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举试卷违式问题探析

清代科举制度在承继明代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完善。自顺治二年恢复乡试起,清廷就开始对科场试卷违式问题高度关注,制定了相应的科场条例,并将这种严苛而烦琐的制度坚持至科举制终结。清代科场试卷违式可分为临文敬避、抬写格式与杂项违式三大类。若有违反者,清廷将通过罚科、黜落、革除功名和降调等手段对涉事士子、官员进行处罚。这就要求应试者在各级别、各场次考试中始终保持高度的注意力,以避免因试卷违式而带来的惩处。故而,平衡乡会试三场考试,而非仅仅“首重头场”,是清代士子在科举考试中的应对策略。

明代会试试经考略

明代科举会试的录取,不仅受到分卷的地域限制,还受到分经录取比例的限制。对明代64科会试1.8万余进士试经情况的统计分析表明:会试对各经的考生人数应有一个基本控制,而会试录取则根据各经考生的人数按一定比例进行,借以保证各经均有相应数量的考生中式。因此,在明代科举的会试中,考生最终的成功与其所属分卷区域以及所习经书有相当紧密的关系,并非全由自由竞争而取得。进士习经情况的地区差异,既显示出不同地区士人习经风气的不同,也显示出各个地区在专经考试中的竞争力可能有差异。

论宋代时文的“以古文为法”

明、清两代影响很大的“以古文为时文”的口号,其源头是北宋人唐庚提出的时文“以古文为法”。“以古文为法”在南宋引发了回归欧、苏的潮流,并通过古文评点的方式引导时文写作,造就了乾道、淳熙时期时文发展的高峰。但同时,时文取法古文的是纯文法、技法,这又是严重的缺陷。

官年与限年——兼与陈长文兄商榷

《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一文在引用文献时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导致对科道官选拔限年的判断有失准确,万历五年科道选拔的上限是45岁,而不是38岁。该文所谓庶吉士选拔"限年之例始于嘉靖末年"的推断也不够准确,相关文献表明,至少在天顺初期就有限年的规定。明代官年现象除了减年之外,还存在增年现象,这与明代选拔科道官时对年龄既有上限也有下限的规定相吻合。庶吉士选拔年轻化倾向与官员致仕无俸禄的现实,是导致明代士人减年入试的直接原因。

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

在明代“进士登科录”、“进士同年录”、“进士履历便览”等科举文献中,皆存在程度不等的官年现象。嘉靖以后,这一现象逐渐变得普遍且近乎公开化,虚报年龄者越来越多,虚报的年岁越来越大,至明末而流于糜烂。这一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继承了历史上的官年传统,另一方面又受嘉靖以后选拔翰林院庶吉士、科道官限年制度的直接影响。

元代书院与程朱理学的传播

元代建立之后,南宋遗民将书院作为研究与传播程朱理学的基地,以捍卫其作为“道统”维护者的尊严。在官方支持下,程朱理学以书院为依托实现了北传,不但将程朱理学的影响成功地向北方广大地区扩展,而且也使蒙古贵族对其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随后,程朱理学被统治者提升为官方哲学,并规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在学习程朱理学与科举应试相统一的思想指导下,元代书院的教学成为程朱理学传播与普及最重要的途径。

科举改章、停废与晚清书业革命

科举停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次转折性大事件;而肇兴于晚清上海的书业革命,引发了印刷资本主义的急剧扩张,促成了思想与商业、启蒙与生意的多元复杂互动。学制改革与印刷业的根本转型,这两个事件交逢在近代"中""西""新""旧"世道迁折的时局中,两者并非引发与被引发的单一因果关系。技术与经济空间格局的演变是真正将这些思想变局实现并固定下来的本质性力量。书业革命,正是这样的一个"枢机"——承载了、呈现出思想与市场、制度与技术变迁之间繁复而又具体的轨迹。

试论清代八旗官学

八旗官学是清代八旗教育与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也是清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八旗官学教育带有明显的民族特点和科举取向,在清代科举制度中,八旗官学具有独特的地位,它本身即是满族自身民族文化的传承过程,又是与汉民族文化相结合的过程。

论唐代科举制度对社会教育的影响

在唐代,通过考试方式进行选官的科举制度确立后,一直延续了1 300年。它与唐代进行社会教育的方式虽然有区别,但是它却对唐代社会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影响,如科举制度内容的社会性、科举制度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对社会各阶层参与读书具有启动效应等。也有消极影响,如科举制度造成了社会教育活动片面追求政治功能的取向,从而造成社会教育功能的缺失。

明初科举兴废与经学嬗变

明太祖统治时期,科举考试经历了“兴-废-兴”的曲折历程。洪武三年初行科举,科考程式先“五经”而后“四书”,并保留“古注疏”,与元代科举既有关联,又有不同。三年后罢废科举,主要采取荐举方式取士,这与明初复杂的政治情势有关。洪武十五年复设科举,并规定科考程式定制,而以朱子“四书”为先,这体现了朱子学地位的趋于稳固。与永乐时期颁行三部《大全》作为科考文本依据相比,明初科举葆有较高的学术品质。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事件,其实质是太祖为平衡南北发展做出的重大努力,也是对北方因元朝统治和长期战乱导致经学荒芜的一种修复。明初的科举兴废过程,体现出学术与皇权之间的深刻张力,也体现出科举作为一项国家重要制度的政治特征。

