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廷焯词学思想的渊源及“沉郁说”之详析

作为常州词派的重要作家,陈廷焯的词学思想特别是他的"沉郁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千年以来词学理论中关于"尚雅、尚俗"、"守律、破律"、"诗化、曲化"三对矛盾的对立,并且可以视为王国维"境界说"的近源。

论鹿潭词的感伤特质

浓郁的感伤气息是蒋鹿潭词的基本特征。通过对鹿潭词中常用意象和词语的量化分析,可以看到时代气息的感染、作者自身经历的凄凉和个人性格的孤介寡合是构成这种感伤特质的根本要素。

现代词学的研究价值、现状及方法反思

现代词学是一块尚未完全开发的处女地,从中国词学发展史的角度,从传统到现代对接的角度,现代词学都有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当前,关于现代词学研究的成果还不是太多,大多以少数几位成就比较突出的大家的个案分析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研究水平还停留在史实还原的阶段,缺少宏观研究成果。这一领域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能引发出许多重要的理论话题,比如"大家"的魅力、家学的传承、学校的影响、学术的进步等等。

词律的编订与清人对词体特性认知的深化

由于对词体特性尤其是对宋词与宋以后词的音乐特性存在不同的认知,清人展开过作词要不要协律的争论,最终以协律论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清人通常取唐宋旧词中词名相同者相比勘,以得每一调之规范。其中以《词律》与《钦定词谱》的成就最高。这些格律谱不仅被用来指导创作,而且成为清人廓清词之体制、维护词体特性的有效工具。

王安石的“以禅入词”

王安石现存的词作不多,但绝大多数都与佛禅有关。本文旨在分析王安石词作中的禅意和佛理,并进一步探讨王安石"以禅入词"在词史上的意义。

常州词派的尊体论

有清一代的词学家都力图改变词为“小道”、“末技”的局面，使之自觉地表现出重大的社会内容和独特的感情世界。常州词派进一步从词的起源、言情等角度来论证“诗词一理”的主张，从而达到推尊词体的目的。他们突出词的表意性，强调词人精神情操的培养，提倡雅正的词风，体现出鲜明的道德伦理性和政治责任感。

竹枝词在日本诗学定位的转变及与“好色”文艺的关系

中国文人的竹枝词创作最初源于对民歌的模拟,其诗学定位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曾历经数次演变,由最初的采风一变为记叙风俗景观,再变为记录地理掌故沿革等,然其轨迹始终未脱离儒家诗学理论的话语体系。然而在日本江户后期至明治的汉诗坛上,竹枝词却成了一类专门描写游廓及游女的诗作,该定位的成立一则因其描绘风物的性质仍与中国竹枝词的职能相吻合,一则是日本近世以来的游廓文化及“好色”文艺对其性质与面貌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与之相应,此类竹枝词的创作与诗学评论遂在相当程度上具备了町人文化的内核,并与儒家诗学观发生了较大的背离乃至冲突。日本竹枝词的演变是近世日本汉文学本土化态势的具体表现之一,并显示出了日本诗学及美学理念在这一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西体中用”的王国维诗学理论建构论

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在跨文化语境中以"西体中用"不平等的对话模式建构起来的诗学理论。王国维在建构其诗学理论时,把康德、叔本华美学为代表的西方美学当作普遍真理,而把中国美学传统当成研究材料,从而导致对中国真正的审美理想和诗学传统形成一种遮蔽和压抑。王国维的"境界说"既不是学术界长期所认为的中西诗学融合的产物,也不是有的学者所认为的中国传统诗学的延续和继承。从作品和作者两个层面对王国维的"境界说"进行解读,可知"境界说"理论基本上本于叔本华认识论美学的"直观说"和"天才论",而学术界长期将他的"境界说"当成"中国的最高的审美理想"和中国诗学的集大成,这纯属一种误解。

南北文化融合与词体的确立

词体是在南北文化融合的过程申确立的。从词与音乐的关系来看,由胡夷、里巷之曲演变而来的词调存在着南北两方面的来源;从词的产地来看,可以说是南北兼有,而以城市特别是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大城市为中心;从作家的创作道路来看,早期词人是北人、南人兼有,他们大多曾经南北漫游,吸收了南北文化特别是音乐的滋养,这对他们词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格律诗是古代汉诗主导诗体的原因——兼论词与曲在古代汉诗中的文体调和作用

格律诗能够成为古代汉诗中最重要的定型诗体,其诗体的主导地位维持了千余年.既是因为格律诗本身具有齐言体、音乐美等格律上的诗体优势,也是受到了以科举制度为代表的官方保护的结果,更是因为有词和曲这样的准型诗体作为格律诗最重要的辅助诗体,减轻了定型诗体对诗人的文体自由的抑制。词和曲加速了古代汉诗诗体由定型诗体到非定型诗体的诗体解放进程,促进了汉诗诗体在诗体规范与诗体自由之间的和解,避免了汉诗诗体走上极度律化或极度散文化的极端。由于词与曲的文体调和作用,古代汉诗形成了长期以格律诗为主导诗体,词、曲为辅助诗体的定型诗体与准定型诗体并存的诗体多元格局。在形式和内容上,词和曲与格律诗相比,更具有灵活性和通俗性,有效地纠正了以格律诗为代表的正统诗歌在形式与内容上的严肃性。不仅有利于格律诗的存在,也极大地从诗的体裁和风格上拓展了古代汉诗的生存空间。

