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觉”通感:“自我”的隐显与唐宋词的演进

“六根互用”理论体现出通感从“五官”到“六根”的转化。“意觉”,是指人或动物受到外界刺激而在情感、心理、精神上产生的感觉,对生理、心理、文学创作意义重大。于词而言,温庭筠词中的意觉通感呈现出女性化、代言体的抒情特色,其自我意识处于隐没状态;李煜词中意觉运用得以丰富,其对自我意识的书写推动词体转型,但这种“萌发”大致属于无意识地运用与表露;苏轼词中意觉运用具有抒情自我化、书写哲理思辨等特质,其意觉运用中表现出强烈的自我认知和表达欲望,同时也为词体的功能、格调、地位都带来极大的拓展和提升。温、李、苏三位词人的创作反映出唐宋词从伶工之词向士大夫之词发展历程,而“自我”意觉的觉醒是其间重要关节点。

王国维《唐五代二十家词》稿本考论

光绪三十四年夏,王国维以藏书为基础编纂了《唐五代二十家词》。手稿于其生前并未付梓,至编纂《海宁王忠悫公遗书》时,赵万里才在王氏遗稿中检得。在校勘中,王国维对汲古阁所刻词多有效仿,欲求全帙的想法十分明显。由于王国维仅预备作研读之需而无出版之意,书中不仅多有不合校勘体例的现象,且出现了大量传世文本的异文。赵万里对手稿重加校理,然屡有违背王氏原意处。吴昌绶也对自辑录词十分关注,得其支持,王国维重新辑录《南唐二主词》。《唐五代二十家词》早于《词录》《人间词话》。《词录》不仅与《唐五代二十家词》编纂呈现出联动关系,书中所录书册的版本、叙录亦与之有关。《唐五代二十家词》为《人间词话》提供了重要理论支点与论说背景,并影响到后者的撰写方式。

破与立:王若虚的唐宋诗观

金代为唐宋诗概念形成期,王若虚则是金代诗学由宗宋向宗唐转变的关键人物之一。“国朝文派”谋求金诗的自立,贞祐南渡后又进一步破除了诗坛的不良习气。王若虚立足于金代诗坛百年“破”“立”场中,肯定宋人之立,激烈批评江西诗派,以求破除金南渡后浮靡尖新的诗风。同时他超越北宋诗学传统,宗尚唐代,剥离黄庭坚与杜甫的师承关系,对宋人多有贬抑的白诗表露出强烈偏爱。无论是对宋诗贬中有褒的态度,还是开始有意识地宗唐抑宋,都表现出王若虚对金代诗风急需破弊除陋的超越意识。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宋词中的长安书写

作为都城记忆的文化影像,长安书写从唐到宋大为减弱,且内涵和功能都发生很大变化。宋词中的长安书写,不仅作为地理名词出现,更是含义丰富的语码,还体现出词人对有关长安意象的刻意选用,不同的长安意象,包蕴着不同的文化内涵。与唐诗比较,宋词中的长安书写,发生了由"地方"到"空间"的变化,其意味自然有从价值、认同和归属向距离、冷静和理性的转移。

从唐宋词海外翻译出版看中国传统典籍的海外经典化

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典籍,曾在海外文化传播中产生深远影响。在今天,如何更好地应对挑战,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则成为我国学者和出版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文章以唐宋词海外译介出版为例,探讨了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核心力量的出版界应如何更好发挥其纽带作用,在新环境下更好地实现中国传统典籍的海外经典化。

北宋“话”体诗学论辨

“话”体诗学批评兴于北宋,其传统有二:一是诗学批评传统,二是诗学叙事传统。前者表现为以诗人诗作诗艺为具体批评案例的诗学批评、艺术探讨,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评论性因素,诗话著作因此而在后世目录学中被归于“诗文评”类;后者表现为讲述诗人诗作的故事或考征典实,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史实因素,诗话因此而始终“体兼说部”。该文首先考察诗话与多种文体的渊源关系,其次考辨《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古今诗话》、《诗话总龟》,提出三书一体同源的看法,澄清了自宋人以来的一些误解,并比较其与《渔隐丛话》体制形态之异同。

论唐宋词的“南唐范式”

