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智治理念下县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逻辑基础与规制路径——基于对龙港市“一支队伍管执法”的观察

在全国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践中,“一支队伍管执法”主要集中在乡镇(街道)层级,县域“一支队伍管执法”是龙港市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探索的创新实践。龙港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遵循“不建机构建机制,不增层级增协同”的原则,遵循条块协同、整体智治理念,将专业化、数字化、科学化嵌入改革全过程,使法治、协同、效能、服务为民等价值属性统一于县域行政执法领域,形成独具特色的“市直管社区”综合行政执法地方实践。整体智治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基层治理模式的创新实践,其核心逻辑表现为将制度和技术嵌入治理过程,重置治理结构、重整治理资源、提升治理质效。构建综合行政执法整体智治的治理机制,通过“执法队伍—执法手段—执法程序—执法监督”全过程闭环、多维度规制路径,能够有效破解当前县域“一支队伍管执法”在执法理念、体系构建、体制重整、规范配套及队伍能力尚存短板的难题,保障县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成效。

县级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探讨

县级城市的全域数字化转型时代即将到来。作为传统城乡二元结构的交汇点,县级城市在治理模式、产业结构和社会形态上具有独特性、多样性和复杂性。随着智慧城市进入以数据智能为特征的新发展阶段,县级城市数字空间的算力、数据和智能,将为县级城市物理空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带来全域数字化转型。

以人为本理念下县域城镇化的龙港实践:历史基因与当代改革

以人为本是我国当代城镇化建设的核心理念,而县域是践行这一理念的重要载体。实际上,人本城镇化在县域层面的实践早已展开,而浙江龙港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中国第一农民城、新型城镇化改革第一批综合试点,以及新世纪以来撤镇设市区划调整的仅有案例,龙港在40年的城镇发展历程中,涌现了从自发到自觉的两轮人本城镇化实践,即城镇建设初期的“共同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改革时期的“全域市民化”。在历史基因与当代改革中,以人为本理念下县域城镇化的龙港实践背后蕴含着“政府—社会—市场”关系的“变与不变”:变化体现在三者角色调整下的整体结构演进,不变的则是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等微观机制。

县域城镇多维收缩测度与预测研究

我国县域城镇多维度收缩现象已然显现,深入测度其状况、时空演变及发展趋势对县域城镇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文中以黑龙江省为例,运用熵值法、探索性空间分析与时序预测模型等方法,从人口、经济和社会三维度出发,分析76个县域城镇收缩特征。研究发现黑龙江省县域城镇正呈现多维度收缩深化的特征,且经济收缩的城市表现出区域性聚集的特征,预测2021—2030年间,经济和社会维度收缩程度放缓,人口收缩持续高比例。为制定应对多维收缩的规划干预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对其他面临类似挑战的地区具有借鉴意义。

论中国大城市管治方式的转变

首先介绍大城市管治理论 ,然后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城市管治方式转变的内在机制。并指出 ,中国大城市管治正朝着“多中心”管治方式转变 ,“撤县并区”

县级政府公共服务公民满意度研究——基于广东、河南、甘肃三县问卷调查的比较分析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质量与效率。县级政府是我国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最主要的供给者,对其公共服务能力、质量、效率等满意度评价的重要主体是公民。笔者于2叭4年8月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座谈的方式对广东省增城市、河南省汝州市和甘肃省永登县三个县级政府的公共服务公民满意度进行了研究,发现三地在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改革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体上仍存在公共服务供需不匹配、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均衡、公共服务效率与质量不高、公共服务公民满意度不高等困境。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分别提出了三地提高政府公共服务公民满意度的相关政策建议。三地虽属个案,但在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不同区域县级政府所面临的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总体目标和思路具有较大相似性,研究对促进我国县级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进而推动政府整体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具有可供参考的理论与现买价值。

行政区划调整中的政府组织重构与上下级谈判——以江城撤市设区为例

行政区划的调整对于城市、区域乃至国家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然而当前学界对于中国行政区划调整的研究多集中于原因与效果两大层面,对于政府内部的具体调整过程研究甚少。基于江城撤市设区的案例研究发现,行政区划调整导致地方政府组织进行了整体性的重构,且其过程充斥着复杂的上下级政府间谈判。撤市设区直接导致了县级市政府的机构重组、人事调整以及管理权限变更,而土地管理与城市规划等权限成为市县两级政府谈判的焦点。下级政府在行政区划调整中既能够运用文件、会议等正式渠道进行谈判,也能够运用私人关系等非正式渠道进行谈判,并会综合运用多种谈判策略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对行政区划调整中政府行为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增进对中国行政区划调整中政府内部运作过程的了解,也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的纵向政府间关系。

