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承担方式的司法实践样态及其创新转化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承担方式关系到环境资源审判的高质量发展,是有效落实修复法律责任、实现受损生态环境救济的有效途径。鉴于生态环境修复的困难性,传统单一的法律责任承担方式往往难以实现及时、充分、有效的救济,这就为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承担方式的多元化拓展提供了空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通过司法能动性的发挥,创新性适用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承担方式,从而不断为我国环境资源审判提供绿色裁判新样态。通过对相关立法实践与典型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方式呈现出“修复优先”的理念趋向,环境司法实践借助行为责任承担方式的类型化区分与创新性转化,来确保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多元化适用。

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中劳务代偿的证成及其展开

劳务代偿的适用并不遵循修复责任的归责要件,且无法实现等值重建或更换受损生态环境的目标,其性质应为“以金钱给付为内容的责任承担方式的执行(履行)方式”,而非环境司法普遍认为的替代性修复方式,故劳务抵偿的对象不以修复费用为限。其适用范围应明确为“自然人应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同时量化的损害数额不大且该责任人家庭经济困难无力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案件。将劳务代偿作为生效裁判的执行方式,宜采用修改司法解释或发布指导性案例的模式明晰其适用条件、折抵标准、经济状况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等,同时需要探索建立劳务代偿执行方案制定和实施的协作机制,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专业优势,促成责任依法、全面履行。

生态环境标准“入法”反思——基于71例生态环境损害判例的实证分析

在司法实践中,生态环境标准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之“国家规定”,用于生态环境损害案件的审理,国家和地方生态环境标准均有适用,主要包括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生态环境质量标准。在违反生态环境标准的同时,需要造成生态环境损害,才会被认定为违反“国家规定”。生态环境标准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产生多重影响,为深入理解这一现象,以卢曼的系统沟通理论为分析框架,基于71例生态环境损害判例,阐释由生态环境标准引起的各个系统间的互动过程,发挥法律系统相较于其他社会子系统“观察之观察”的优势。目前,生态环境标准“入法”存在生态环境标准适用的矛盾与空白导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不足或过度赔偿,欠缺环境公共利益与其他公共利益综合考量,过于依赖虚拟治理成本计算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数额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以下建议:明确划定纳入“国家规定”之生态环境标准的边界及其划分标准,以确保标准的统一性和可操作性;通过完善程序和实体规则,在生态环境标准的司法适用中促进“事实”与价值的有机融合,平衡多种价值冲突;改进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及其司法适用的方法和流程,同时适时更新质量较高的生态环境标准及司法解释。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司法适用困境的对策研究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创新性地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以法典的形式确定为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弥补了生态环境破坏后法律救济的缺陷,但该责任在适用上存在诸多困境:一是目前有关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法律规定较少;二是生态环境的损害事实认定存在困难;三是生态环境修复目标不明确;四是生态环境修复辅助措施不健全。对此,需要完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立法、健全环境损害认定和评估机制、明确生态环境修复的目标以及健全生态环境修复辅助措施。

认购森林碳汇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替代修复承担方式

以认购森林碳汇来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替代修复的承担方式,是近年来司法界广受关注的一项重要举措。本文针对司法实践中认购森林碳汇来承担损害责任替代修复的现实需求,分析实施森林碳汇的正当属性和合法性。旨在明确森林碳汇作为生态环境损害替代修复方式的权利客体和法律属性,确定森林碳汇的实现路径,明确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地位。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裁判适用执行和解制度的限度

公益诉讼相关司法解释已对“环境公益诉讼裁判的可执行性”设置了较为完备的裁判原则和规则,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裁判只有在确有必要时才能适用执行和解制度。在具体的限度上,不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权能否适用执行和解制度,不得一概而论。防御请求权或生态环境修复行为请求权原则上不得允许当事人进行执行和解,但受损生态环境难以进行修复的,可例外允许当事人达成含有“认购碳汇”等替代性修复内容的和解协议。由于生态修复费用或损害赔偿费用直接用于受损环境的填补,执行法院原则上不得允许当事人变更执行名义内容或履行期限,但他人自愿降低其实际支出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金额的除外。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执行法院应当继续监督和解协议的执行情况。如果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怠于履行和解当事人的职责,应当由检察机关备位在执行程序中充当和解当事人。

