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乾之际厉鹗效应下广陵词坛与浙派咏物词的联通

雍乾之际,厉鹗等浙派词人寓居于扬州,以韩江吟社为阵地,大兴咏物风尚,推动了浙派在广陵词坛的词土扩张。而广陵咏物词也在“厉鹗效应”的作用下,基于扬州新生词人群体特性与本土雅俗并兼的文化气象,产生题材与思想内涵的新变,在一派清空醇雅之中,掺入扬州文化生态的市井蒸腾,不仅真实客观地再现民生风情,使咏物词具有了史料价值,亦推进了清代“词史”观的构建进程。

李煜后期词的意象书写及其悲剧意识

意象是用来表达作者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相比于李后主前期词中的奢华生活意象,后期词的意象更为多样,意蕴更为丰厚,艺术价值更高。以公元975年南唐国破李煜被掳汴京为界,对李煜北上以后创作的词作进行分析,系统梳理出后期词的意象类型与主体特征,并探析这些典型意象书写出的亡国之殇、忏悔之意、生命之悲等多重悲剧意识。

民国词群体流派考论

民国词史上存在着不少群体流派。民国词坛主要出现诸如社团型、期刊型、地域型、学院型、阵营型、宗尚型等词人群体。虽然群体与流派关系密切,但群体并不能等同于流派。根据"梅氏五标准",众多词人群体可以上升到词派者,有满清遗老词派、南社词派、金陵词派、虞山词派、姑苏词派、武进词派、京津词派、海上词派、浙东词派、岭南词派、西南词派、亲日词派、白话词派等。对民国词群体、流派予以考述、辨别与界定,还有着极大的词史意义。这不但为我们了解民国词坛的特征、演进提供了有效视角,也将为我们考察词派史准备文献与理论基础。

中晚唐社会城市结构的演变和晚唐词的关系

唐代社会生活尤其是中晚唐社会的城市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社会转型的特色。唐代社会城市生活的开放性和多元性无疑为其文化的多样性和世俗化趋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生长土壤。“词”这一文学样式的起源、发展直至定型的演变历程,可以说是当时社会城市生活的最佳诠释方式之一。晚唐词尤其是温庭筠的词则可说是晚唐社会城市生活的一面镜子。

论苏轼贬谪经历对其谐趣词创作的影响

黄州、惠州和儋州,是苏轼人生经历中最艰难的阶段,也是对苏轼谐趣诗词创作影响最重要的时期。政治上的失败,生活上的苦难,成就了他文学创作的辉煌,正印证所谓"诗穷而后工",逆境促使苏轼对人生作哲理思考,又反过来影响其文学创作。生命历程与心境上的相应,自然会圆融于其谐趣词创作当中,所以黄、惠、儋时期成为苏轼谐趣词创作的高峰。

理学对人生的塑造与规范——以朱熹辞赋为中心

南宋最受人关注的文化事件是理学的兴起与发展,理学立足于道德与秩序,追寻存在本然以及一切知识的源头,确立一种贯通自然、社会与人类的绝对真理。理学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和规范是在性与理的范畴之内进行的。在朱熹等理学家看来,内圣与外王是统一的,君子的使命是接续道统,践行道德人生,由人性而臻于天理。理学同样指出了成就君子的门径,居敬穷理是造就君子人格的实践工夫,格物致知则是其认知工夫。在理学精心设计的人生历程中,通过不断的修养、磨砺,祛除人心之蔽,领略天理流行,可以上升到曾点气象的精神境界。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中后期的辞赋创作深受理学思想的濡染,形成了平实、渊雅的美学风格,但这一时期的辞赋缺少灵动的情思与勃勃的生气也是不争的事实。

李清照婉约词论略

以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44岁南渡为界,李清照词创作明显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由于政治背景、生活环境及人生遭际的不同,李清照前后期词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也因之相异。但其词作之抒情性、象征性、含蓄性,以及结构宛转、语言清新、好用叠字,尚故实、协音律等婉约词特点,则一以贯之。

狂歌悲音祭大唐——另类表现的晚唐文学一瞥

晚唐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儒家思想面临着巨大挑战。许多文人淡出儒家礼教,社会关怀渐次弱化,生命关怀得到注视,"温李新声"和"晚唐体"诗风的风行,就是人们关注视野变化的表现。因为文人终难完全忘怀世事,又因社会积弊难返,时人亦无治世良方,文人或者激于世乱而发抨击时弊的忧患之音,或者出言狂放而吐叛逆之辞,由此形成晚唐文学另一种不同于前此的创作倾向。具体表现在:一是追随禅、道思想,不屑儒家礼教,对乱世种种怪现状极尽嘲笑之能事;二是以悲愤之情抨击时弊,表现出诗人对末世的无穷忧患。

民国词人袁克文及其《洹上词》

民国词人袁克文(寒云)所作之词,大都收录在其《洹上词》中。本文即以《洹上词》为依据,并结合其自传体笔记《洹上私乘》,对《洹上词》的结集、流传和表现内容进行讨论。作者认为,《洹上词》的创作,大都以词人的交往活动为背景,作品所表现的内容,主要是词人与交往对象的情谊,即与其师友和众女性的情谊。这样的表现内容,也就决定了《洹上词》在创作风格上,以继承花间词风为主要特点。

