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化繁为简”到“繁简相生”:公共安全政民合作治理的过程机制研究——以深圳市B区义警为例

“乌卡时代”,厘清政民合作治理过程机制对于实现公共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至关重要。既有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政民合作治理的前因条件与合作绩效,却忽视了对中国情境下政民合作治理过程的分析。鉴于此,以合作治理理论为基础,立足政民双主体视角,构建了基于公共安全政民合作治理“合作动机一行为过程一价值共创”的过程机制解释模型。公共安全政民合作治理是政民双方基于各自的合作动机,通过利益互融、资源互补、协调互动、信任互惠、成效助推,最终实现价值共创的循环选代过程。

公民参与地方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的困境与优化——基于全过程人民民主视角

采用文献研读、实地调研、专家访谈等研究方法,依据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审视公民参与地方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的现实困境和优化路径。研究认为:回应—协商—监督—评估构成公民参与地方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的民主运作过程。目前,公民参与地方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表现出“民主虚泛”的发展态势,存在需求吸纳不足,影响公民参与的民主选择;政民沟通协商不畅,制约理性共识达成;制度保障建设滞后,引发公民参与真空;公民参与监督评估羸弱,致使购买服务的动态调整失灵等现实困境。据此提出如下“民主重塑”路径:强化公共服务理念和培育现代公民,营造公民参与的社会氛围;创新沟通协商方式和渠道,缩短公民参与的社会距离;完善以程序性规则为核心的制度设计,保障公民参与具体可操作;坚持问质于民,推动监督评估与反馈调整有机衔接。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形态的三重转变及其协同发展

完整的城镇化过程,应是一个包括非农化和市民化在内的“三化”联动过程,这其中,“人口”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显性指标和主体要素,而且皆可在“三化”演进中观察到人口形态的不同表现形式及其转变特征。回望中国城镇化的研究,至今依然存在“非农化缺位”、“城镇化越位”和“人口学内隐”三个不足。当代中国亿万进入城镇的农村人口,即便取得了城镇“常住”资格,但仍然难以获得“市民”权益,普遍处在有“市民”身份、无“同城”待遇的窘境中。鉴于此,跳出对城镇化的孤立认识,秉持“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主张,从人口主体视角把城镇化、非农化和市民化的所谓“三化”置于同一个分析框架中,探讨人口形态在“三化”进程中的角色转变及身份异同,并将三种人口形态的转变对应于“三化”进程与“三农”问题,探寻人口形态在“三化”之间的协同共进与顺畅接续。研究认为,城镇化的实现并不在于人口聚居形态的空间变化,即乡—城转变,而取决于人口从业属性的非农转变,即农—工转型;继而阐明,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需要以从业方式的非农化为引领,以“市民”身份及其权益的平等获得为标志,而不是以聚居形态的城镇化为终结。一个健康有序、持续深入的城镇化,应是既得益于非农化的支撑,又有助于市民化的实现,是一个伴随经济社会发展而有序联动与协同共进的过程。最后从制度建构层面探寻“三化”协同中“人口”归一的政策取向。

地方立法中的公民参与机制述评——以深圳经济特区为例

公民参与地方立法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的制度化形式,是实现人民民主、推进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现行《立法法》第6条明确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立法公开,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本文以深圳经济特区为例,对其立法过程中的公民参与机制进行考察。与深圳经济特区立法的发展变迁轨迹相似,深圳经济特区公民参与立法可以分为起步阶段、成长阶段和快速发展阶段3个各具特色的阶段。通过30余年的建设,深圳地方立法工作从简单地强调有法可依逐步转变为重视立法程序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从单纯的部门立法模式转变为引导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具体而言,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出台一系列保障公民立法参与的法规规章、建立完善立法听证会、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制度、将开门立法贯穿立法全过程、拓宽人大代表履职渠道等举措,使得立法公民参与的内容越发深入、公民参与的形式不断扩展、公众意见也充分在法规中得到体现。只有坚持保障公众的立法参与权利,实施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才能丰富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内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有序发展。因此,深圳乃至全国各地方立法中的公民参与问题,仍然需要学界长期关注和探讨。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与空间分异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当今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基于大连市300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从外部环境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情况两方面,构建了市民化指标体系,修正了基于C-D函数的市民化进程模型,采用SPSS软件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定量分析了大连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特点,运用MapInfo作出空间分异图,得出大连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空间分异特征:①市内四个主城区的市民化水平低于副城区;②市中心及其辐射地带市民化水平较低,城乡结合部市民化水平较高;③市民化指标与市民化水平空间分异不匹配。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制度环境处于阻碍阶段,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和接纳程度较好,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已经具备市民化的能力,城乡结合部和副城区(郊区)是其定居城市的最佳区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任务,国家、社会应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一个平台,加快农民工到市民的转化进程。

