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arch on Ethnic Minority Representatives in State Council Agencies During the Period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China is a multi-ethnic country.From the wuzu gonghe ( Five nationalities under one u n io n ) in the early R epublic of China to the current union of 56 ethnic groups, the participation of ethnic m inorities in p o litica l affairs has always been a vita l and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democratic politics. On one hand,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was dedicated to the model of a “ civil iden tificatio n ” and weakening ethnic characteristics.

南京国民政府废除常关制度探略

民国初期,常关数量众多,其税收是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之一。但是常关无论其性质还是实践结果,都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明显的落后性,因此,社会各界废除常关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着手以一种新的统税制度代替旧有的通过税制度,在此前提下,1931年宣布废除常关制度。

论数字时代民法典的产业政策指向——兼谈产业政策法治化

我国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对于更好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要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化产业政策制定实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民事立法和产业政策共同作用于产业发展和市场经济运行,民法典对于推进治理现代化、贯彻全面依法治国、平等保护市场主体权益、优化营商环境,以及提升产业经济活力和竞争力意义重大。民法典为未来我国产业政策守正创新提供方向指引,同时产业政策也在地方立法、质量法治、数字治理等方面与民法典等法律发生交汇碰撞。应当综合运用政策与法律两种手段,推进产业政策法治化,更好推动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域下民族治理的三维向度与历史特征

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治理工作中持续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深耕其中,在民族治理工作中不断夯实发展创新提升中华文明的当代话语精髓与灵魂,从而以全方位多角度扩展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内容。在当代民族治理工作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向度是唤起中华各民族的民族自觉,核心向度是达成中华各民族的民族认同,实践向度是实现中华各民族的民族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崭新的结合性,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高民族治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鲜明的制度性,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促进民族治理的有序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强烈的前瞻性,以绿色与和平的话语体系保证民族治理的长远发展。

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基本内涵、原则架构和鲜明特征

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规范体系,其中蕴含着中国共产党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领导力量,全体社会成员都要受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约束,主要处理生态文明领域的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原则架构是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六个坚持”为基本原则、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依据、以生态文明领域中若干重大制度为基础性规范、以生态文明建设具体领域一系列重要体制机制为全面表现。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具有以下鲜明特征:(1)鲜明的现实性,即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形成和发展;(2)系统的完备性,即生态文明法治和制度越来越完整严密;(3)保障的规范性,即真正实现用规范的制度来管理生态环境;(4)持续的发展性,即与时俱进地推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创新;(5)根本的政治性,即“四维”政治性质在生态文明领域具体展开;(6)价值的人民性,即始终以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中心。

“纠纷治理”与“纠纷解决”:差异、共生与照应

“纠纷治理”与“纠纷解决”是两种不同的纠纷应对体系和方法。两者各有其不同的理念、运作机制、行动基础和运作逻辑。“纠纷解决”在理念上将纠纷视为社会矛盾的反映,倾向于更多通过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组织开展纠纷治理。在认识上,“纠纷治理”看重纠纷之间的关联性,讲究方法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不限于法律方式,不拘泥于法律对纠纷性质、处置程序和制度规定的约束;与此不同,“纠纷解决”则是由专职机构开展的,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处置纠纷的一种体系。这种体系在理念上,将具体的法律纠纷视为相对独立的纠纷事件,通过对纠纷性质的识别,将其纳入相应的程序,按照既定的方式予以解决。“纠纷解决”的过程和方式受制于法律的严格规定和约束。与现实法律关系不断演进以及对法律纠纷解决公正性要求相适应,“纠纷解决”逐渐演进为一套高度自洽,专业化、技术化、体系化,有理论予以支撑的系统。在我国,这两种体系都有自己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对于我国法治的推进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基于自身体系的结构性特点,两种体系各有所长。因此,我国应当坚持两种体系的共生并存,避免一种体系同另一种体系的关系失调,并在运作中彼此相互照应、相得益彰,在社会实践中追求自身的完善与发展。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理念传播与治理创新

