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瓶梅词话》的骗局叙事

《金瓶梅词话》描绘市井世俗,依据社会世象展开叙述,其中设局行骗是作者重点关注的一个行为,围绕情欲、金钱和报复等展开的骗局故事多达数十起。通过对施骗、受骗双方的着力刻画,人物形象得到了传神写照,情节设计曲折多变、详略得当,加强了全书结构的严整性,文学功能突出。骗局叙事鞭笞了人性的丑恶,使晚明社会的黑暗现状暴露无遗,进一步加深了作品的现实主义力度,在明清小说的同类描写中具有典型意义,对后世小说尤其是《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伦理困境中的伦理选择:《傩赐》的文学伦理学解读

2006年5月贵州作家王华的长篇小说《傩赐》在《当代》杂志上发表,小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云贵高原上的爱情伦理悲剧故事。文章从文学伦理学的视角解读该小说,通过故事主人公爱情纠葛的主线,对小说人物面临伦理困境时做出的不同伦理选择进行深刻剖析,揭示导致人物命运悲剧的不可抗因素以及作品深处的伦理价值,窥视小说作者王华的伦理情怀,凸显作者对贵州农村伦理道德和伦理秩序的反思。

《金瓶梅词话》“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再议

学界对《金瓶梅词话》与《水浒传》中重叠的武松—潘金莲故事之关系,有五种观点:繁本→《金瓶梅》说、《水浒》繁本+简本→《金瓶梅》说、《水浒》简本→《金瓶梅》说、同源异流说、增益回流说。通过对两部小说用语习惯的辨析,可以确定《金瓶梅》中的武-潘故事当是由《水浒传》流入;而《水浒传》版本的简、繁概念,当以情节完整度、故事流畅度区分;以此为标准,并结合《金瓶梅词话》中有部分字形具有建阳刊本风格的现象,可以推断,《金瓶梅》所抄改的《水浒传》应是一种属于繁本系统的建阳刊本,约刊刻于嘉靖后期至万历初年。

《金瓶梅词话》卜筮书写意蕴论

卜筮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习俗,《金瓶梅词话》中多回都有卜筮活动的描写。与早期的卜筮活动相比,《词话》中的卜筮活动无论是地位还是形式都发生了变化,《词话》中卜筮活动的功利性以及市民对卜筮的态度也反映了明代卜筮活动世俗化这一特点,体现了卜筮活动在明代特殊的文化背景下的变化。在艺术方面,卜筮活动的书写也起到了叙事上的预叙作用,是小说结构的纲之所在,卜筮活动的书写也使小说人物形象更加丰富、立体。

虚幻与救赎:《金瓶梅词话》中梦的宗教文化意蕴探究

《金瓶梅词话》先后共记梦17则,呈现出数量多、内容丰富的特点。《金瓶梅词话》中的梦受原始宗教、道教、佛教等思想的影响,表现出灵魂崇拜、浮生若梦、梦显因果、梦示轮回的思想。这些梦带有浓厚的宗教文化意蕴,寄托了作者创作的心理情感动因,表明了作者对于天命、鬼神的崇拜,展现了作者对生与死的宗教关怀。而对于梦的处理方式,或用传统的梦占吉凶,或用道门符咒厌梦,则是明代民俗及道门科仪的真实再现。

《金瓶梅词话》“倚夜”结纂的层次及其意义

《金瓶梅词话》具有鲜明的“倚夜”结纂特征。小说中大量的涉夜文本,呈现为写实、修辞、象征三个层次的文本形态。它不仅是日常夜生活的生动写照,也有意识地运用月、灯烛等光源构建小说叙事,摹写人物形象,营造小说氛围。此外,小说还透过夜宴、元宵观灯等渲染夜晚的瞬息繁华、如梦似幻,彰显“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的悲凉意蕴,赋予小说鲜明的“寓言”特征。可以说,“夜晚”是我们阅读《金瓶梅》、打开小说之门的一把钥匙。

