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苏轼词的词史定位——兼及如何打破“婉约”“豪放”二分法

词学史上对苏轼词的定位,主要有“豪放词”“以诗为词”“东坡范式”三种重要说法。“豪放词”从风格论出发,并不能完全涵盖苏轼词的全部艺术特质;“以诗为词”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亦非苏轼所独有;唯有作为传统“体派论”的现代发展的“东坡范式”,最适宜作为苏轼词之词史定位的总结性词汇。同时,既然“豪放词”一语已不足以概括苏轼的词史定位,那么“婉约”“豪放”二分法也自然应被扬弃,而打破这一“二分法”,并不意味着否定“二分法”这一极具简洁性的思维方式,寻找更具学理性、更符合唐宋词实际的“新二分法”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破旧立新之道。

曾大兴教授的柳永研究——以柳永的“人品”和“词品”为中心

自北宋至20世纪90年代以前,关于柳永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品”问题,二是“词品”问题。曾教授通过文献考证和文本细读,首次把柳永的生平和创作分为三个时期,把柳永对歌妓的态度作分期研究,在此基础上借鉴心理学的人格结构理论分析柳永对功名的态度,指出其则是以儒家的入世精神和市民的享乐意识之互补为特质;再就柳永自述和前人词话的有关记载,揭示柳永所遵循的是一条与歌妓乐工合作的创作道路,这就决定了他的作品必须适应歌妓的演唱需要和满足普通市民的审美情趣。

放翁的词之体认及实践:由“渔歌菱唱”说起

陆游后期诗词主要书写“渔歌菱唱”的乡村世界。词之传统本为花间酒边,放翁笔下的“渔歌菱唱”其实是“以诗为词”的“破体”尝试。诗体更适于书写乡村生活日常,陆游晚年不再作词,继而以诗的形式书写“渔歌菱唱”,这符合他的诗人身份,也侧面显示出他对词之“正体”的尊重。

数字人文研究方法争议浅析——以宋词流派特征远距离阅读项目为例

文章以笔者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信息学院泰德·安德伍德教授的数字人文课程上开展的宋词流派特征远距离阅读项目为例,综合调研国内外文献,总结数字人文方法应用中的争议点,探讨算法机械性、研究方法与主题互动性弱、人文学科属性遭削减等现阶段数字人文方法弊端。

论士人的心理构成对南宋词风的影响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变化,士人的心理世界也随之生变。爱国主义精神、理性意识、闲逸心态共同建构了南宋士人的心理世界。词至南宋几乎为士人所独享,士人们的心灵世界无疑会直接影响到词风的形成。于是,在士人们旋律不一的复杂心态的影响下,豪放、风雅、疏狂成为南宋词坛的主要风格。从南渡词人张元干、朱敦儒、陈与义到中兴词人张孝祥、辛弃疾、陆游;江湖词人姜夔、吴文英;再到遗民词人周密、张炎,等等,这些南宋主要词人的作品无不或轻或重、或隐或显地呈现了这样的艺术风格。

以梦窗词转移一代风会——晚清四大家推尊吴文英的词学主张及意义

晚清四大家推举南宋词人吴文英的努力是晚清词坛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吴文英因其特殊的风格在词学史上独树一帜,南宋末年颇受推崇,元明却默默无闻,清代前中期梦窗词逐渐显现,至晚清吴文英则被推为至尊的地位。晚清四大家长期校勘整理梦窗词集,对梦窗词的思想意义、艺术价值进行了深入的阐发,并有意用梦窗词的特殊风格影响、改变现实词坛的风气。

论清代的赋得体词

清代的赋得体词在赋得体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又有着自身的特点。赋得体词是清词酬唱的一种形式。其形态多样,表现手法丰富多彩。赋得体词是清人对词体形式的拓新,体现了文体融合的意识。清代的赋得体词有着较高的艺术造诣,在词史和文体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论辛弃疾二十四首《临江仙》的体式及其词谱学意义

