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民法典——苏俄人民司法委员会民法典草案制定之探讨

十月革命初,基于《共产党宣言》和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建立的苏俄打算消灭民法,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很快导致大饥荒。形势所迫,必须搞新经济政策,也就是承认一定的私有制,对外开放。此时需要改变民法虚无的初衷,为制定民法典寻找理论依据。苏联学者避开《共产党宣言》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对民法的所有权法、继承法、家庭法的不平等性的批评,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找到了生产关系作为民法的对象,从而把民法经济法化(去掉家庭法、削减继承法到最小规模),1922年的苏俄民法典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影响到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的民法形态。本文是为新形态的民法寻找存在依据的代表性作品,在研究第一部苏俄民法典的文献中有一定的引用率,暂未找到其他有同样影响的作品。翻译此文,有助于理解我国的民法为何如此形态,以及有别于西方的部分缘由。

论苏联法学理论对新中国民法学的影响

新中国民法学是在全盘接受苏联民法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苏联民法学则植根于苏联法学理论的沃土,因此新中国民法学的构建归根结底受到苏联法学理论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起持续了三十余年,之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逐渐式微。在苏联法学理论的影响下,我国民法学确立了以阶级性、公法性和工具性为内容的民法观,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民事主体、所有权和债的民法制度理论,形成对民法学性质、任务和方法论等本体问题的基本认识。苏联法学理论给我国民法学带来的影响兼具积极和消极两面,它一方面使我国完成了从传统民法学向社会主义民法学的转型,另一方面使我国民法学难以深入发展。

论马克思主义文明和谐观的辩证图景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和谐理念的科学阐释,必然会贯彻到其历史观上,从而描绘出人类文明演进的辩证图景。马克思、恩格斯在吸收前人对文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文明的本质作出了唯物史观的科学解释。他们认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各种成果的总和都凝聚着人的本质力量,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与确证。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是由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迁来推动其自身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野蛮到文明的前进上升的辩证发展运动。由此可见,人类社会本身是一个不断解决矛盾的辩证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就是社会矛盾的不断解决。

中国传统民事法律的情理观及其当代价值

以天理与人情为内容的情理观影响、规范着中国传统社会民事法律规则,确立了传统民事法律的最高要求与最低底线,其以儒家礼治思想为基础,以公允、诚信、习俗原则为表现形态,贯穿于古代社会民事立法、司法、执法制度的各个方面。天理、国法、人情的和谐既是古代封建官员追求的目标,也是民众民事行为的准则,并由此构建了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人情社会。在构建中国民法典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科学地对待传统的情理观,取其世俗化、民族化以及权利义务对等性等合理因素,为制定融传统性与现代性为一体的中国民法典所用。

刑民对话视野下窃取虚拟财产刑事责任的认定

虚拟财产性质的界定是处理窃取虚拟财产刑事责任认定的关键,不能拘囿于刑法学界内部的研究,唯有采取刑法与民法对话的方法才能得出合理的结论。民法学界因其具有一般财产的属性而将其认定为财产,其财产权是物权,作为物权的客体是一种无体物。在刑法学上,以民法学的研究为基础,以其无体物的形态认定为财物,纳入财产犯罪的保护范围,既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也不会与我国民法相冲突。以刑法保护虚拟财产不会导致金融秩序的破坏。不能因为虚拟财产数额的难以计算,便否定其财产性。窃取虚拟财产的,认定为盗窃罪更为妥当,而不宜以计算机相关犯罪论处,否则会导致罪刑不均衡或出现不必要的处罚漏洞。

当代中国法律移植认识的基调演变——基于学术史的考察与展望

当代中国关于法律移植的认识深刻地镶嵌于时代背景之下,历经了正名法律移植、设计法律移植和否思法律移植三个阶段。这三阶段既是一种历时性演进、推演张开,又是一种共时性的存在、陈陈相因。设计法律移植和否思法律移植阶段所呈现的"二元对立式的法律移植观"使法律移植的认识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当今"现代性"与"全球化"的深入展开成为目前中国所处的最为显著的新时代背景,使以往影响法律移植的因素发生了改变。法律移植的认识由此面临着逻辑转换。在以往对法律移植认识的基础上以及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实践理性法律移植观"力求做到移植过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把法律移植放入全球化和现代性的整体性格局中去考察和评判,以形成一条既与全球法律文明相沟通又具有民族特色的法律发展道路。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政治观比较研究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在不同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各自的政治观,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从政治内涵,政治与经济、文化、民主、法律的关系,政治路线的内容,政治发展的目标、标尺等几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三者在政治观上的异同和内在联系。

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观的规范内涵论

风险社会中存在的生态环境严峻挑战,促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萌发与砥定,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观亦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相伴而生。有必要立足于作为逻辑起点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二维要义,来梳理其法治表达的本土性、纵贯性与创见性定位,明晰其原则凝练的基础、选择与进阶秩序要义,厘清其规范进路的体系化与绩效化准据,从而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观的规范内涵。基于此,尝试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落实的过程中,针对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这三类元命题的科学回应,提供必要的法治范式引领。