夏仁虎《谈词》词学思想探赜

《谈词》是国学家夏仁虎在20世纪40年代自编的大学词学讲义,集中体现了其词学思想。《谈词》上承晚清,也产生了诸多新变。在形式方面,《谈词》以大学讲义的方式呈现,重视例证,言说更为体系化;在声律方面,继承了清代“词为声学”的观点,又顺应时代变迁适度降低声律方面的要求;在创作取径与师法方面,主张“以小令始”,在扬弃的基础上博采诸家;在鉴赏批评方面,顺应晚清“浙常合流”的趋势,主张“意”重于“色”,以“清空”的美学风格,有所寄托。《谈词》体现出了这一时期词话的诸多新变。

语汇棱镜中的陈师道词之“花间”渊源论析

陈师道传世词54首,共计语汇1 564条。通过隐喻、并置、关联等手法,用花鸟闺阁物象类语汇营造出朦胧而艳丽的词境,彰显了陈师道词的“花间”渊源。受“花间”审美对象影响,其词空间类语汇多指向狭窄、深幽的庭院筵席,且以男性视角聚焦于女性日常行为或筵席间歌伎的舞乐与别离。至于精致刻画女性体态情貌的语汇的使用,则彰显了花间词的香艳特色,这使得陈师道词整体呈现出纤艳的风格,有别于他的拙朴诗风,展现出安贫乐道的陈师道内心世界的另一种期盼。意绪类语汇主要指向哀怨的情感基调,这与陈师道的词学理念及个人生活贫苦、多经别离的生命体验密切相关。书写真率的生命体验、自恃其词为词体文学之正统,以及当时词坛对本色词的充分认可,成就了陈师道对其词的充分自负。

中国民族风格舞剧的高峰品相

中国民族风格舞剧,是指这类舞剧叙事的语言风格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包括民族舞蹈语言的古典风格、族群风格和地域风格。讨论这类舞剧的高峰品相,一个重要的前提是面对那些经过人民认可、历史选择并体现国家意志的“经典性”作品。本文分析的“经典性”作品大约分布在四个时期:一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展的“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的评展;二是20世纪90年代开启并实施的每年一届的舞台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的评选;三是21世纪头十年“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选拔及逐步与“中国艺术节”同步的“文化大奖”的评选;四是近十年(2013—2022)来四届(第十届至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对“文华大奖”作品的确认。

从《人间词话》看“一代之文学”的现实革命性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集大成地提出了“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但早在《人间词话》中王氏就已有过相关表述并具体论及原因。由王国维“一代之文学”观可见其援引西方以救现实中国的文学革命思想。无论是纯文学观的提出、进化论的影响,还是结合时代精神的文学价值判断、将小说戏曲地位的抬高等,王国维的“一代之文学”思想理论都对五四新文学革命产生了助推之力。

思妇形象的比较——以敦煌曲子词《菩萨蛮·朱明时节樱桃熟》和李清照《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为例

敦煌曲子词《菩萨蛮·朱明时节樱桃熟》与李清照《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一个创作于唐末,一个创作于南北宋之交,分别对应了词的初创期和兴盛期。同为抒写女性闺怨的思妇词,二者都从贵族女性的视角进行创作,却在情感上一个直白,一个含蓄;意象上一个明丽,一个淡雅;艺术手法上一个重在白描,一个重在用典;塑造了一个娇憨,一个清雅的女性形象。两者的比较反映了词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特征,也展示了词作者的个人风格,尤其是李清照可谓女性本位言情,而不是代言体,所以对于词作情感的表达更为真切深沉,符合女性心理。体现了思妇词的初创与成熟的典范映照。

花间词意象特色论

花间词在意象的选材、组合与描述上有鲜明的特色。在选材方面,花间词主要由两大意象群构成,以花鸟、草木为代表的自然意象群和以女性为中心的身体、服饰、闺阁意象群。意象组合的特点表现为意象密集程度高,艳丽意象出现的频率高,意象组合相互模仿性强。在意象描述方面,花间词中复合意象有轻柔性、艳丽性、残破性、阻隔性等四种常见特征。

《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校订并跋

王国维1908年撰写《人间词话》126则,稍后从中择录63则并补写1则,分3期连载于1908-1909年之《国粹学报》,影响寥寥;1915年1月,王国维复将《人间词话》手稿和《国粹学报》刊发之64则,重新增删、合并,并从《宋元戏曲考》中迻录1则,合共31则,分7次连载于《盛京时报》。从此以后,王国维未对《人间词话》再作任何修订,故《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代表了王国维词学的终极形态。《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久不为人所知,1982年,陈杏珍、刘烜将王国维自存剪报本(不全,仅23则)揭载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赵利栋从《盛京时报》中迻录全部31则收入《王国维学术随笔》,此后诸家转载,都不出以上二本。然二本文字多有舛误,因试作校订,并略论其去西方化的基本立场。