辛弃疾有《临江仙》词24首,是两宋间留存《临江仙》词调最多的词人,在《临江仙》词调的创作以及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辛弃疾留存的24首均选用双调60字基本体,格律处理十分严谨,平仄安排不仅符合《临江仙》的声律要求,甚至比《词律》和《钦定词谱》所总结的谱式更符合创作实际。辛弃疾24首《临江仙》的句式、韵位等主要由词调本身决定,但辛弃疾对词调、体式的选择以及对词调固有声情特点的遵循,使其词总体呈现出舒缓流畅的声情特点。24首词大部分作于辛弃疾退居江西时期,作者有较多时间观察农村的美景,体验家居的闲适乐趣,因此词的题材虽然比较广泛,情感层次也比较多样,但总体上呈现出和谐冲淡、舒缓雍容的特点,与《临江仙》60字体流丽谐婉、舒缓和畅的体式特征相一致,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和谐。辛弃疾所用的《临江仙》60字体较为后出,由58字体变化而来,但由于增加了律句,使其更加和谐整饬,受到文人普遍欢迎。从留存的作品看,这一体式首见于滕宗谅,由苏轼初步成型,中间经叶梦得等人的创作实践,最后由辛弃疾确定其词调风貌和词谱定式,并通过大量创作而彰显其活力与影响。

辛派词人论略

“辛派词人”以辛词为榜样 ,有意识地学习苏轼 ,其词作具有共同的爱国思想倾向。“辛派词人”之形成 ,与辛弃疾巨大的人格魅力与歌词艺术魅力密切相关。他们的政治主张与实践活动、个性与表现等等诸多复杂因素 ,都融合到了歌词创作之中 ,形成独特的风貌。而且 ,“辛派词人”为了表述自己的政治主张 ,共同选择了“以文为词”、议论纵横的表达方式。因此 ,“辛派词人”自然形成了豪迈奔放。

唐末五代词人心态与词风的嬗变

通过全面考察唐末五代词人心态与词风的嬗变轨迹,揭示出儒道传统的丧失、家国观念的淡漠以及无可奈何的乱世心态,为五代词创作的初兴提供了历史和文化的契机。通过多角度考察认为"花间词风"早在王建时代就已完全成熟,王衍、孟昶虽不免豪侈淫逸,却与"花间词风"关系不大。南唐一代是词体创作产生转折的关键时期,雅逸好学的社会风气,词人群体的学者化,以君臣欢会、高朋宴集为主的创作氛围,共同造就了南唐词从容淡雅的诗化景象。针对前人关于五代词创作与乱世君臣荒淫生活关系的论述,明确指出:放诞荒淫本身绝难造就五代词创作的初步繁荣。

王船山词的语言艺术

船山词在以往的研究中常常被大家忽略,研究船山词语言艺术的相关文献资料更少。文章旨在通过在炼词、修辞、语言特色三个方面的分析,系统阐述王船山高超的文字掌控能力、语言技巧和诗词美学方面的雅俗观,从而说明船山词在语言艺术上的特色与成就。

清初词坛“广陵唱和”论略

清初广陵词坛,王士禛主持风雅,唱和频繁,促进了词创作风气的形成,具有丰富的词学内涵和词学史意义。其中艳词唱和主要表现为对传统花草词风的宗奉;怀古词唱和则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更展示了新变的趋向。唱和的词调多以小令为主,长调亦经常被采用,邹祗谟、陈维崧对长调的大量采用具有风向标的作用。王士禛对非主流的豪放词风持有很通融的态度,以他为领袖的"广陵唱和",培养出了豪放词风的代表人物陈维崧,于清初豪放词风的形成意义重大。唱和采用的一调多阕样式体现了词的娱乐功能的回归,并对后世咏物词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样柔肠 万种情思——试比较纳兰性德悼亡词与潘岳、元稹、苏轼的悼亡作品

