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法与民法的体系定位

我国知识产权入典和成典所引发的争议,根源在于未能清晰地梳理知识产权法与民法的体系逻辑。回溯两者的立法传统可以发现,知识产权法与民法彼此独立发展的史实在现有研究中未被重视。再观权利属性的类型衔接,知识产权、私权、财产权的概念边界不明,最终造成片面的为了制度创新和特色而忽视体系科学的现状。历史上知识产权法的变革与发展,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商法自治性和超国家的发展特色,因而以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来类比民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更为科学。鉴于无体物与有体物财产权在规则设计上不可忽略的差异以及知识产权法内部各权利类型无法提取公因式的实际现状,立法上应该保留著作权法、专利法和商标法单独立法,避免出现为法典化而法典化导致的例外远多于一般的窘境。

《民法典合同编》预约制度的规范构造

《民法典合同编》将原规定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条的预约制度进行吸收改造,于《民法典合同编》第287条增设了关于预约的规定。两相比较,《民法典合同编》第287条的规定更为简单模糊,并没有对司法实务中已经充分暴露出来的问题予以相应的回应。《民法典合同编》应对预约制度予以规范构造,从预约的界定、预约的形式以及违反预约的法律救济等方面予以全面规范。

定义性条款配置研究——以民法典编纂为中心

定义性条款是对特定法律概念内涵和外延进行阐释及具体说明的法律条文,其具有明确法律适用大前提、凝聚用语共识、减轻论证和说明负担以提高交流效率、间接回答某些民法学理论问题的功能。编纂民法典应当科学合理地配置定义性条款,坚持必要性原则。与司法适用并不直接相关的法律概念、交由学说理论定义更妥当的法律概念、交由法官在审判实践中进行价值补充或予以类型化的概念无需立法定义。需要立法者设置相应标准或进行价值判断的法律概念、与日常观念用语和专业科学用语含义不尽相同的法律概念应该配置定义性条款,并妥当安放定义性条款的体系位置。我国民法典施行法中应规定法律概念解释规则的一般性条款,同时还要发挥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的协调联动作用。

以民法典颁行为契机推动中国法典化进程——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典化理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蕴含丰富的法典化理论,适时把可以并能够编纂成法典的法律尽可能编纂成法典并加以实施是其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以民法典的颁行为契机,以我国法律的法典化为目标,对法律的法典化问题作了充分、科学的表达。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理论内涵丰富、意蕴深刻、逻辑严密,富有中国特色,其中的核心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中国共产党长期重视民事法制的制定与实施、民法典的颁布与实施具有重大意义、民法典为以后法律法典化提供了良好的范例等。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典化理论必将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全面依法治国中产生重大影响。

传统民事习惯及观念与移植民法的本土化改良

今日中国民事法,基本上是一个移植而来的体系。民法移植,早在清末就开始了,民国时期进一步深化。清末民国的民法移植,以移植西方两大法系特别是大陆法系民法为主,也象征性地保留了一些传统民事习惯。为制定新民法,清末民国官方进行过大规模的民商事习惯调查;清末民法典的亲属编、继承编起草,就是交给深谙传统的"礼学馆"负责主稿。在这样的努力下,形成了《大清民律草案》以及由此升华而成的《中华民国民法》。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法制(从苏区法制到抗日根据地法制)和新中国法制,也都是移植法制,只不过是与前者分道扬镳的法律移植:一方面全面移植苏联革命法制,否定西方两大法系;另一方面高举反传统大旗,将传统民事习惯视为封建余毒。在"废除六法全书"六十多年过后,再回头看这两种法律移植路线及其利弊得失,我们难免喟然三叹。在制定民法典已经再次提上立法日程的今天,重新反省近现代中国法律移植特别是民商法移植的两条路线,重新思考亟待以民法典调整的本土民事问题暨民法典本土使命,重新考察现今民商事法主要规范的本土根基或土壤问题,寻求移植民商事法制与民族传统习惯之间的调适之方,乃为法律史学人无可旁贷之责任。

当今世界法律环境及其对中国民法典制定的影响

中国已经开始着手制定民法典。论述了20世纪法律发展中出现的几个现象,分析它们可能对我国民事立法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民法的制定产生的影响,提出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应全面了解重新法典化和法典修改的本质,研究现代中的法典化技巧,制定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民法典。

民法典编纂中的法条表达技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条文的梳理

法条是承担规范功能并能够被裁判所援引的恒定的结构单元,将拟调整的事项通过法条形式进行表达,须遵循科学的技术规则。在立法机关提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文本中,仍有不少条文表达上的问题,表现为不同规范类型的表征性词语运用不当,存在赘述型法条和无害规定,法条之间的内容重复且条文群的体系化程度不足,条文的标示也缺乏科学性。为提高立法的质量,应正视这些问题,并运用法条表达技术予以克服。

