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吴澄与南宋末叶的江西书院

从南宋末叶的江西地方书院及州学的学术环境来看,在对朱陆两学进行折中的表象下,当时广泛存在的思想是,只要为了实现圣贤之学,不管什么样的内容都值得肯定,朱陆等学都是可以成为圣贤的有效学问。同时,吴澄是抚州州学以及临海书院学生,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其朱陆和会的思想开始萌芽。

南宋中期朝廷对四川的经营:以吴挺事迹为例

吴挺是南宋孝、光两朝四川军政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具有由地方到中央、再由中央到地方的特殊经历,取得过不俗的治军业绩,也遭受过不少的非议。透过他的一生,可以发现,南宋中期宋廷对四川的控御力度在不断增强,曾经对宋廷统治构成挑战的地方武将逐渐被改造为朝廷在四川的代理人。从经营四川的手段和效果来看,孝、光两朝的中枢决策者是颇有高明之处的。

论诗诗与南宋后期诗学批评

有宋一代,论诗诗是与诗话同等重要的诗学批评形式,研究宋代尤其是南宋后期的诗学批评及其审美建构,论诗诗是不可忽视的一个考察领域。文章着重从数量、诗学批评价值及繁盛原因等几个方面对宋代论诗诗作出考察。

历史与符号之间——试论两宋对冯道的研究

冯道是著名的政坛"不倒翁",五代文官的标志性人物。他从最初备享尊崇,到后世饱受诟詈,其间转折正发生在宋代。北宋初期,冯道享有盛誉。中后期开始受到批判,但仍有褒扬。南宋期间,冯道被全面否定,蜕变成一个"奸Z无耻"的意识形态符号,并影响及后世。这些不同的评价,体现出两宋不同的社会政治特点与文化思潮。

从政治场域的边缘到诗歌场域的中心——晚宋江湖诗人的价值取向与身份认同

处在近世社会前端,南宋后期"江湖诗人"群体及其创作现象颇受关注。"江湖"有地理、文化和社会三个概念层面的涵义。论者一般从文化概念层面定义这个诗人群体,从而对其社会地位、身份及创作风貌有所预设;如果从社会概念层面理解"江湖",则能发现南宋中期以后,一个更具自主性的诗歌场域正在形塑,诗人们的确已经用"江湖"指称他们活动的特定社会空间。由于科举制度改革,诗人在权力结构中边缘化了;不过,惯习和士人的内转倾向决定诗歌仍是最重要的文体。在此前提下形成特定的社会空间:其间行动者以诗人为身份,以诗歌为竞争资本;当诗集被刊行出售或者换来馈赠,实现与金钱的直接转换,就表明诗歌场域已经相对独立。它强调文学写作自身的价值和原则,并且呈现从庙堂下移的倾向。而诗歌写作的纯文学性和平民化趋向,正是近世文学的特征之一;只要转变观察角度,江湖诗人现象的多层意义就得以呈现。

南宋后期理学家的施政主张与地方治理——以真德秀为中心的考察

南宋后期,以真德秀为代表的理学家继承朱子学说,积极建构契合理学家社会理想的政教体系。在理论层面,真德秀提出“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的为政纲领,具体制定了地方治理的规章条目,不仅从为官品德上对各级僚属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也通过行政规章有效维护了基层秩序的稳定。在实践层面,真德秀将为政纲领贯彻到地方治理中,任职期间赈灾恤困,整军经武,兴建惠民仓、义廪,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荐举和按劾,真德秀将理学家的道德要求与地方官员的考课标准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行政措施的有效执行,推进了理学在基层社会的深入。

理学对人生的塑造与规范——以朱熹辞赋为中心

南宋最受人关注的文化事件是理学的兴起与发展,理学立足于道德与秩序,追寻存在本然以及一切知识的源头,确立一种贯通自然、社会与人类的绝对真理。理学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和规范是在性与理的范畴之内进行的。在朱熹等理学家看来,内圣与外王是统一的,君子的使命是接续道统,践行道德人生,由人性而臻于天理。理学同样指出了成就君子的门径,居敬穷理是造就君子人格的实践工夫,格物致知则是其认知工夫。在理学精心设计的人生历程中,通过不断的修养、磨砺,祛除人心之蔽,领略天理流行,可以上升到曾点气象的精神境界。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中后期的辞赋创作深受理学思想的濡染,形成了平实、渊雅的美学风格,但这一时期的辞赋缺少灵动的情思与勃勃的生气也是不争的事实。