毛泽东诗词分期漫笔

毛泽东诗词可以分为辛亥革命、大革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建国十七年、文化革命等六个历史阶段。如果用图象来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十年是创作的第一个高峰,20世纪60年代则是创作的次高峰。

论金代大定、明昌词的田园牧歌情调

大定、明昌词的主题风格主要表现为田园、隐逸,这种田园情趣和隐逸与历代有所不同,更多表现为一种对田园、隐逸的向往。贯穿其中的是承平年代士人对于仕与隐自适结合的生活的喜悦情绪和伴随着的淡淡感伤。本文主要从特定的时代地域多元民族文化背景下的儒道合一的文人心态、对苏学的接受取向来阐述大定、明昌词的田园牧歌情调以及论述其表现形态的出现对于传统词学观的反叛的美学意义。关于金代大定、明昌词的研究在目前学术界还是个空白,本文是第一次尝试阐释其词的田园牧歌情调。

南渡时期人与自然关系的转折对景物描写的影响

在诗歌的发展进程中,人们先是对情与景的融合有了一定的理论认识,然后在创作实践中才转向作品内情与景的融合。而对作品内情与景融合的认识经过了一个景物的工具化、对象化、主体化三个阶段以及三者与其他各种手法兼容并包的相应变化不断深化发展、逐步完善、最终才走向成熟的过程。情与景的交融又恰在于主客间的彼此交融,景物的主体化使诗词意境中的情景交融成为可能,并使诗词的意境达到空灵蕴藉的高度。

唐后期唐诗选本与唐诗观念的流变

选本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批评形态。它可以反映出一个批评家的文学批评观念，也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想的变化轨迹。研究唐后期唐诗选本可以明了唐后期唐诗观念流变的路向和诗歌审美倾向的变化。

论山谷词

黄庭坚的文学创作活动以哲宗元祐中为界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创作时段,前段主要是将精力投入于诗歌的创作;后段则以词和笔札为主,词作为重要的交际应酬工具,发挥着前此诗所具有的功能,从内容到形式等方面都进行了转换。这种转换,表面上只是诗与词两种不同文体之间互动的变换,在以前和同时文人创作中或多或少有过表现,但象黄庭坚这样刻意为之是仅有的,势必在词的方面深深地烙上了其诗的某些特性。从内容到创作构思、表现形式、艺术风格等方面,黄庭坚的诗法理论及审美理念都对其后期词的创作有所渗透表现。

李煜及南宋末期词对白先勇小说创作的影响

选取家世和时代背景与白先勇相近的李煜及南宋末期的王沂孙、张炎三位词人,通过对其作品的分 析比较,说明他们对白先勇小说创作的影响。

行走的风景——程显谟后期散文诗漫评

程显谟后期的散文诗浓烈的生命意识,是在"行走"中完成的,在"行走"中完成了对生命内涵更深的认知,具有"生命行走"的美学意义,并因生命行走而构筑了心灵的风景。从"行走"与"风景"的审美意义出发,去发掘其诗美的价值内涵,去看待"行走"对于他人生的价值体现。由此,完成了他后期散文诗的美学依皈———终身行走。

论李清照怀乡词的独特性

李清照是横跨南北宋的著名词人 ,在其几乎所有的后期词篇中 ,都流露出浓厚而执着的怀乡情结。作为时代的见证人 ,她深情地倾诉了历经劫难后对故国、亡夫、旧时的悼念和追怀之情 ,从而使其怀乡词体现出突出的独特性、丰赡性。尤为值得肯定的是 ,她的这类作品 ,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 ,呈现出不容忽视的鲜明的爱国主义倾向。

敦煌曲子词在词史上的意义

敦煌曲子词是由文人创作的律词,在词调、格律、音乐和风格等方面与唐五代词和宋词都存在相承与发展的关系,奠定了后世词体的基本走向,为词体起源提供了新的可靠的依据。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它的某些特性未为花间词继承,却在宋词里得到发扬光大。

唐诗宋词的年段叙事及其段位性

唐诗宋词常用"年"这种计时单位来分割叙事单元。这种年段叙事主要有三种组合方式:以物是人非为主题曲的"今年"、"去年"二段式组合;以佳期难料为主情调的"今年"、"明年"二段式组合;以历数深情为主旋律的"去年"、"今年"、"明年"三段式组合。基于此,唐诗宋词还常延展到"当年"以及"少年"、"壮岁"、"暮年"等年段,通过叙述人生履历来传达人生感悟。就其叙事功能而言,"今年"、"去年"双年段叙事模式,多热衷于追忆往事,"今年"、"明年"双年段叙事模式多表达后顾之忧,"今年"、"昔年"、"明年"三年段叙事模式多关切聚散无常。就结构功能而言,唐诗宋词这种年段叙事大多凭其段位性优势,不仅通过时间分割来使文本结构有序明了,而且还易于将空间延展开来,从而创设出丰厚绵密的审美境界。

李清照词对比赏析

文章以南渡为界,对李清照的前后期作品进行鉴赏,从而感悟李清照词前后风格的变化,以期更好地欣赏这位女词人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