《清代硃卷集成》中的许承尧档案资料

《清代硃卷集成》收录的许承尧乡试硃卷,具有多方面的文献价值。该硃卷资料是有关许承尧的珍贵文献:许承尧的个人信息、家族世系,业师、受知师,科份页以及三份乡试的文卷等。这些有助于了解近代徽州末代翰林许承尧的家世背景,求学历程,以及他早年的个人抱负、经济思想及其诗文才能;并据此订正学术界许承尧研究中的某些舛误。

封建国家平衡科举考试管理权限的精心设计——试论唐代贡举权的转移

唐开元二十四年(736),知贡举、考功员外郎李昂与考生李权之争,引发科举考试管理制度的重大改革,即贡举权由吏部转入礼部,由礼部侍郎知贡举。这一改制,体现了制度设计者平衡科举考试管理权限的精心设计,即事权相称、部门分权、权力制衡和有限制的权力专属。这一改制奠定之后历代王朝科举考试管理的基本格局。

试析宋代文官制度得以充分发展的原因

宋代的文官制度是中国古代文官制度发展的最高峰。宋代文治的政治主张、高度的中央集权、完备的科举制度是其得以充分发展的三大原因。正是由于发达的文官制度，才使得孱弱的宋廷得以苟喘偏安，并在政治内核上领先诸朝。

洪武首科进士研究

本文全面考察洪武四年中进士的120名士人的履历和授官任职情况,结合洪武初年征举人材的举措和开科取士的背景,解释洪武六年科举停罢的缘因。进而指出元末明初士人存在不乐仕进的心态,以及要面对有司征迫,中进士后授职低微等现实。

从下第举人到乙榜进士:元代科举副榜制度的形成、实践及影响

元代延祐元年复行科举以后,意在安抚会试下第举人的“恩例”,逐渐摆脱两宋特奏名制度的影响。至正年间,各地开始在乡试正式录取名额之外,取中副榜,充任地方儒学教官。随后,会试亦设副榜。虽同为副榜,但两者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却存在明显的差异。乡试副榜的录取对象是被正榜所摒的士子,他们具备一定儒学素养并受过举业训练,选拔其担任基层县学教谕、路学学录,可代替此前为“吏胥、富豪子弟”垄断的直学,从而通过改革与科举互为表里的基层教官选任制度来提升人才培育的水平。而会试副榜的录取对象则仅限于参加会试的国子生,且受元代族群政策与国子生构成的影响,取中人员当中虽有少数南人,但名义上仅分蒙古、色目、汉人三色。元代科举创设的副榜制度,上承两宋特奏名之制,下启明清副榜、明通榜、中正榜、副贡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影响深远,且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元代科举的“策问”和“对策”

元代科举除了关乎经义和古赋问题以外,还包括一道"策"题。"策"即"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本论文着眼于"策",以元代举业书《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中收录的策问和解答为线索,考察应试者对现实社会政治课题的认识能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元代中期的社会状况。

清代武状元地理分布研究

武状元是我国封建王朝通过武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全国第一名。清王朝入关不久,就将武科举制度继承下来用以选拔武备人才。有清一代,历代统治者共举办了武科举考试109次,那么相应的武状元也就有109位,是历史上武状元人数最多的朝代。清代这109位武状元在省际间的地理分布呈现出北多南少的特点,这样的分布特点主要与当时的军事、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紧密相关。

简析唐代童子科

童子科,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常科科目下的一个子科目,唐朝时正式设立,与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童子郎""童子奉车郎""童子"等名号有直接渊源,其产生和发展与统治者的政策密切相关,是统治者为选拔人才,巩固其统治地位而设立的,中间虽数次被暂停整顿,但大部分时间还是正常运行。迄今,对科举制度的研究大有人在,而对唐代童子科的研究,不为专家学者重视,但童子科的设立不论是对唐代还是其后历朝历代乃至当今的启蒙教育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朝鲜王朝时代的成均馆和科举

朝鲜王朝时代的科举以学校教育为基础而被制度化。朝鲜王朝初期的成均馆教育以培养文官人才为目标,教育课程与文科考试科目相互对应,其教育理念体现了与科举之间的密切联系。十六七世纪,由于教育机会的扩大以及儒生人数的增加,科举与学校教育逐步被分离开。自18世纪中期开始,成均馆考试被当作文科考试的一种,20%—30%的文科合格者都是通过成均馆考试而及第的。这说明,此时的成均馆考试逐渐呈现出科举化的倾向。

论宋代的特奏名制度

宋代科举中的特奏名制度,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一项特殊的制度,值得注意。自太祖后期到真宗朝后期,是特奏名制度逐渐形成的时期。随着特奏名人数的大幅增加,也显露了它的某些弊端,因而在士大夫中要求废除特奏名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但终宋之世,特奏名制度仍存而不废,其主要原因,除了最高统治者为贯彻重文抑武、牢笼士人的祖宗家法以外,特奏名本身所作出的某些贡献也是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