"南唐范式"是唐宋词中有别于"花间范式""东坡范式""清真范式"三大创作范式的一种抒情范式,它起源于五代时期词人韦庄,定型于南唐李煜,而造极于北宋之世,对词体发展的进程产生了极大影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之词。"南唐范式"善于书写人生痛苦,善于书写自我的真情实感,常书写怀旧、离别、相思、漂泊等有关内心感受的题材,同时还具备深情美、质朴美、真切美、悲剧美等审美价值。唐宋词的"南唐范式"成就了宋词一代之文学,在词史上有着极为关键的地位。

文学史视域中的翁方纲宋诗学

研究者都注意到翁方纲诗学与宋诗的关系:他强调了宋诗"细肌密理"的特点,推崇苏黄,并肯定学问。这仅仅是从诗歌批评的角度得出的结论,因而缺乏学理的整体考察。从诗学逻辑建构的角度来说,翁方纲的宋诗学,是从对《宋诗钞》的批判开始的,他对宋诗的基本特点的揭示,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的。而在他整个批判和立论的过程中,都贯彻了立足于文学史的精神:包括以诗歌发展规律作时代的类比,对宋诗价值的定位,特别是其通过虚实理论,及对宋诗与杜诗关系的揭示,将唐宋诗连成一脉,超越了时人纠结不清的唐宋之辨,实现了唐宋诗同源。

略谈对词史的地域文化研究

过去我们的词学研究和词史书写,对词的产生与发展的地理因素和地域文化特征有所忽视。而实际上,词的创作的地域文化特色,是贯穿千年词史的一种地理文化现象。回顾词史可知,词初起时就带上了十分浓重的江南地区的地理人文色彩。五代时,西蜀"花间"词烙下了鲜明的西蜀地域文化的印记,南唐君臣的词则主要是扬州地域文化的产物。入宋之后,词的地域性特征有所加重和发展,宋词几个有影响的流派都有一定的地域特征,相当多的宋词作品都是特定地域文化的产物;与南宋词平行发展的金词更是典型的"北方文学"。降及清代,词的地域性特征更加突出,甚至成了划分和识别词派的主要标志。对这个贯穿千年词史的地域文化现象,有必要设计出一系列课题,开展专题研究。

谈文学排行榜的评价指标与权重设置——以唐诗宋词为中心

文学排行榜,是以计量分析方法为手段来观察和分析作家作品影响力的一种特殊研究方法。排行榜是以数据为基础,数据指标的完备与否就成为排行榜的结果是否科学和有公信力的前提条件。指标设置越多,越趋向科学、合理。文学作品影响力的评价指标,可从作品的典范性、美誉度和传阅度等层面来选择确定。所选数据既要考虑其量差,也要考虑其质差。作家影响力的评价指标除典范性、美誉度和传阅度外,还要加上名篇贡献率。文学排行榜评价指标的权重设置,最理想的状态是客观赋权法和主观赋权法相结合。

论唐五代词向北宋词的演变历程——王国维“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之论的反思

王国维认为,词至李后主"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唐五代曲词与两宋词的本质区别,主要是宫廷词与士大夫词、市井词的不同。词体在唐五代时期,其主流始终在宫廷文化之中,李白的宫廷应制词、西蜀花间词、南唐词是此时期的三个标志;所谓民间词应该是中唐之后才发生的,真正实现这一转型的标志应为东坡词。

创伤性记忆的自我隔离和审美表达——唐宋词战争灾难叙事的特殊模式

与诗体相比,唐宋词对战争灾难的叙事具有特殊性。作为受难者的词人,对惨痛的灾难记忆往往采取忽略细节和视角转换的方式,来隔离创伤性记忆带来的痛苦。同时,词委婉含蓄的文体风格也在很大程度上排斥具有伤害性且有损审美性的场景描写。出于自我保护本能的应激心理与更高层次的审美心理共同作用,形成了唐宋词对战争灾难的特殊叙事方式。

唐宋词集“副文本”及其传播指向——以明末清初编刻的唐宋词集为讨论中心

法国学者热奈特的"副文本"理论,对理解明末清初编刻的唐宋词集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明末清初出现的唐宋词集副文本大致包括:封面、标题、牌记、序跋、题词、目录、正文、注释、插图、评语、附录等,这些副文本所包蕴的内涵各不相同,在文本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亦有所差别,因此,其传播指向也有区别,能从不同角度起到扩大正文本的传播效果、拓展正文意义空间的直接效果。

