。绕开《左传》是否传《春秋》的问题,从比较中立的立场出发,《左传》叙事与解经语不合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左传》叙事既有解释经义的功能,又有表达叙事者自身历史认识与评价的功能,超出了"春秋大义"的限定,从而导致《左传》叙事与解经语之间存在张力与不合,并使得《左传》叙事在后世义理的标准下遭到严厉批评和质疑。

谭家健《〈穀梁传〉叙事比论》的几个问题

谭家健《〈穀梁传〉叙事比论》以记得事详便是优点,似乎记得事详就等于文学性强,这是偏见,文学性是由多种因素构成和影响的一个复杂的系统,绝不能仅仅以记得事详或写的字多为唯一判断标准。《春秋穀梁传》之宋楚泓之战、晋杀阳处父、楚屈完对齐桓公、柏举之战、殽之战之文学性明显优于《左传》之记载。

论孔颖达独选《左传》释《春秋》的原因

唐代初期,孔颖达奉唐太宗之命编撰《五经正义》,在编撰《春秋正义》时独选《左传》释《春秋》,对《左传》极为推重。表面看和学术发展有关系,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为迎合唐太宗的治国需要和个人需要。其中个人需要和"玄武门之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春秋左传》中“无(有)以”

从句型变换的角度来看,位于动词前和句末的两种"无(有)以"结构,它们二者因在句中所处的位置不同而产生了分化。

也谈越王勾践的“忍辱负重”

越王勾践"忍辱负重"的形象从先秦至两汉是不断变化的。在先秦有代表性的文献中,《左传》并没有提到勾践的"忍辱负重",《国语》反映了勾践能忍辱负重,但表现不够具体。经过《史记》和《吴越春秋》的描绘,越王勾践"忍辱负重"的形象更为鲜明,也更真实可感。勾践"忍辱负重"的形象变化与上述著作的成书有关。

李廉《春秋诸传会通》之华夷观

《春秋诸传会通》以胡安国《春秋传》为中心,兼采三传与宋儒成说。对于《春秋》中的华夷问题,一方面继承先代尤其是宋儒特为强调的"攘夷大义",对于引文中多数较为激进的词句及诠经思路并无避讳;另一方面,又对胡《传》中一些过于不合时宜的词句进行了删修,减少其"以经淑世"的色彩。从中体现出的是元人治《春秋》过程中对于华夷问题的一种特殊学术心态。

春秋时期的战争法——基于《左传》的案例研究

基于《左传》记载的春秋时期的战争史,以案例讨论的方法,重点介绍和讨论了春秋时代战争中若干重要的战争中体现的战争法规则,包括战争权利规则、战争行为规则和战争责任规则。春秋时代战争法洋溢着传统和变革的思想,是中国乃至世界战争法历史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