生态环境替代性修复责任的适用困境与规范路径

作为直接修复无法实现情形下的一种补充性责任承担方式,替代性修复责任以贯彻“修复性司法理念”、救济受损害生态环境的服务功能为目的。近年来,虽然判决承担替代性修复责任的案件数量逐渐增加,但是囿于理论上与恢复原状混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体系化构建缺乏等原因,使得替代性修复责任在实践中存在适用泛化、与金钱赔偿的适用顺位不明、修复方案的内容精细度不足等困境。规范替代性修复责任的适用路径,要从适用基础、选择标准和技术方法三个方面合理限定替代性修复责任的适用边界;从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理顺替代性修复责任与金钱赔偿的适用顺位;从技术性与法律性角度凸显替代性修复方案的内容。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适用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检视与重构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在我国已经推行实施十年有余,但从实践情况来看,该种保险并未表现出广泛适用的强劲势头,市场发展缓慢。通过对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适用于生态环境损害在我国立法和发展中的实践情况进行分析反思,指出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立法、理顺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适用生态环境损害的内在关系、规范保险内容、优化风险评估机制以及配套制度建设等方面来完善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在生态环境损害中的适用。

生态环境检察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衔接研究——以检察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为视角

生态环境检察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存在共通与差异之处,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初步厘清了二者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混乱局面,但因条款过于笼统,实践中缺乏效率。《民法典》出台后,二者的区别正在逐渐模糊,并出现融合的趋势,当前最主要且明显的区别是主体不同,二者的衔接应从起诉主体背后的行政权与检察权的关系着手,设置衔接原则以及衔接路径,最大限度发挥制度效能。

预防性责任在生态环境损害纠纷中的适用困境及完善路径

为了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利益,在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前或者为了防止损害的进一步扩大,应以预防性责任为主,提高侵权行为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注意义务,与事后赔偿性责任相比,其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更为有效。本文以预防性责任为视角对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确立进行论述:第一,对生态环境损害进行界定并明确生态环境损害的特点;第二,明晰预防性责任的内涵概括、生态环境损害适用预防性责任的特殊性,总结预防性责任在生态环境损害纠纷中的适用困境;第三,提出对应的完善建议,以期预防性责任能够更好地适用于生态损害赔偿领域。

《民法典》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规范属性及实现框架

《民法典》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生态环境损害重要的救济途径,但立法间私法抑或公法的规定,极有必要明确其规范属性。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具体阐释为修复整体生态环境,使不特定多数人对修复效果达到可接受的状态,保护公共利益和生态利益。然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并非等同于恢复原状之民事责任,受制于私法责任实现的技术风险以及割裂利益的趋同性,其无法在私法责任下得到契合解释。从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制度保护主体和设立目的出发,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归属公法责任。因此,从公法框架建立磋商后责令修复,之后选择生态环境损害代修复制度,公法框架展现的制度效果远大于私法框架下的制度效果,其有效运行也有赖于其他法律制度保障。

草原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规范化构建

草原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作为一种新型的环境法律责任形式,正在广泛适用于司法实践之中。从现行法规定和实证分析来看,呈现出不少问题,例如责任主体、适用条件、承担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争议,有必要进一步梳理相关的规范体系。为此,需要实证考察草原生态环境损害案件的类型和适用困境,结合现行法规相对散乱、司法实践较为模糊的现状,从立法和司法两个维度构建规范化的草原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制度。

论《民法典》中生态环境损害填补责任的司法适用

我国《民法典》第1234、1235条授权满足规定条件的机关和组织运用民事法律责任手段追究生态环境损害填补责任。生态环境损害填补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违反国家规定或一般注意义务的侵害行为、损害事实以及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侵害行为要件上,除了将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认定为侵害行为之外,法院还可以将违反一般注意义务的行为认定为构成生态环境损害填补责任的侵害行为。我们可以将《民法典》第1234条中的“能够”和“修复”分别解释为“技术上、经济上和法律上都能够”和“基本修复、补偿性修复和补充性修复”,以便推动生态环境实物修复责任的司法适用。此外,我们也可以通过修改司法解释为虚拟治理成本法和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方法等生态环境价值评估方法的运用提供切实依据,以便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货币赔偿责任的司法适用。