我国县下辖市的可行性探讨

利用国家民政部、统计局等部门公布的相关资料,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乡镇政区发展演化的内在机制作深入剖析,从我国小城镇发展战略、行政区划改革趋势、现行设市模式与县辖政区体制及其弊端以及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要求等方面,论述我国实行县下辖市体制的可行性,并论述未来县辖市体制基本内容:设市体系——构建我国未来三级市制体系:直辖市、省辖市、县辖市三级市制;设市模式——实行"城郊合治"管理理念下的"适度切块设市"模式;设市标准——合理拟定县辖市设置的标准;审批制度——确定未来我国县辖市的审批程序与审批机构。同时在分析目前挚肘县辖市的几个主要问题(如法律依据、现行行政区划体制等)的基础上,提出实行县辖市的主要配套措施。

从“市管县”到“省直管县”的体制转型分析

消除"市管县"体制弊端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要求进行"省直管县"体制转型改革。相对于"市管县"体制来说,"省直管县"体制具有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及城乡统筹发展,有利于增强县域经济发展的自主性,有利于减少政府行政层级等体制优势;但是"省直管县"体制本身也存在一些缺陷。如政府层级和财政层级不一致,事权和财权不对称,催生了县与原来省辖市之间的矛盾;层级减少后管理幅度增大引起的问题等。因此,在从"市管县"到"省直管县"体制转型的改革中,需要根据存在的问题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如合理界定政府间的事权财权,调动市、县两个层面的积极性,适当调整省级行政区划和提高省级政府的治理能力等。

2000年以来中国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类型、特征及趋势分析

系统地梳理了2000—2016年中国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631个案例,归纳了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类型,包括撤县(市)设区、撤县设市、行政区合并、增设行政区、边界调整、隶属变更和建制升格7类,发现各种类型变更的背后都隐含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和特定的需求。详细分析了县级行政区划调整数量和类型的时空分布特征,发现具有时间上集中和空间上聚集相结合的特点,随着不同时期国家或区域发展的战略导向不同,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构成和指向会随之发生变化;县级行政区划变更有着明显区域差别,经济发达和城镇化发育较高的地区是调整重点,城镇化导向突出;县级行政区划较多的省份变更频繁,减少了县和县级市数量;注重了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行政区划变革,有利于促进民族和边疆地区发展。立足于空间治理,认为县级行政区划调整和优化基本上围绕城镇化、区域发展、边疆治理和民族地区发展等战略的要求展开,代表了未来调整的趋向。

地方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来自浙江省绍兴市的证据

实践表明,地方政府作用的发挥与县域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地方政府可以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也可以制约县域经济的发展。在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重视地方政府的作用已成为广泛共识。文章在剖析地方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中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以绍兴市为例,通过回顾绍兴市县域经济的发展历程,从绍兴市政府本身、市场主体、市场客体、市场运行机制及市场配套服务机制等视角探究绍兴市县域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并总结其经验及启示。

省管县体制与浙江模式的生成机制及其创新

"省管县"的财政和人事体制,作为浙江地方政府管理体制创新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是理解浙江现象的一个关键变量。这一体制同浙江的县域经济现象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关系,给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多重影响。在经济发展面临迫切的转型升级压力之际,积极推进"市县分治",深化省管县行政体制改革,已经成为浙江再造体制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

省直管县(市)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与当下操作

省直管县(市)改革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间纵向关系改革的突破点。省直管县(市)改革的历史轨迹和内在逻辑,决定了财政省直管县(市)改革必然延伸和过渡到行政省直管县(市)。现阶段,全国大多数省份均开展了各具特色的省直管县(市)改革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未来推进省直管县(市)改革应在因地制宜、先行试点基础上逐步推进,坚持由扩权强县、财政省直管县(市)逐步向行政省直管县(市)过渡,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增强县级单位自主发展能力、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市县关系——嬗变、困境与优化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市县关系是其中的重点与难点。如果将市县关系放在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背景中考察,不难发现,其将历经从改革前的纵向隶属关系向改革试水期的纵横向竞合关系及至改革完成后的横向分治关系嬗变。在此嬗变过程中,各种体制性、认知性、制度性、管理性影响因子不但主导了市县关系走向,而且造成当前改革试水期的市县关系陷入尴尬与分歧、摩擦与冲突、无序与失范、争利与矛盾等困境。为此,消解试水期市县矛盾困境并适时优化市县关系,特别是未来良性市县关系的构建,应从洞悉市县关系嬗变的规律趋势及其影响因子中寻求策略。

