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诗余》在明代的改编重刊与词学阐释

明代中后期有一股改编重刊《草堂诗余》的浓厚风气,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适应它从歌词作品集向文学作品集的转变,还藉此形塑了一个分类、储存、加工古今词作的知识空间。围绕《草堂诗余》的改编重刊,明代中后期形成了采用不同策略(或分类,或分调)的词学阐释群体,他们通过选词、考调、校勘、笺注、评点等方式,构筑了一个个不同的集词选、词谱、词评于一体的唐宋词阐释系统,对文本施加或预设其特有的阐释意图,或溯源诗乐传统以尊体,或揭示言情特质以别体。《草堂诗余》在明代的改编重刊不但为唐宋词在明代的传播作了突出贡献,而且也为词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打下了一定基础。

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清代诗话的破体观念论析

清代诗话是清代文体史料及文体批评的渊薮,其中破体观念在清诗话文体理论中又最为突出和独具特色。目前学界整理的煌煌16册174种清诗话中论及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及其对立范畴以诗为文、以词为诗、以律为古等破体批评的诗话就多达63部,贯穿整个清代诗话史和诗学史。清代诗学史上具有重要学术地位的学者诸如王夫之、叶燮、王士祯、沈德潜、赵翼、翁方纲、潘德舆等,在对相关破体范畴进行文体批评时,往往褒贬倾向不一,或肯定,或否定,或辩证看待,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学术争鸣,并在演进递嬗中形成了系统的破体观念体系,堪称中国古代破体理论的集大成和总结者。这对于纵向观照和比较研究宋元明诗话破体观念具有重要的文体批评史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全清词·嘉道卷》辑补43首

文章从总集、别集、诗话、地方志、剧本、书画录等文献中,辑得《全清词·嘉道卷》未收之作品43首,涉及黄承增、孙尔准、周介福、陈怀彦、段驯、鲍樾、来其鉴、孙赓南等27位词人。凡《嘉道卷》未及收录的作者,略考其姓氏、字号、里籍、科第、仕历、著述及其他事迹。

宋代词论的“尚清”意识

宋代词论呈现出了鲜明的“尚清”意识。“清”话语可以指向词体的构成部分,也可以指向作品整体的审美风格和词人人品境界。反映在宋词上,“清”的审美特征主要体现在文辞上的明净自然,意蕴层面的高雅不俗。“尚清”意识与宋代儒学复兴密切相关,也是文人阶层追求清雅生活的文学表达。宋代词论的“尚清”意识,反映出中国古代“取象连类”的思维方式和宋代文学艺术整体审美风尚,推动了后世词论的“尚清”审美取向。

清代诗学批评视野下王昌龄诗歌接受的新变

清代是王昌龄诗歌接受史链条上最为关键的一环,出现了三个新变化:第一,清人首次提出王昌龄为“七绝圣手”,其七绝诗歌特质及地位更加突出;第二,清人突破明代“王不及李(白)”的观点,将唐人绝句“王李”并称的主张推向新阶段且渐成定论;第三,清人辩证评价王昌龄古体诗,走出了唐宋首推王昌龄五古、明代侧重王昌龄七绝之偏,兼重王昌龄古体与绝句。清人尤推崇王昌龄以极为精赡的七言绝句展现边塞大漠风貌和戍边军旅“意态雄健”、气势磅礴的英雄气概,以及善于捕捉或创造典型场景、善于表现情绪微妙变化的高超诗艺。

学海堂与晚清岭南词坛考论

学海堂词人群体指的是学海堂师生或因地缘、血缘、学缘而参与学海堂词学活动的词人集团。由于其成员之间在地缘、血缘、学缘上的密切联系以及学海堂崇尚“实学”的词学价值观,注重朴学课业的词学养成和稼轩词风的受容与宗奉先贤的审美导向,使学海堂词人群体的词作和词学具有自身独有的特征。创作上继承岭南先贤崔与之、李昴英等词家创辟的“雄健”岭南词风,拓展词体纪史言志的功能,也因为受浙派和常派词风的影响,呈现“清雅”和“雄健”并存的特色;理论上“推尊词体、重视词律”,在词作和词学上具有浓郁的词史意识和学人本色。学海堂词人群体人数众多,在晚清传承流衍不断,成就卓著,在晚清词史上起到引领粤词及岭南词学的兴盛与转向的作用,其对晚清词坛及整个近代词坛的功绩不可磨灭。