论《物权法》司法解释的整理与民法典物权编的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物权法》的司法解释条文可分为简单解释型、澄清误解型、多义取舍型、具体细化型、漏洞填补型、裁量因素型等类型。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应对有关《物权法》的司法解释中的条文进行系统梳理,将其中的澄清误解型条文、多义取舍型条文、具体细化型条文和漏洞填补型条文取其合理者纳入民法典中。最迫切需要纳入民法典的是漏洞填补型条文和具体细化型条文,其次为多义取舍型条文,再次为澄清误解型条文;简单解释型条文虽也可适当纳入民法典之中,但紧迫性最弱;将《物权法》司法解释中的裁量因素型条文纳入民法典中加以规定的意义不大。

民法法典化:历史回溯、基础要件及经验启示

民法的法典化立法技术面对诸多挑战,具有特殊性,其成功至少需要满足政治支持、市场经济体制和具有较高的民法学水平三个要件。自建党以来,我国立法机关先后开展了五次民法典编纂工作,前四次均因政治、经济、社会等原因而搁浅。本次《民法典》编纂在九个民事单行法的基础上,参酌国际先进,完善交易规则;结合国情实际,凸显中国特色;回应时代问题,彰显时代精神,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民法典》的成功编纂取决于党的领导、民法学的智力资源和立法实践积累、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以及域外立法经验借鉴。《民法典》的科学解释和正确实施必将助力党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

知识产权在民事法律权利体系中的地位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要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民法典的出台将关乎整个法治国家的建设,为适应市场经济变化提供基本法律制度保障。有关知识产权是否应当纳入民法典体系、知识产权法与民法的关系、知识产权应当以怎样的形态出现在法典中等诸多问题已成为学界热议的论题,这与知识产权在国民经济中日趋重要密不可分。本文从民法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入手,着眼于分析知识产权在民事权利体系中的地位,试述知识产权应当纳入民法典的理由以及现实意义,并为制度设计提供建议。

民法典的政治与政策解读

民法典是一个具有多侧面的复杂法律现象。除了在传统上将民法典视为法律规范和学术作品之外,民法典还具有政治和政策的属性。作为政治运动的过程和成果的民法典,一方面宣示了政治运动的某种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又提供了政治对话的平台。而作为法律政策模型的民法典,更是起到了规范日常法律决策活动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民法典作为法律政策模型具有不可解决的局限性。真正的法律决策应是一个社会、政治、制度、经验以及个人因素的混合体。

私法教学改革与未来的民法典编纂

现行私法教学有三大疏漏,即想当然、零散、不完备。理应把法律视为社会事实的结果,运用观察法学习法律史、实定法以及比较民事立法这三门基础课程。未来的法典编纂应该根据某些根本原则形成一套编纂机制,既允许私法为适应(而不是反抗或屏蔽)社会变迁而作出调整,同时又为法律制度赋予《拿破仑法典》时代的那种稳固性。我们所倡导的根本原则和指导理念,不是源自或多或少有着形而上学性质的理论和思辨,而是来自我们对当今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所施加的现代立法趋势的观察。法典化宜根据制度而非根据主题展开。法国肩负着完成《德国民法典》未竟事业的使命。

信息社会下的民法典——兼论法典化之时代使命

一如两百年前一样,人们似乎依旧习惯于仰仗国家来统筹整理法律,并借助综合性法典来展现法律。文章将探讨这种信赖在法典编纂中的合理性。文章着力论证,在信息化时代,法典编纂的法律信息供给功能可以借由比依赖国家创设法律体系更好的方式予以实现。信息化社会使得法律渊源具有多元性,并赋予了市民选择法律来经营生活的可能性。从传统来说,大陆法系以及普通法系国家在编纂法典以实现法律信息的系统化供给方面的经验表明,这些法典化活动能够满足当时的法律信息管理需要,但是传统的法律编纂方式却难以应对信息化社会的挑战。这促使法律需要以不同的姿态面向大众——在国家编纂法典或法律科学的形式之外,借助多元的可供受众选择的法律信息管理模式。

法典化时代的法律方法研究——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报告(2019—2021)