悼亡之作是中国古典文学中重要的文学题材之一,从潘岳到纳兰性德,从"悼亡"的开创者到集大成者,悼亡之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该文选取潘岳、元稹、苏轼的悼亡作品与纳兰性德悼亡词比较,探讨各自的风格特色。

邓廷桢词学研究

邓廷桢作为晚清词坛一位重要词人,他和林则徐的词被誉为"大臣词"中"双璧"。邓氏词学观以"寄意"为中心,求雅,斥艳,推崇白石、玉田的同时,兼采苏、辛,融合两派,从而锻炼出"返虚入浑"词学主张。他的词高朗疏阔,款款情多而又婉曲清扬,实为晚清词史平添了一道不可多得的美学风貌。对邓廷桢词学的研究实有进一步拓展的必要。

温庭筠词与“词为艳科”之传统的关系

温庭筠的诗词创作实践清晰地展示了晚唐由诗入词的线索与途径 ;作为唐代第一个“专力于词”的文人 ,温庭筠打破了“诗庄词媚”的畛域 ,不仅是晚唐艳情诗坛的重要诗人 ,更以他的艳词创作直接开启了晚唐五代香艳的词风 ,并且奠定了词以婉约为正宗、词为艳科的正统地位。温庭筠的功绩就在于将中国文人诗歌的接力棒从诗传递给了词 。

“以诗为词”亦“檃括”创作词调歌曲

宋人改编诗为歌辞,采用了“以诗度曲”、“檃括”等方式。“以诗为词”是“檃括”的方法之一,最直接的目的是使“诗”合于歌唱。陈师道评论苏轼“以诗为词”,即着眼于其“檃括”创作歌曲。李清照“句读不葺之诗”,当谓声诗。单纯从案头文学表现手法的角度阐释“以诗为词”有失全面。

苏轼词用典研究

以罗积勇教授对用典的定义为标准,对苏词用典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苏轼词用典特点有三:其一,典源经、史、子、集,包罗万有;其二,袭用、改用、集用、檃括原典,形式丰富多样;第三,明用、暗用、正用、反用,内容欹正变化。"大规模"用典是苏轼"以诗为词"的创作论基础,并为苏词"以诗为词"提供了内容、句法、章法、思维、趣味以至境界与格调,对词体发展意义重大。

论辛弃疾词的曲折含蕴美

辛弃疾是宋代成就最高的词人,其词作不仅抒写了雄浑壮阔的内容,而且具有词这一文体幽深精微的美质。文人和英雄的双重身份,使辛弃疾的情感格外深沉复杂,发而为词,就使其词作盘郁顿挫,具有特别动人的力量;与此相应,在意象上"摧刚为柔"和大小意象的对比,在结构上"以文为词"、"引气入词",在用典上丰赡贴切等艺术特点,也使其词作具有一种独特的曲折含蕴美。

论辛弃疾词的多元风格及相反相成的艺术特质

辛弃疾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多元的情感世界,这决定了《稼轩词》具有多元的艺术风格。辛词沉郁悲慨中不乏蕴藉曲折之细美,相反而适以相成。辛词之柔表面上看好像是技巧层面的摧刚为柔,而实际上根植于他歌儿舞女、金屋藏娇的情感体验。辛词之庄重与俳谐、运典入词与即目直寻亦有相反相成之妙。

诗人毛泽东与中国新诗

诗人毛泽东及其诗词是一个巨大的艺术宝库,对中国当代新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在新诗与传统的关系上,毛泽东及其诗词,为连接新、旧诗体"断层"架起了巨大桥梁;在新诗与群众的关系上,毛诗为新诗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树立了光辉榜样;在新诗创作艺术规律上,毛诗为新诗的繁荣发展提供了丰富、鲜活的艺术经验;在新诗的发展道路上,毛诗为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做出了可贵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