王国维《唐五代二十家词》稿本考论

光绪三十四年夏,王国维以藏书为基础编纂了《唐五代二十家词》。手稿于其生前并未付梓,至编纂《海宁王忠悫公遗书》时,赵万里才在王氏遗稿中检得。在校勘中,王国维对汲古阁所刻词多有效仿,欲求全帙的想法十分明显。由于王国维仅预备作研读之需而无出版之意,书中不仅多有不合校勘体例的现象,且出现了大量传世文本的异文。赵万里对手稿重加校理,然屡有违背王氏原意处。吴昌绶也对自辑录词十分关注,得其支持,王国维重新辑录《南唐二主词》。《唐五代二十家词》早于《词录》《人间词话》。《词录》不仅与《唐五代二十家词》编纂呈现出联动关系,书中所录书册的版本、叙录亦与之有关。《唐五代二十家词》为《人间词话》提供了重要理论支点与论说背景,并影响到后者的撰写方式。

清代砚田赋的耕读文化意蕴

在中国古代农耕社会中,先秦以后半耕半读逐渐成为社会生活常态,并发展出影响至今的耕读文化。随着耕读文化的成熟与发展,在元末明初真正形成了由读书之“砚”与耕种之“田”结合而成的“砚田”意象。清代出现的砚田赋展现了丰富的耕读文化意蕴,其运用“以田喻砚”的书写策略,在砚田与农田、读书与耕种的两相对比下,推崇士人勤学入仕。同时,清代砚田赋还强调士人在耕读生活中应当注重修身养性,固穷守节,传承家族文化,推动家族兴盛。清代砚田赋可视为耕读文化在文学领域的一个缩影,折射出耕读文化的深刻内涵。

谫论明清小说家词作的通俗化特质

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小说家之词,可以发现这一群体之词的通俗化特质有题材世俗和语言俚俗两种特殊表现。前者受小说创作原则、时代文化背景、小说故事内容等方面的影响,后者受“游戏体”的创作意图、随意的创作态度、习惯性的小说用语以及明清词谱的广泛使用等方面的影响。以上内容体现了明清词坛的多样性与特殊性,及文人之间世俗交往的文化内涵,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时期文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有助于把握明清词坛整体样貌。

清人词论中的雅俗之辨诠论

词之雅俗是词学长久以来热衷论争的重要话题。清人处于千年古代词史的收束期,对词之雅俗进行了持续性探讨。清初,论词者尝试矫正明中后期以来的近俗风气,并借助于辨析关涉雅俗的各类范畴,推动了崇雅之风的崛起与近俗习气的日益式微。清中叶,接续前贤对词之雅俗的阐述,论词者分从语言运用、音律表现、体制特征、情感呈现等方面考量雅正在词体中发挥的作用,促使去俗崇雅成为衡量词体的重要标准。清末,围绕词之雅正展开了更具广度、深度的探讨,其中尤以陈廷焯的系列论述最为深刻全面。经过清朝两百多年的努力,最终实现了论词以雅正为宗尚的目标,是为古代词学批评史中关涉雅俗问题的句点。

词变与时变:吴鼒与扬州词坛的“一萼红”倡和

《百萼红词》为吴鼒晚年寓扬所作,词多伤逝感旧。在嘉庆后期扬州风雅际会的环境中,吴鼒以“一萼红”为调与吴锡麒、汪端光、洪梧等词友相倡和,将个人、群体与时代走向没落的伤感共鸣弥散于扬州词坛。“一萼红”倡和诸人门户近于浙西,欲救乾嘉浙派之流弊,他们鼓扬性情词风,注重真情、追求个性,于现实生活中寻找寄托,使因革中的浙派新声与新兴的常州词派并举,回应着时代衰歇对个体心灵与社会政治的震荡。

明代“花”“草”崇尚对清初词坛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强烈的“花”“草”崇尚在清初仍然温度不减,沿着明代崇尚的惯性,持续影响着清初词坛近半个世纪。这种影响在词坛上表现为:词体创作模仿“花”“草”;词籍纂著继承“花”“草”;词体评价以“花”“草”为标准。此时词坛亦在孕育着词学新变,针对《草堂诗余》编纂而成的词选——《词综》,逐渐对《草堂诗余》形成强有力的冲击,“花”“草”尤其是《草堂诗余》的影响被大大削弱的时代已经来临。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福州瓠社词人“赋比兴”抒情方式探析