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中国刑法学新理念

习近平法治思想内容丰富且有深度,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对于引领中国刑法学的新理念,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面对社会中激增的危机与风险,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树立安全刑法观提供了价值指引。面对秩序与自由、国权与人权之间的抉择,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以人民为中心"根本立场,为树立民权刑法观提供了价值指引。面对我国刑法体系内部科学化、刑事法律之间的协调化等要求,统筹发展与安全、总览全局的系统观念,为树立系统刑法观提供了价值指引。安全刑法观、民权刑法观以及系统刑法观,远远不能代表习近平法治思想对确立刑法新理念的影响。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启示在于:中国刑法学新理念的确立,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加以本土化培育,切忌盲目移植国外的刑事法治理念。

“基础”课教学加强法治观教育应着力把握好的几个问题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法治观教育的核心课程。为切实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养和道德素质,养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广大教师在教学中必须引导青年学生正确认识西方法治文明,消除对西方法治理论和实践的盲目崇拜;帮助学生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指导性作用;引导学生自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增强对中华优秀法律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帮助学生全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觉性。

《德伯家的苔丝》精神生态空间重审

从生态批评的视角重新审视《德伯家的苔丝》中的苔丝悲剧,对苔丝生存的精神生态空间进行探索,反观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的贞操道德观以及宗教、法律对人精神空间的挤压和控制,揭示现代理性文明对自然人性的扼制和毁灭,从而揭示造成苔丝悲剧的本质真相,加强对理性文明的批判。

科学发展观与“三个文明”

人类对发展的认识与人类文明活动密不可分,"三个文明"的发展实践必然产生发展观的飞跃,新的发展观又会指导"三个文明"的新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从人类"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总结出的基本规律,是当代中国"三个文明"建设的根本宗旨和新的指导思想。

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私法观及其在后民法典时代的实践意义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揭示了分工和私有制在私法起源中的决定性作用,阐明了商品经济的发达是私法得以发展的基本原因,总结了私法必须依存于社会经济条件存在的本质特征,进而批判了私权的滥用,指出社会经济条件是私权行使的边界。民法是私法的核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私法观,为推进民法典有效实施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我国虽已进入后民法典时代,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必须重视和发展私法,正视公法与私法相互渗透融合的历史趋势。因此,行政机关应积极履行民法典对其设定的作为义务,并根据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变化,对私法自治原则不断进行反思和重构。

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的重要论述:整体系统观的视角

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的重要论述,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提供了直接的、全方位的理论指引,同时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交汇之所在。其中,整体系统观是连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视角。以该视角观察,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的重要论述之理念创新在于进一步拓展了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法治价值的内涵、完善了相关的基本原则;其实践功能是要构建生态文明法律规范体系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体系一体化目标;其理论引领价值在于加强引导实践与理论的良性互动关系,推动环境法调整对象的拓展、学科归属的界定和研究进路的整合。

中国民法典编纂:个人主义私法观的取舍

民法不是政治中立的,未来中国民法典必然呈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形态。一些民法学者重新书写近代民法的历史使命感以及坚持权利本位的立法理想,展现的是个人主义私法观,它在中国民法学界有强大的影响力。面对个人主义私法观,中国民法典应有所取舍。中国民法典应汲取已被近代民法冷落的平等原则,消除财富不平等对机会平等的干扰,保障平民群体的机会平等。中国民法典应汲取私法自治理念,认识私法自治中个人意志与国家意志相互交错的特性,着重限制民生领域的资本自由。中国民法典应舍弃自由放任思想,坚守国家政策的法源地位,保留国家适度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通道。中国民法典应舍弃抽象人格理论,纳入民事主体的具体人像,规定经济强者的社会责任,并对社会弱者加以庇护。

习近平生态环境法治理论的实践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体现了鲜明的法治观。这既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原则,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实践深化和科学运用,具有深刻的实践内涵。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态环境法治理论,必须深刻理解"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科学论断,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体制,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司法体系。

中国民事宪法学的时代价值——改革开放40年民法学家宪法观发展演变切入

改革开放40年民法学家表达的宪法观,更多是应景式的实践问题回应,缺乏学术史的回顾梳理,缺乏整体的科学认识。民法学家的宪法观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回避宪法观阶段(1978—1992)、远离宪法观阶段(1993—2004)、宪法工具观阶段(2005—2013)、宪法目的观阶段(2014—)。民法学家特定时代的宪法观,受制于特定时代的社会背景,服务于特定时代的法学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进入新时代,民法学家应当更多地参与宪法学的研究,在规范民法学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宪法思维审视民事立法和民事司法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开拓人格宪法学、家庭宪法学、组织宪法学和财产宪法学等民事宪法学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