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义解缚与赋体自立

班固“赋者古诗之流”的假设建立在国家盛衰和世运演变的历史推论之上,异于文体流变的观照角度。赋与《诗》制别体,才是自立之本。而“辞人之赋”“日月献纳”只就武、宣为论,在后人接受则扩大为汉赋的整体印象。“不歌而诵”则纠结讽颂歌咏,经传互训,迄今以证辞、赋可歌,比于《诗》制入乐。班固执于讽颂而否定汉赋铺陈,刘勰继以比兴批评汉赋,风、讽、诵、颂纠缠不清,赋、比、兴相与为义,都以《诗》义掩蔽赋体铺陈,卒乃消解赋体自立。经传的训释只在“赋者铺陈”的一般意义上获取《诗》赋与赋体的关联,然“赋”本义究在溥遍广大,“赋”是天下四方无数单个具体之物的类聚。唯以大赋鸿篇大制的巨丽铺陈才合“赋”本义。只有解开《诗》义的重重束缚,才能直抵“赋”义,从而彰显赋体铺陈的本质特征。

“经典咏流传”中唐宋词演唱情况研究

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节目一至四期共演唱24首唐宋词,称以“致敬英雄”为主,实则不限于此。节目选择苏轼词4首,其余亦皆经典名作,风格亦刚亦柔,内容既涉爱国情怀、英雄精神,也有爱情相思、人生哲理、山水田园意趣、文士情怀操守等。“经典咏流传”的演唱是对经典的重新阐释,包括乐谱阐释、配词阐释、演唱阐释等。阐释总是见仁见智的,有的精准,有的微妙,有的顾此失彼,有的引申发挥过多甚至走偏。总之,这些演唱既是对经典的阐释,也表现当下人对社会、对文化艺术、对生命的关怀。

“歌”与“诵”、“造篇”与“诵古”——秦汉赋诗形态的演化

本文根据先秦文献记载,对“不歌而诵谓之赋”的传统定义提出商榷,并考证了在春秋赋诗活动中,赋、歌、诵的本义,指出赋是诗的表达行为的总名,诗可歌可诵,所以赋义兼歌诵。歌与诵两种形式因为表现的主体和对象相同,在语义层面和某些特定场合下也可以相通。根据“赋”在汉代的语义拓展,我们考察了秦汉间从赋诗到辞赋创作文学形态的演化轨迹。

从“唱”到“说”——论朱自清新诗音乐性观念的转变

朱自清是20世纪上半期著名的诗人、诗歌理论批评家,也是最重要的中国现代解诗学的倡导者之一。从20世纪20年代起,朱自清历经了对新诗乐曲性有无的考辨,到抗战后对朗诵诗作为"听的诗歌"的意义寻求,直至40年代倡导新诗该采用"提炼的说话的调子",其语言形式观念经历了一个从"唱"到"说"的转变。在这转变的背后,朱自清阐明了中国新诗的语言并不是我们的日常说话,它应该是"比嘴里说的丰富些,而且该不断的丰富起来"的精粹语言。

论以昆曲唱词——以薛绍徽唱词观为中心

薛绍徽用昆曲唱唐宋词是逼近唐音宋调的有效手段,她提出的"无词不可唱,无词不合乐"的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唱唐宋词颇具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具体到唱词,她提出的"长音使短,短音使长"的方法即是昆唱中的"依字声行腔";她认为词之唱"不在于谱",通过分析,可知其原因实在于腔;她由词唱的角度去看待词之韵脚平仄,这是注意到了音乐对歌词的重构作用。其唱词方法和观点与当今词乐专家洛地、刘崇德主张的唱词方法和观点在学理上相通。可以说用昆曲唱唐宋词是目前最好的方法之一。

北宋联章词的叙事和演唱

北宋联章词与唐代相比,故事情节更紧凑、更个性化,格调更文人化,演唱更程式化。演唱或发生在私家府邸或宫廷或公众娱乐场所。演唱伴奏常用鼓子,因而称鼓子词。私家演唱程式比较简单,宫廷演唱程式复杂,有念白、歌唱、伴舞、乐队。柳永、晏殊、张先、欧阳修引领了联章词创作和演唱的一代风尚,其后,苏轼将联章词写作和演唱带到路上,或京城或地方,或官府或民间。受他影响,苏门弟子和朋友们也创作用于联章演唱的组词,有时也为宫廷演唱写脚本,有些脚本则传到了南宋宫廷。

黄自艺术歌曲的演唱风格评析

黄自先生是我国杰出的音乐家之一。他的经典之作《春思曲》、《玫瑰三愿》等既汲取了德奥艺术歌曲的精华,又结合中国民族音乐的风格,具有自己的演唱风格,成为中国音乐史上艺术歌曲的典范。

中国古代“说唱词话”渊源考论——兼及“唐代说唱词话”新概念的提出

自1967年"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的出土引发学界关注"说唱词话"现象以来,近几年对宋至清阶段"说唱词话"现象的研究,呈现出高潮态势与拓宽趋向,主要集中在元明说唱词话研究、南方唱书(清代说唱词话)研究、说唱词话与中国戏曲起源的关系研究等方面。从"说唱词话"概念入手,阐明"宋代词文"是元明清"说唱词话"之渊源,"宋代词文"是一种说唱相间的曲艺文本和表演形式的总称,经对敦煌文献的初步梳理与探讨,认为有23种敦煌文献变文卷子属于"宋代词文"。在此过程中,衍生出了对"唐代说唱词话"这一全新概念的研究,这一研究在中国古代说唱词话与唐代文学研究领域,均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学术新领地。

论宋代歌妓词

歌妓作为特殊的女性群体,其所创作的词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歌妓词具有闺音原唱、奔放不羁、语言浅白质朴的总体特征。在她们抒写个体性灵、大胆剖析自我的词作中浸透着浓烈的悲愁意识。透过歌妓词,我们可以看到歌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感悟她们的悲愁和在悲愁中萌发的强烈的自我意识。

读诵吟唱的界定及辛词的吟唱举例

诗词作品阅读欣赏形式可以界定为四种——读、诵、吟、唱,即阅读、朗诵、吟咏、歌唱。这四种形式,各有其基本特特征,互有区别。读,可以无声;诵,必须有声,表演朗诵必须遵循字音的调值;吟,有拖音,表演吟咏,不管用何种方言,都必须遵循其方言的腔格,要有旋律,才能和谐悦耳;唱,必须遵照乐谱,同一词牌的同一乐谱,根据词的内容不同,运用"选择宫调""调整节奏""注入感情"这三种方法,可以唱出不同的感情与风格。以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为例,声乐专家可以编出多种方言的吟咏调;以李煜、辛弃疾《破阵子》为例,同一词牌同一曲谱,演唱者可以演唱出绝然不同的感情与风格。

论《草堂诗余》成书的原因

本文认为，要探讨《草堂诗余》在南宋后期成书的原因，应从它自身诸特征谈起：１．所录词以传统的婉约词为主，雅俗共赏，不看重豪放派和清空派词；二．分类编次，有笺注，后附词话；３．有浓厚的地域特征即闽派特色。第一个特征形成的原因是因为当时词坛“尚酣熟”，并举当时词论、话本小说中所引用词，以及歌词唱法南北宋一致来证明。《草堂诗余》分类编次一是受诗文类编的影响，二是当时节日文化高度发达的结果，三是作为歌本性质使然；至于笺注的出现，原因有二，一是词乐分离（即诗词合流）的大势所趋，二是受江湖诗派崇晚唐的影响。文章还认为《草堂诗余》所选以福建籍词人为多，它的增修笺注也与福建文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