聚集效应、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城市增长机制的重构——转轨时期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个新古典模型的拓展

文章从经济中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异质性、部门经济增长存在着聚集效应以及农村劳动力收入分配服从平均主义原则的假设出发,构建了一个解释二元经济城市增长机制的拓展的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并据此对我国现阶段城市化进程的基本规律及未来的演变进行了深入分析。文章认为,我国城市化过程的基本表现形式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而这种转移将在城市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同时进行。在一段时期内,城市正规部门的发展将决定农村中高素质劳动力的转移速度,而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发展则决定了农村中低素质劳动力的转移速度。但从长期看,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将取决于城市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中具有聚集效应的那一部分经济的发展速度,而且更有意义的是,具有聚集效应的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发展还将在极大程度上影响我国农村高素质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和我国城市化层次的提高。

和谐社会建设视角下的农民工市民化

我国的乡城劳动力迁移呈现特殊的二阶段“中国路径”,导致发展经济学的命题和经典理论无法对此做出充分解释,特殊的乡城劳动力迁移现状使我们必须重视农民工的市民化。本文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度量方法,并利用2005年3月进行的武汉市进城农民工情况调查对此进行了实证,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建议。

“城镇化”、“市民化”进程与农村体育发展的思考

对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农村体育存在的问题以及将呈现的新的发展趋势,作了探索性思考,并对此提出一些建设性建议。

政策过程中公民有序参与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基于系统论视角的考量

政策过程中公民有序参与的有效性作为对公共政策民主化问题进行深化研究无可回避的一个关键性议题,意指在公共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过程中,公民有序参与能够实现政策目标的程度。而立足系统论视角的考量则表明,关乎政策过程中公民有序参与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分为参与自系统和参与他系统。参与自系统主要包括参与主体(公民个体和公民团体)、参与客体(政策问题的性质)和参与工具三个子系统。参与他系统即参与环境,主要包括参与制度环境和参与文化环境两个子系统。参与制度环境包括战略制度环境和一般制度环境,并由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领导讲话等要素组成。参与文化环境包括政府文化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并由认知、情感和态度等要素组成。参与自系统和参与他系统的子系统及其组成要素共同构成了政策过程中公民有序参与有效性的影响因素集。

不稳定就业与农民工市民化悖论:基于劳动过程的视角

本文旨在从劳动过程的视角,将不稳定就业作为一种资本积累方式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并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和企业访谈案例,结合广义倾向值匹配等方法进行经验论证。本研究梳理出不稳定就业的一般特征及其对当代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影响,并尝试从国家与资本的双重运作逻辑中去理解经济转型期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研究发现,在资本积累及劳动过程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及其不稳定就业现象。资本通过控制农民工就业流动而达成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的目标,无需承担劳动者的再生产成本。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悖论:不稳定就业有助于提高农民工个体的工资水平,但是不利于其家庭成员随迁。这种资本积累方式的隐蔽性在于,所谓的农民工流动自由其实是雇主通过掐尖式用工以保证资本的利润率。不稳定就业不会提升农民工的群体性收入,反而强化了群体内部的竞争。

协商民主与治理创新:珠三角公共服务政策的公众评议研究

在政府治理创新的改革中,许多地方政府尝试加强政策部门和社会公众的互动协商来提高政策的回应性和民主性。本文以珠三角地区的珠海市和佛山顺德区两座城市的公众评议作为案例来探究珠三角地区的公众评议的主要特点,以及不同城市的公众评议活动的差异。研究发现:两地政府在开展公众评议公共政策时,首先邀请了公众参与评议对象的选定,同时搭建了多方主体协商对话的公共平台,最后加强了民众对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协商民主公开透明、理性协商和监督问责的特点。相比较而言,顺德区在公众评议过程中引入了更广泛的公众参与和更深入的协商讨论,更充分地体现了协商民主的民主性和协商性。通过建立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协商民主机制,地方政府能够有效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实现。