南宋中期抗战主题奏议文研究

南宋中期抗战主题奏议文是指写作于南宋中期(约隆兴二年至开禧二年,1164-1206年)的一批呼吁抗战、反对议和,并以恢复中原为旨归而为皇帝出谋划策的奏议文,代表作者为辛弃疾、陈亮、陆游,另外还有胡铨、王十朋、叶适、杨万里等。以这类奏议为研究对象,分析南宋中期抗战主题奏议的文章风格:这类奏议兼具感发力与说服力,感发力主要是指情感上的鼓动性,表现为国耻民痛的实录、复仇决心的抒发,并且用极富节奏感与音乐美的语言来表达;说服力主要是立足现实的议论和严谨清晰的论辩层次,这类奏议抒情的感发力与说理的议论化,形成了它们的主体风格:雄辩文风。

南宋后期瘟疫的流行与防治措施

宋代建立了以各级官府为主导、社会民众力量为辅助的疫病防治体系。南宋后期,中央政府仍是防治瘟疫的核心力量,采取了医学、经济、政治等措施加以应对;地方官吏是宋代防治瘟疫的基层力量,采取了赈济灾民、医疗救治和加强社会管控等措施;民间医家是防治疫病的中坚力量,大多亲赴灾区诊治病人,发放药物,公布医方,传播官方医学知识;普通民众对疫病的认识和态度极为复杂,采取的防疫措施也是多种多样。受宋金、宋蒙战争的影响,南宋后期军中和边境地区瘟疫流行的次数显著增加。在政府的重视和引导下,南宋后期社会各阶层继续沿袭了宋朝防疫体系的传统,其中派医诊治、施散药物、建立病房、隔离病人、掩埋尸体等依旧是防治疫病的有效措施。

介乎士大夫与平民之间的文学形态——南宋中后期游士阶层的诗歌创作

游士自视为士人阶级并努力向士大夫靠近,但其社会身份却更接近平民。游士议政诗歌具有士大夫般的忧时忧国情怀,却因为过于激烈直白而被质疑为卖直钓名、粗豪亢厉之作;游士诗歌力求风雅,却被视作矫语高蹈的伪风雅;游士诗歌情调语调通俗,却与平民赏爱的话本、杂剧、南戏尚有一点距离,无法被庶民百姓广泛接受。游士阶层介乎士大夫与平民之间的中间游移性质,使其诗歌成为传统文体大幅度变革的载体,是南宋文化转型以及文学转型时期一个士庶交接、雅俗杂糅的文学形态,也是俗文学冲击下雅文体之俗化达到了临界点的标本。

姜夔诗学历程与光宁朝诗坛生态

姜夔由泛阅而师黄而无所学的诗学历程与中兴诸家有别,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从孝宗朝到光宁朝的诗坛趋势。大量南宋文献显示,中兴诸家之后的诗坛,江西诗学较长时间处于领军地位,与它交叠的则是晚唐诗学的流行,当时诗坛正呈现出多向度发展的态势和复杂的生态。

南宋中期真率会考

真率会为元丰六年退居洛阳的司马光、范纯仁等人所创的一种宴饮聚会,以俭朴、随性为特点,并拟有会约若干条。真率会在宋代十分流行,以孝宗、光宗、宁宗三朝的南宋中期出现得最为集中,可考的有十五个,即:曾协湖州真率会、范成大吴县真率会、王十朋泉州真率会、赵伯圭湖州真率集、汪大猷鄞县真率会、洪适鄱阳真率会、吴端朝信州真率集、朱熹崇安真率约、许及之临安真率会、许及之温州真率会、曾丰广州真率会、赵不逷信州真率会、陆游山阴真率饮、沈瀛湖州真率会、叶适温州真率会。围绕时间、地点、人物诸要素对它们详加考证,有助于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真率会在宋代的发展流变过程,并窥见宴饮与文学关系之一斑。

南宋后期状元释褐职任考

南宋后期状元释褐依然是遵循孝宗朝"惯例",清一色的初授承事郎、诸州军签判,龙飞榜释褐职任是否向上调整未见记载,谅阴榜依然是不下调的。在宋代范围内纵向比较,整个南宋状元的释褐职事官仅与太宗至仁宗前期的第四、第五名相同。