可持续发展教育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要教育理念,从提出到成熟经历了三十多年历程,该理念在中国的传播可以概括为环境教育、环境人口与发展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和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四个阶段。中国在推动该理念的过程中,构建了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模式,各主体如高校、科研院所机构、各级政府部门、以公立为主的学校、社会机构等通过各种机制参与其中,推动了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理论、政策和实践的不断创新和深化。而以上模式也为构建教育强国之路提供了参考,未来需要加强可持续发展教育与生态文明教育的共融共生、全机构治理模式的协同治理和数字化变革。

中国生态文明话语中的概念隐喻及其功能研究

生态文明话语是新时代中国国家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主流话语表达。基于概念隐喻理论对中国国家领导人生态文明话语表达的分析发现,借助于隐喻的话语表达机制,中国以“重返自然”的现代性反思,建构了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科学性内涵;通过激发社会的“共同体”想象,凝聚了环境治理共识;并以全球环境危机语境下的“英雄主义”叙事,进行了环境治理的情感动员。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隐喻建构,在诠释中国的生态价值理念、促进绿色发展共识、倡导社会环保行动中发挥着重要的话语功能。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多元安全和治理框架

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危机愈发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中国也高度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鉴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复杂性,相关安全治理向度呈现多元化的特点。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道路,尤其是为国土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生物安全、极地安全、深海安全等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安全领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狱经费刍议——以江苏省监狱经费来源及发放为中心的考察(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独立为时代所倡导,人们围绕监狱经费来源问题展开了争论,人们期望监狱经费由中央政府统一拨付,但因为财政困难,这一愿望最终难以实现。就江苏监狱而言,其经费主要来源于省财政划拨,在江苏省财政状况持续恶劣的环境下,减折、拖欠发放成为常态。尽管地方司法部门积极采取了社会募捐、法收项下截留及监狱自身收入补贴等应急措施,但监狱经费拖欠发放及打折发放并未有较大改观。地方负担司法经费筹集,极易导致地方司法系统对于地方行政权力的依附,司法的公正独立性受到严重消解。

“人民城市”的文明叙事与实践探索

城市是文明的载体,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标志。西方的城市在资本逻辑主导下,变成了一个充满商品的空间,人的一切价值意义都以物作为衡量尺度,西方的城市发展走向异化。中国的城市概念自古以来与西方相异,近代以来,“人民”在社会主义的国家建构中实现重塑,并成为各项制度设计的核心价值指向。社会主义中国的城市将“人民”作为城市的主体和目的,逐渐探索出符合自身文化特点和实践经验的治理模式,最终形成了“人民城市”的治城理念,这是社会主义中国城市文明的生动写照。“人民城市”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建构中实现制度奠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完善城市功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叙事中实现人民主体的再造,为世界城市文明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制度、技术与职业化:1930年代初期青岛警政现代化的实践及影响

1930年初期,青岛警界从组织、技侦、职业化三方面推动中国警政现代化。青岛市公安局共济会为警员提供互助平台,保障警员物质待遇,同时从心理建设角度增进警员的职业认同感。先进侦查技术的广泛应用,一方面提升治安防控效率,体现出警政现代化因地制宜的原则,另一方面推动有关学术研究和理论建设,体现了警用技侦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职业规范明确化、标准化,直接推动警政现代化的军警分离进程,实现警察职业特性由传统国家军事力量到现代社会治安力量的跨越式变革。

近代警察抚恤制度的生成与演变

近代警察抚恤制度的建立,既源于完善警察制度的外部因素,也源于警察职业高危性的内在需求。晚清时期,警察抚恤制度历经“从地方至中央”的演进过程,囿于时代局限,未能摆脱恩赏型抚恤思想。袁世凯执政后重视警政,首次创设警察终身、遗族抚恤,是一次饱含近代化意义的制度尝试。此后,南京国民政府先后三次对警察抚恤主体条令进行修改。其中,抗日战争时期将抚恤条例提升至法的高度。近代警察抚恤制度的演进促使抚恤形式从临时恩赏型到具有长期性保障的改变,促进抚恤法制化,取向更完善和专业。