《民法典》开启了中国法典化的进程,对法律方法论的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影响在近三年的研究成果中已经开始显现。在具体法律方法的研究成果中,法律发现方法借助于《民法典》第10条的新规定,深度挖掘和扩展了法律渊源;法律解释方法的研究更加重视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前者挖掘法典规定背后的决定因素,后者统筹处理法典诸多规定之间的关系;法律推理方法中的司法推定也围绕《民法典》的相应规定展开;漏洞补充方法聚焦于《民法典》制定后遗留的若干不足;利益衡量方法则借助于法益概念在刑事法中得到更多关注。在部门法法律方法中,关于《民法典》实施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由此也对其他部门法及其法典化进程产生扩散影响。法律方法论的研究应当继续深度参与法典化进程。

民法典编纂对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影响

在民法之外,重新构建一个仅适用于刑法中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判断标准,既无必要也不现实。财产犯罪法益保护扩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入罪,不论是"利益的法益化"还是"管理的占有化",都是以保护法益之名行扩张犯罪圈之实。犯罪圈的不当扩张,不仅会有损整体法秩序,还会弱化乃至消解法益甄别法与不法的机能。部门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任何法律体系下都是无可避免的,民法典编纂为解决"刑民倒挂"问题以及增加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在刑民之间的衔接度提供了重要契机。为此,应重新梳理刑民之间围绕财产、占有、管理等方面的争议问题,将民法所确定的财产法益内容作为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基本依据,并允许刑法根据财产犯罪的特点对法益保护范围作出适当调整。这样做的目的不是通过民法给刑法套上枷锁,而是在遵循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基础上达成应有的刑民共识。

论民法典的去政策化和经济法的政策先行

经济法奉行"政策先行",而《民法典》却取消了国家政策的法源资格。民法部门之所以对国家政策的法源资格采取否定态度,除了主观不信任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民事立法对"自动售货机式"的形式理性主义的过度诉求。在解构机械化的形式理性主义的基础之上,比较分析民法典去政策化和经济法政策先行的历史缘由,重识国家政策之法源地位的合理性。随着国家政策法治化的不断推进,合法性与规范性逐渐成为国家政策的应有之义。

欧洲私法的法典化:《欧洲共同买卖法》视角下的历史反思

本文在分析论证了民法典若干基本特征之后,考察梳理了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早期促成各国民法典产生的历史因素,并针对相关讹传和谬误展开分析与检讨。目前(2012年),一项关于制定《欧洲共同买卖法》规则的提案已明确被纳入欧洲立法规划中。本文依托既有的历史经验,拟评估这一努力最终成功的可能性。因此,本文审视了过去曾提出的有利于私法法典化的观点,并检讨了推动私法典成功的其他因素。总而言之,欧洲合同法(更不用说欧洲民法典了)的诞生,或许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走近民法典:述往知来与管窥锥指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编撰立足中国实际并借鉴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系统整合了我国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它的颁布实施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实现人民群众美好幸福生活的重要保障,并为人类法治文明发展和进步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我国民事诉讼法典化:缘起、滞后与进步

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导的第四次法律修订未能实现民事诉讼法的实质法典化。以程序简化回应“案多人少”的背后是职权主义思维,权利本位的《民法典》核心要义未能渗透本次民事诉讼法修订。立法者以“当事人同意”缓和修正草案的职权主义色彩,同时判定民事诉讼法典化的时机尚不成熟,故未采纳不变动既有条文序号的刑法修正案范式。清末修法以降,民事诉讼法典化与民法典的制定相伴而行,相得益彰。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事诉讼法典化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导。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呈现出独立性、技术性和内部性,并在结果上使民事诉讼法典化与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脱节,面临计划经济的法典与商品经济纠纷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民事诉讼法典化2.0时代的核心命题是借助法教义学实现民事诉讼法典的当事人主义转型,在完成形式法典化40年后迈出实质法典化的关键步骤,迈向程序法治和良法善治的新境界。

论我国民法典中习惯要素的设置及其司法实效

我国民法典的现实效果不仅取决于所采用立法技术的科学性及立法内容的创新性,还和是否基于中国传统习惯并反映社会现实需求紧密相关,在此意义上习惯就构成我国民法典的基本要素。体现在民法典文本中,该习惯要素主要通过以下三方面予以设置:第一,编纂理念上重视传统习惯的地位与作用;第二,编纂内容上多角度进行“习惯的法典化”;第三,编纂技术上为习惯融入立法留有空间。设置和考量习惯要素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司法裁判,该作用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借助“习惯法典化”将道德要素考量引入法律的规范性评价体系,摒弃裁判者进行价值判断时的主观恣意;二是为法典实施提供实质性漏洞填补依据,协调法律的确定性与妥当性关系;三是为裁断具体案件提供法律论证规则,使得疑难案件的讲法说理“有据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