20世纪的“唐宋诗之争”及其启示

"唐宋诗之争"是中国文学史与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大公案。在20世纪的"唐宋诗之争"中,宋诗研究在逐步推向深入,但宋诗的命运却是走向冷落的。这就说明:宋诗研究自有其价值,但不必过分推崇宋诗。

元代诗学“主唐”“宗宋”论

唐宋诗之争,贯穿明清诗学史数百年,成为深刻影响中国诗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元代紧接宋代,元代诗论家最先面对宗唐宗宋问题,也是最早思考和讨论这一问题的论者。他们时代最接近唐宋,对这一问题有着独特的思考,也有独特价值。元代诗论家对唐宋诗发展历史和流派的梳理,对唐宋诗精神的把握,和"宋出于唐"的文学史判断,都极有价值。有些观点,至今为文学史家所继承,有些则不被今人所了解。元人有宗唐宗宋之论,但他们不把唐宋对立,没有明清人的偏执与极端之论。也可以说,元人有唐宋之分而无唐宋之争。其论是圆融且客观的,因而在诗歌发展史上也更具借鉴意义。

康熙朝诗学走向与陈鹏年的诗歌主张

康熙朝诗学走向大致经历了由前期的纷繁复杂到后期渐趋雅饬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康熙本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以康熙十七年博学鸿词科的诏举和康熙皇帝亲自参与编选诗集对诗坛的影响最为重大。康熙十七年是康熙朝诗学走向的转折点,自此以后,冯溥、王渔洋等人协助康熙整饬诗风,诗坛宗唐之风重新占据上风,但宗宋诗风继续发展。陈鹏年对诗歌的认识和评价主要集中在《道荣堂文集》中,该文集所收文章均作于陈鹏年45岁到60岁之间。此时诗坛继续倡导诗教,唐宋诗风呈现出一种大融合的趋势,诗人大多能够宗唐而不废宋。陈鹏年的诗学取向顺应了这一变化,诗学观念在继承中有创新,其诗歌主张在与底层文人的交往过程中产生影响,从而引导了当时的诗风走向。

唐宋美学概观

唐宋是中国古典审美高峰期。唐之盛主要表现为各门类古典艺术均衡发展,量与质同时繁荣,唐代审美总体上体现为宏阔张扬,青春壮丽。宋代审美之盛既表现为对唐代审美成果之全面继承,更表现为古典艺术审美形式、趣味、手法之精致化,词即其典型代表,总体审美风格体现为内敛柔丽。

晚清民国的唐宋词“新声”与近代乐歌的雅俗分化——以陈厚庵《宋词新歌集》为中心

晚清民国时期,新音乐与新文学运动推动了唱词的发展。从陈厚庵所编《宋词新歌集》中,可一窥近代音乐家贯通"东方风趣"与"西洋规律"的实践。与学堂乐歌多以启发民智、促进教育为目的不同,唐宋词"新声"受到西方艺术歌曲及浪漫主义思潮影响,强调音乐艺术的纯粹性,推动了近代乐歌由学堂乐歌向艺术歌曲、即由"俗乐"向"雅乐"的转变和分化。

清代“唐宋诗之争”二元对立的消解及自反性特征

学界习惯视清代"唐宋诗之争"为"宗唐""宗宋"二元对立,或提出内涵更不明确的"唐宋兼宗"以示折衷。实际上清代"唐宋诗之争"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学唐或者学宋的诗歌创作主张的争论,"宗唐"与"宗宋"的理论基础并不相同,无法构成二元对立。从讨论宋诗的价值,深入到讨论"诗言志""性情之正""辨体""温柔敦厚""正与变""拟议与变化""学问""赋比兴"等传统诗学核心概念,才是清代"唐宋诗之争"的内核。究其实,"唐宋诗之争"或可置换为传统诗学核心概念之争。结合最终清人从探求唐宋诗的延续性,及取消唐宋对立的合理性两方面结束论争的理论思路来看,清代"唐宋诗之争"具有自反性特征。由此我们便可以清楚确定清代"唐宋诗之争"的内涵和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