国家公园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优化路径探析

国家公园作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资产、共同的国家元素和文化符号,能够维护生态系统稳定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优质的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推动国家公园生态可持续发展,有助于提高公园内生态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统筹推进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通过革新理念、落实保障、夯实制度、凝聚力量、融入技术、提炼经验等系列举措,逐渐培育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完善生态政策法规体系、强化生态管理体制机制、构建生态治理多元参与模式、完善信息技术系统以及凝练生态文明先进做法,进而加快“两山”转化、增进民生福祉,确保国家公园建设成为提供最公平公共产品和最普惠民生福祉的自然保护地载体,使全体人民共享蓝天、碧水、青山和净土。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公务员惩戒权的嬗变

国民政府为了澄清吏治,建立了公务员惩戒制度。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因应时局的需要,出台并施行《非常时期监察权行使暂行办法》《抗战期内受免职停止任用处分公务员暂缓执行办法》《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三项重要法令,使违法失职公务员的审判机关不再局限于公务员惩戒机关,其上级长官、服务机关、军法官等都可以做出“种种任意便宜处置”,每一个法令颁布的结果都使惩戒机关原有的惩戒职权被不断限缩,反而成为降低惩戒效果,加剧国民政府吏治腐败的重要原因。

论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的四重超越

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开辟的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和特殊表达。回望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实践解决了法治领域的传统和现代、中国和西方、理论和实践、制度和人诸关系的难题,开辟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拓展了中国式法治文明新境界。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的生成逻辑可以概括为“四重超越”,即从“传统”蜕变为“现代”的传承性超越、从“他者”回归到“自主”的包容性超越、从“悬设”外化成“实践”的创造性超越、从“至善”升华至“至美”的审美性超越。

竞标与竞争:全国文明城市评选促进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研究

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是民生工程的根基。基于行政竞标制和政府标尺竞争理论,以2003-2018年中国27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应用准自然实验和空间杜宾模型方法,分析了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基准数据分析表明全国文明城市评选不仅能显著提升所在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而且对邻近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也有促进效应,它表明内部竞标和外部竞争是全国文明城市评选促进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核心作用机制。数据显示对于行政级别低、人口规模小、西部地区的城市,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促进效果更大。研究结论表明政府未来不仅需要继续深入推进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工作,还要加大全国文明城市群的建设工作,充分发挥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促进作用。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政治基础: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其为超越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和奠定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政治基础累积了必要条件。从历史语境来看,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的依据在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性与长期性。无产阶级专政赋予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以双重要求,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表现为实现生产力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在国际关系建构方面呈现为和平发展与超越当下的辩证统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能够在满足国内社会发展需要、引领世界治理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彰显出政治制度创新和政治价值创造的建构意义,在实践中满足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内蕴的国内与国际双重需求,从而推进对政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探索,奠定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政治基础。

超越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立——黑格尔与马克思两种政治哲学方案比较

如何超越现代性政治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共同探讨的主题。黑格尔以警察、同业公会、等级议会作为“中介”调和二者,但这样只是把市民社会的结构性矛盾转移到国家内部,形成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管制,其本质上是“调和”而非“解除”矛盾。马克思则倾向于让矛盾和斗争彻底公开化,通过使作为经济领域的市民社会上升到政治性存在,一举消灭形式国家。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完成了从“市民社会—官僚等级—国家”向“市民社会—无产阶级—社会”三元概念的推论。而随着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被“社会”所扬弃,其理论立场从激进民主主义转向了革命共产主义。在当代学术视域中,如果说黑格尔是在自由主义之后首次把国家治理置于现代政治的核心,那么马克思则是在对黑格尔国家学的批判中提炼出了基于现实性和人民主体性的治理原则。

综论中国古代司法文明

中国古代司法文明是法制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深厚而又优秀的法文化为基础。中国古代司法文明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和法律智慧的结晶,在世界司法文明史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准。中国古代司法文明的先进性和典型性体现在皋陶作士造律、人本思想与明德慎罚的司法原则、坚持“五听”、限制刑讯的司法程序、律法断罪、罪刑法定、法理情三者统一的司法考量等方面。中国古代的司法文明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和历史借鉴,对当代司法文明建设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都具有弥足珍贵的史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