社会民主进程与公民参与

本文首先分析了公民参与所具有的价值,即公民参与蕴含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统一,为追求个人利益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公民参与蕴含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有利于达成共识、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进而揭示了社会民主进程与公民参与的本质联系,即公民参与有助于提高公民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公民参与是实现公民权利的基本途径;公民参与可以使公共政策更加科学;公民参与可以有效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同时,社会民主进程能够激发公民参与的热情;社会民主进程能够提高公民参与的能力。最后,提出了培养公民参与精神的三个主要途径:教育灌输,舆论引导,实践养成。

群众体育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及其提升路径

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界定了群众体育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内涵,探讨了公民参与群众体育政策过程中的价值,并深入分析了公民参与群众体育政策过程的制约因素,最后提出了提升公民参与群众体育政策过程的主要路径:培育公民文化,强化公民参与群众体育政策过程的主体性;健全和完善公民参与群众体育政策过程的制度机制;提高群众体育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组织化程度;积极引导,增强政策过程中公民体育权利意识及表达能力。

扩大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公民既是公共政策作用的对象,但同时又可以参与到公共政策的过程之中,拥有公共政策主体和客体的双重身份。这里我们所理解的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是指普通公民以及由公民所组成的各类社会团体以政策主体和客体的双重身份,依法通过一定的方式和程序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过程的行为。

当代中国的“市民社会”话语转换及其对法治进程的影响

“市民社会”是东亚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舶来品,并成为东亚民主和法治研究的重要话语。我国台湾地区大多以“民间社会”来表达其特有旨趣,而大陆则出现了从“市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话语转换,这不仅对我国民主和法治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也会对民主法治的现实进程有一定影响,值得关注。

我国公民参与立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公民参与立法,是指公民个体或团体以提出立法建议或意见的方式介入立法过程,并以对立法决策施加影响为其参与目的的一项政治活动。作为体现民主立法的一项重要举措,公民参与立法在现代立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国公民参与立法经历了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过程,公民有序参与立法的形态也基本形成。当前,要继续发挥公民参与立法的功能,必须在广度和深度上逐步扩大公民对立法的有序参与,并积极回应社会的关切。从扩大有序到检验有效是公民参与立法的必然走向。关注参与的效度是我国公民参与立法制度建设不可忽视的问题,这就要求发挥公民参与立法对公民民主权利保障、立法质量提高和民主立法进程推进的作用。

公共图书馆与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市民”群体

分析了城市化进程中新市民群体的内涵与构成,指出图书馆为新市民群体提供各种服务的现实必要性,以及图书馆加强为新市民群体提供服务的具体方式与方法。

政策过程的民主化

建立在代议制和官僚制基础上的现代民主出现了"赤字"问题。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和公民参与运动的发展为政策过程的民主化提供了学理和实践的基础。政策过程的民主化关注到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的利益、需求和偏好的直接表达,有助于克服委托-代理过程中的信息流失。政策过程的民主化推动了民主制度的变革,更新了民主的表达方式。

我国城镇居民体育消费中决策过程的心理透析

以体育社会学、消费行为学、体育经济学等理论为基础,分析了我国居民体育消费的现状,从心理学角度深入剖析了居民体育消费的决策过程,从而为加速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式的公民会议：浙江温岭民主恳谈会的过程和功能

论文以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2008年公共预算民主恳谈会为案例,从公民会议的角度具体描述了其过程,并分析了其功能与有待完善之处。通过这次民主恳谈会的实验和对其实践的研究分析,论文得出如下基本结论:民主恳谈会是一个保障农村居民的民主决策权、民主管理权和监督权的有效的制度设计;因其公民参与的相对有效性,某种程度上使民意能够被充分吸纳,从而使政府决策的正当性、科学性得以提升;这种中国式的公民会议包含着商议性民主的一些元素,由此表明"商议-合作型治理"模式正在中国地方治理过程中逐步生成;如果能够将民主恳谈会的实践上升到法律层面,将会大大推进中国基层的民主建设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