南宋后期太学生参与党争的群体心态

南宋后期,太学生沉浮于残酷激烈的党争之中,其群体心态逐步呈现出谨小慎微、自信积极、高傲强横最终妥协唯诺这一由低变高再转低的心理动态图。太学生群体心态的变化固然与太学生"群体的斗争"、党争双方的笼络和利用、学校"公论"的政治影响力密切相关,但其根本原因还是宋季士风衰败的社会大背景下太学生群体的蜕化与分化。

南宋晚期真率会考

真率会是宋代流行的一种宴饮聚会,由神宗元丰六年(1083)退居洛阳的司马光等人所创,两宋间继作者不断。直至南宋末年理宗、度宗、恭宗三朝还可以考证出不少真率会,即:刘克庄莆田真率会、危稹临川真率会、郑性之福州真率集、阳枋嘉定真率会、张祥龙新建真率会、陈著吉州真率会、陈著四明真率会、徐经孙丰城真率会、萧立之宁都真率会。诸会在禀承先贤遗风的同时又各具特色,显示了真率会旺盛的生命力与司马光等人巨大的垂范作用。

“土豪”考

"土豪"称谓大约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土豪可划分为阶段型土豪、持久型土豪、原始型土豪三种类型。阶段型土豪的特征是其阶段性;持久型土豪更为安于现状,表现为对自身阶层的满足感及对其所在特定区域内影响力的捍卫行为;原始型土豪一般出现于动荡的政治局势中,依凭勇力、胆识或豪侠之气闻名于当地从而达到特定的目的,即时势所造的英雄式土豪。魏晋以降至唐末五代是"土豪"群体品格特征愈来愈宽的时期,此时期内"土豪"群体形成了诸如不忠、尚武、逐利等品格特征,唐末宋初以降,"土豪"群体的这些特征开始倾向于贬义,并且逐渐为统治阶级所不容,"土豪"群体也渐趋衰落,"土豪"称谓开始了愈来愈狭的过程。

理学教育与科举批判——以南宋中后期辞赋为中心的考察

南宋中后期的辞赋创作深受理学思想的濡染,辞赋中的劝学成分大幅度增加,甚至出现了全篇以勉学为主旨的作品。书院赋产生于南宋,是理学家从事教育活动的直接产物。书院赋以叙写书院创建、抒发承圣情怀、宣扬教育理念为主要内容,其中朱熹的《白鹿洞赋》最为杰出,对后世的书院赋影响甚深。此外,理学人士在辞赋中表达了对科举制度深刻、严厉的批判。

“格物致知”与南宋中后期辞赋

南宋理学发展迅猛,在很大程度上规范和重塑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南宋中后期的辞赋创作与理学关系密切,其中"格物致知"观念对辞赋创作颇有影响。"格物致知"的对象可以分为自然界中的"物"和人生界中的"物",而"格物致知"向辞赋创作渗透主要以自然界中的"物"为媒介。南宋中后期的山川地理赋与咏物小赋受"格物致知"观念的影响最为明显。在这两类赋中,作家通过观察、体认自然界中的"物",领会到了天理流行与人生中的大道理。

艳体乐府诗的复兴

艳体乐府诗是指内容香软、风格艳丽的乐府诗。它的首次兴盛是在梁、陈至初唐时期。到了中晚唐,李贺、张祜、温庭筠、李商隐等人又大力写作艳体乐府诗,使艳体乐府诗复兴。其复兴的原因:一是补写六朝宫廷乐歌,一是模仿六朝乐府诗。中晚唐的艳体乐府诗基本上已不入乐,多是借南朝兴衰之史针贬现实。尽管他们四人都写艳体乐府诗,但在新旧题的运用和表现风格上有所不同。

论北宋中后期两大词学流派对词体诗化理论的贡献

北宋中后期,词学理论家大致可分为两派:曲词派和诗化派。前者沿袭晚唐五代以来的观念,从音韵角度强调词体的特殊性,更多承认词体娱宾遣兴的功能;后者借助传统诗学,构建词体诗化理论,拓展词体的表现功能,使词体向诗歌反正。在词体向诗歌反正的历史进程中,诗化派以其杰出的理论建树,起到了引导和促进的作用;而曲词派也自觉不自觉、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诗化派的影响,在情趣、意境、风格、结构、修辞等方面流露出来,对词体诗化理论的成长有襄助和补苴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