全球气候变化形势下中国气候民事诉讼的理论障碍与进路

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害具有间接性、不确定性以及间隔性等特点,导致气候民事诉讼在原告资格、权利基础、事实因果关系以及责任承担等方面存在天然的理论障碍,狭义的气候民事诉讼并不多见。温室气体排放与大气污染造成的损害不具有同质性,两者的规制方向应采双轨制。从损害属人性的角度来看,气候损害并不是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定类型之一,故而中国气候民事诉讼不应采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形式。虽然气候诉讼的主要着力点还是在公法诉讼而非民事诉讼,但气候民事诉讼应建立独立的气候民事公益诉讼类型,设立专门的气候变化诉讼案由,赋予社会组织与检察院原告资格。

环境标准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认定中的效力研究

我国环境标准在生态环境责任认定中的效力问题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而《民法典》在设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时使用“违反国家规定”的表述,实则是从立法层面肯定了环境标准作为国家规定对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认定的法律效力,但对于其效力边界的判断,仍需要结合传统侵权法的理论和环境标准的设立逻辑进行分析。因此,按照污染类型和效力层级的角度对环境标准进行分类讨论,得出以下司法使用规则:强制性环境标准及推荐性标准及行业标准中的污染控制要求强制性生态环境标准或者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引用并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的,应当被认定为“国家规定”;地方强制性标准作为执行标准时,也应被视为“国家规定”。

多个赔偿义务人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承担实践研究:现状、困境与建议

多个赔偿义务人的责任划分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实践的难点。对22宗案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赔偿义务人和因果关系判定困难、赔偿义务人对责任承担存在异议、磋商困难,以及磋商和诉讼衔接不畅是该类案件的症结所在。立足于案例实践经验,解决该难题需在规则层面进一步明确赔偿义务人的范围、细化部分磋商成功的诉讼规则,在实践层面加强对调查、磋商和诉讼环节的把控。为落实“应赔尽赔”原则,及时有效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提供基础。

《民法典》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法律性质与适用

自《民法典》颁布以来,生态环境修复得到了实体法上的支持,同时也引起了诸多争议。从逻辑上看,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适用应当以法律性质的明确为前提。结合《民法典》的立法进程和体系安排,可以明确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传统民法理论上恢复原状责任的环境法延伸,在《民法典》中写入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这一公益性质条款体现出公私法协同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价值归旨。面对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相关制度在立法上的缺失,应当结合生态环境修复成本限度的科学前提,明确履行时限,统一修复标准,完善监管体系,为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构建起规范意义上的现实路径。

《民法典》生态环境损害代修复制度探析与优化

《民法典》第1234条新确立了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制度,其包含了侵权人直接承担以及其怠于履行生态修复责任时相关主体可自行或委托第三人代为修复,最终由责任人来承担修复费用的代修复制度。代修复制度实质上是将行为责任转化为经济责任,从而为生态修复的开展提供兜底性的保障。本文在梳理分析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从理论探寻出发明晰其法律性质,发现所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优化路径,以助益于该制度的实施。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视检与完善——基于陕西省实施分析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我国生态文明体制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在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过程中,仍存在磋商规定的不统一性、赔偿资金的使用与管理的不透明性等诸多问题。本文在深入解读陕西省各市已经实施的改革方案及磋商、生态损害赔偿金的使用规定等配套策略的基础上,对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面临的制度性难题进行系统分析,以期促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进程,从而对我国生态文明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有力支撑。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关系研究述评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存在相似之处,在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中都存在竞合冲突。因此,二者的关系亟须厘清。已有的关于“两诉”间关系定位的研究多从制度衔接的角度展开,分为“序位说”和“合并说”,旨在通过调整诉讼序位的方法化解“两诉”冲突。无论何种立场,妥善处理“两诉”的关系是普遍的呼声。相较而言,现有法律规制对“两诉”关系的处理尚存在诸多不清之处,关于“两诉”关系的研究尚需进一步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