论《金瓶梅词话》的代词

《金瓶梅词话》的代词有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等三大类十二小类60个单词,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近代汉语在明代中叶这个历史阶段代词的全貌。历史地看,其中有传承、有发展、有存古,为近代汉语和汉语语法史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王国维文艺思想研究的世纪考察(上)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学术大师,其文艺思想包括天才说、古雅说、游戏说、境界说、优美壮美说、戏曲批评等方面。20世纪学术界对王国维文艺思想的研究是相当充分的。对王国维文艺思想的研究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在资料的整理出版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为进一步开展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范围过于集中。对王国维各种文艺思想的研究虽异彩纷呈,但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缺乏一种富有深度的综合研究和整体研究。其次,对王国维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白话运动的关系研究不够。最后,研究的视野尚待进一步拓展。

试论王昶词论对浙派的发展——以稿本《西崦山人词话》为论

稿本《西崦山人词话》是浙派重要作家王昶未竟的词话,它集中反映了王昶的词学观和词学批评活动,其中有明确的绍述朱彝尊词学思想的意识,是对浙派传统词学观的继承,然更大的价值在于它体现了王昶词论对朱彝尊、厉鹗等人的突破和发展。首先是对"雅"的具体化和丰富化,其次是对柳永其人其词的认可,再次是对"寄托说"的突破,以及既重视音律,又不以严守格律匡衡所有词人。

《金瓶梅词话》与《贾云华还魂记》:“多层仿拟”的写作方式及其意义

《金瓶梅词话》对于前代以及当代流行的各种文艺作品的仿拟是极其普遍且复杂的,文言中篇传奇小说《贾云华还魂记》就是其仿拟对象之一。在研究者指认出的诗词仿拟的基础上,笔者首次查证了《金瓶梅词话》在小说情节层面对《贾云华还魂记》的仿拟,及其同时对《西厢记》和其他一些文言小说的仿拟,由此揭示了《金瓶梅词话》"多层仿拟"的写作方式,进而发现它在这一写作方式之下形成的文学趣味的转向。追寻《金瓶梅词话》对此类小说的仿拟效果,不仅能呈现出多层仿拟的文学意义,还可为我们深入地理解这部奇书的若干难题提供重新解读的契机和别样的视角。

论侨易视域中的《金瓶梅词话》与晚明江南士风

《金瓶梅词话》的创作、抄刻与晚明江南士风有非常深密的关系,将二者放置在侨易视域中考察会有一些新发现。所谓"侨易"即因"侨"而致"易",强调精神或物质在位移中发生交感、质变。由此观之,《金瓶梅词话》的创作是晚明一个很典型的侨易事件,它侨用《水浒传》、《西厢记》、话本小说、日用类书、史书及其他各种文字材料,交感易变为"通大道"的艺术杰构;抄书—刻书与嗜酒—好色是晚明江南文人生活的重要内容,抄刻《金瓶梅词话》满足了他们的实际生活需要;江南文人在晚明突破"穷"—"达"二元框范形成的求"通"之士风乃是《金瓶梅词话》侨易事件生成的深层原因。因此,《金瓶梅词话》承载着晚明文人趋新求奇、追求自由等与近代接轨的精神密码,而现当代的"金学"热正导源于此。

《金瓶梅词话》与《骆驼祥子》《围城》中“使”字句比较研究

本文在穷尽性定量分析的基础上 ,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 ,对《金瓶梅词话》和《骆驼祥子》《围城》中的“使”字句进行了细致的描写 ,并尝试探求明朝末年到现代这一历史时期“使”字句的发展轨迹。

论张炎对清代词坛的影响

大量与张炎有关的清代词话不仅记录了清人对张炎的认识和评价,同时也记录了张炎示范、影响清代词坛的痕迹。这种影响一方面表现为对词人群体的影响,另一方面表现为对词人个体的影响。张炎对词坛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影响,而对个体的影响又印证了对群体的影响。将此二者结合起来,更清晰地展现了张炎对清代词坛的整体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