论汉语音乐性和词体起源

汉语音乐性是中国古典诗歌体式演变的基础。词体在近体诗基础上诞生,正是在汉语音乐性基础上,语言诗化与散文化之间的矛盾,诗歌节奏稳定性与诗意表达自由性之间的矛盾,和中唐后去律趋散文体革新的时代要求,这三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于“钱学”的观察与思考

简述近年的“钱学”研究情况 ,提出批评 ;认为 :钱钟书论学的重点在于诗学 ,研究钱钟书的诗学及其诗作 ,需要具备创作旧体诗的体验 ;钱钟书用文言著述和创作旧体诗 ,宗旨在于维护、延续传统优秀文化的生命 ,与世同新 ;研究“钱学” ,宜多读中外原著 ;对钱钟书的肆意讥弹和盲目吹捧都是错误的 ,“钱学”研究应该实事求是 ;以钱钟书同辈学人的著作互为比较 。

中国古典词论中的东坡论

中国古典词论中对于苏东坡词的评价，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审美观照发展历程的一束折影。两宋时期，由持论各异到褒扬之声占主流地位；南宋末暨金源，显露出词派论评端倪，有“豪徽，并驾“婉约”曲体，拓宽词作发展创造空间的理论见解，昭示苏词“以诗为词”的创造意义；发展到明清，在偏重词派论评的基础上，步入“正”、“变”论辩，与诗骚传统的内在沟通，揭示出东坡词儒化的现实意义。东坡论绵延数百年，日趋切要，既是苏词本身的意义决定，更反映出文学审美观念历史形成的漫长曲折，以及我们民族富有理论思维的审美创造力。

石湖词清旷苍凉的风格侧面

范成大的词主要的风格是温软绮丽,但也有一部分词表现出清旷沧凉的风格,这类词都和范成大出使金国有关,且多为长调,其数量虽然不多,但却代表了范成大创作的最高成就。

和歌与词的意象对比

日本和歌与词在总体艺术风貌上十分接近。从二者意象的内容与表达方式、意象的审美特征、意象的容量与结构三个方面展开对比,辅之具体的作品分析,可以见出和歌与词诸多相近的艺术追求,也有微妙的文学传统的差异。

“辛派”与理学琐议

“辛派”的确立有着深厚的学术背景。“辛派”词人在学术渊源上多与“伊洛之学”有着若隐若现的因缘关系;而在词法方面,“辛派”“抟搦义理,劫剥经传”也多表现为运用经传语与理学语以入词。这不仅与当时崇尚“义理”的学风有关,而且与“辛派”中本身有许多理学家这一客观事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对“小词”情感色彩的重新体认

宋人将词称为“小词”并不意味着对词体文学的鄙视 ,真实情况是 ,宋人以小、柔、瘦为美 ,将绝句诗也以“小”称 ,完全是短幅短小而致。相反 ,宋人以“小词”称 ,是对词体的爱称。刘熙载称晚唐五代词为“虽小却好 ,虽好却小”。

论中国的“日本词”研究

文章对中国学者关于日本词的研究作了系统评述。论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论夏承焘先生对日本词的关注与评述;第二部分论中国词学家对日本词的评价;第三部分对中国的三部涉及日本词的选本即《域外词选》、《日本词选》、《日本三家词笺注》分别作了论述。

冯延巳对词的抒情模式的建构及其影响

词的雅化与文人化最关键的一步是精神与品格的雅化与文人化。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原本内容浮泛、娱人为主的词中注入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情”，并使之纳入符合士大夫知识分子审美情趣的抒情模式和风格中。这个变革工作是由冯延巳来首倡和推行的。冯延已最大的成就就是在词中引入了诗歌赋比兴的传统手法，使词有了意境，并因之确立了词思深语丽、含蓄蕴藉的婉约派抒情风格，从而开了北宋一代词风；

白朴《梧桐雨》创作探源——多角度再现天宝遗事

白朴的《梧桐雨》以正史所载天宝年间的事件为背景,广泛搜罗了杂史传记中对天宝遗事的记载,提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意象作为道具,扩充了故事的历史容量。同时,作家炼诗用典,使《梧桐雨》成为一幕婉转凄美的诗剧。《梧桐雨》直接脱胎于白居易的《长恨歌》,但撇去了对唐明皇沉溺美色的贬义,完全以"情"为线索,塑造了一个宠爱贵妃的痴情皇帝,成为一幕纯粹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