清代城市数量的变化及原因

清代是中国农业时代最后一个专制王朝,随着清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建置城市数量较前代有较大发展,一是行政建置城市总量增加,二是重要城市(省会和府级城市)数量增加。清代行政建置城市的增加有着阶段性,不同发展阶段,其变化的原因有所不同。

县乡政府治理的危机与变革——事权分配和互动模式的结构性调整

进入21世纪以来,县乡政府在政府体系中的位势发生重要变化。"重新集权化"全面挤压了县乡政府,直接加剧了县乡政府与上级政府的紧张关系,间接加剧了县乡政府与基层民众的紧张关系。现在,基层政府已经陷入深刻的治理危机,这种治理危机具有深刻的体制根源。如果政府体制改革缺乏强有力突破,或将出现多重危机并发局面。政府改革需要抛却传统思路,重新界定和确立不同层级政府间权力关系,在不同层级政府间建立全新的互动模式。

基于全域规划视角的市县规划变革思考——以广东增城规划实践为例

2014年广东增城被确立为全国"多规合一"的28个试点之一,基于增城多年持续的总体规划实践、近期"多规合一"试点工作的深入开展以及国家对于"十三五"市县规划改革创新的要求,提出应用全域规划的研究思路,即立足市县城乡一体化、区域一体化以及社区网络化的发展背景和多规合一的发展要求,以市县空间发展总体规划为抓手,在规划编制中构建"发展"与"空间"、"时间"与"目标"、"功能"与"结构"的协同关系,并从责任、法治、效率角度出发,探索与地方分权化趋势相适应、强调边界管理、形成常态化工作机制等空间管治策略促进规划实施,以期为新时期其他市县规划实践提供一定启发。

市县政府推行权力清单制度问题研究

市县政府处在履行管理服务职能的第一线,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势在必行,意义重大。市县政府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应提高市县政府对权力清单的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和监督;重视顶层设计,推进权力清单的规范化、全面化;建立法律法规与兜底条款相配套的权力清单制度确定依据;完善市县政府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保障机制;引入地方人大审议机制,保证权力清单制度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建立权力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实现权力清单的动态管理;权力清单的建立必须与责任清单结合起来,同步推进。

在规范与事实之间:省直管县改革中的市县关系及其优化

在当代地方治理中,作为城市型建制的市与作为广域型建制的县。在提供地方性和区域性公共服务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不论各自分立还是彼此互动都直接影响着地方治理绩效。从规范性看,市县之间应呈现出无彼此隶属、平等分治并对区域性公共事务有效合作的良性关系。而事实上,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进程申市县之间出现地位不对等、潜在争利、矛盾冲炙。甚至恶性竞争导致区域公共事务治理失灵等问题。为此,消解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张力,需要适时采取府际关系管理、增进市县认知、完善制度及机制构建等优化措施,构建良性市县关系。

流域治理中的政府间环境协作机制研究——以小东江治理为例

跨区域的河流污染问题不仅引发公用地灾难,还制约上下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甚至还容易导致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和谐。但是,传统以地域为边界的管理方式在治理这类跨区域河流污染问题上捉襟见肘。因此,需要常态的治理区域公共事务的机制,以保证跨区域河流污染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理。而工程技术层面的流域治理机制必须建立在有效的治理机制上才能充分发挥效用,建立统一的流域管理机构对于小流域治理则制度成本过高、可操作性也不强。因此,地方政府间环境协作是有效治理跨市(县)河流污染的必然选择。采用个案研究方法,通过对粤西地区的小东江(跨茂名市和湛江市)治理实践的研究,发现广东省和相关市政府在作为治理主体时都存在内生性不足,碎片化的治理结构因而最终陷入了治理困境。因此,政府间环境协作是小东江污染治理的必然要求,而这必须建立上级政府监管权威、健全公众参与和流域内地方政府间民主协作的多元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