瓠社是晚清光绪年间6位福州词人组织的词社,共计有330首词作传世。这6位词人的词作使用灵活多样的抒情方式,既有“赋”的直接抒情,也有“比兴”的曲折表达。在以比兴寄托手法书写的作品中,多数是“有寄托”之词,能够以雅化、诗化的面貌来传达文本的双重内涵;亦有少数达到了“无寄托”的境界,通过营造文本意义的多义性、开放性,带来“见仁见智”的阐释空间和“可解不可解”的美感体验。瓠社词人凭借蕴蓄在文本中的真挚情感和对抒情方式的精巧运用,足可成为晚清闽词史上不应遗漏的一环。

民国时期桐城诗派的诗学承变与风格追求

桐城诗派源远流长,甚受学人推重,在晚清民国亦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从地域渊源上看,清代桐城诗派的诗歌理论与创作特色无疑是民国桐城诗派取法的诗学资源。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吴闿生、曾克耑等人采取较为保守的文学立场,除了通过教学活动促进桐城诗派的传承与扩散外,尤其着力于对桐城派诗人谱系的建构。而在诗歌创作上,民国时期的桐城派追求雄放奇崛的诗歌风格,这丰富了民国旧体诗的多样性,展示了古典诗歌在艰危苦难中所蕴藏的精神力量和文学价值。

王逸《楚辞章句》的“楚辞”思想

王逸眼中的楚辞,与今天的普遍认知差距较大。他认为楚辞“依托《五经》以立义”,有着与《五经》同样的性质。因此,王逸在注释《楚辞》时,采用经学“章句”的体例,以揭示《楚辞》的“讽谏”“教化”意义为其思想核心。一言以蔽之,王逸持守的是有汉以来“诗言志”的思想传统。王逸“楚辞”思想中展露的一些理论新意——如重情、重兴,也都未能脱出“诗言志”的思想框架,都需要纳入汉代诗学思想史中去看待。

清代诗学的历史演进与诗社活动的实践价值

考察清代诗社诗学的历史演进,应将其与清代主流诗学的代变沿革统合观照。清代主流诗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是钱谦益与王士祯诗学对明代的反思总结及其对清代诗学格局的启创,第二阶段是叶燮与沈德潜以其“诗教极则”的主张使儒家诗道诗学达到了新的高度,第三阶段是纪昀与袁枚诗学的迭次勃兴。在此代变视阈中观照清代诗社可以发现,清代诗社诗学意涵持续弱化。清代诗社大体分为搢绅士大夫诗社与布衣诗社。诗社活动在庙堂诗学与基层诗学交流融漾形成某一时期诗学氛围方面的历史作用有着独特的实践价值。

梁溪词人群体与清初词坛

梁溪词人群体的形成受到地域文化、家族姻亲、交游唱和等多种因素影响。于创作上,既追求新变,又恪守传统。其词学思想主要包括“尊体论”“词律论”“性灵论”“创作论”四大方面,在与词坛桴鼓相应的同时也融入了新的思考。梁溪词人群体与阳羡词派、浙西词派交流碰撞、交错并存,并最终走向浙派,它们共同助推了清代词学中兴。

清代杭州诗画僧诗歌研究

清代杭州作为江南佛教中心之一,存在着一批能诗善画的诗画僧。根据清代画史画传、诗歌别集总集、诗话、寺志等文献中相关资料的整理,统计出杭州诗画僧群体的数量、常住寺庙、交游以及诗歌绘画创作概况。清代杭州诗画僧以诗画为缘,与当时名士品鉴唱和,形成了士僧交游的风气,沟通了佛教、文学与绘画的关系,其诗画作品是佛教与文学艺术融合的产物。清代杭州诗画僧的诗歌创作题材广泛,交游唱和、写景咏物、题画均有涉及,艺术上常以佛理入诗,体现出诗画禅交融的审美特色。清代杭州诗画僧拓展了清代诗人集群的类别,他们的诗歌创作丰富了清诗的内容,同时也推进了杭州地域文学的发展。

清代闺秀戴澈词的“丈夫气”探析

清代的江苏南京女词人戴澈,著有《澈道人词存》,在词坛上留下两百多首词,其中一些作品拓展了闺秀写作题材与范围,打破了传统闺房写作纤柔细腻的风格。作者笔下的咏史怀古词关心历史和政治,气蕴雄浑;赞颂英雄之词追慕武英雄,崇尚刚健骁勇;行旅词寄托情志,呈现出磅礴的气势;边塞词自然浑成,风格凄清飒沓。词作一洗闺阁女性词的柔弱与纤细,呈现出一股与女性自身气质相反的阳刚之气,具有了同时期一般女性词所匮乏的“丈夫气”,成为明清时期女性词中的新元素,促进了清代女性词的繁荣,对当今学者研究女性词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补充作用和重要意义,同时读者从中得以窥见雍乾时期女词人戴澈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