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宗族网络与农业创业——基于东部地区397个县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时代背景下,基层政府开始探索数字治理。通过整理东部地区397个县域2019—2020年的农业创业数据、县域统计年鉴数据和家谱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等实证分析了数字治理对农业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治理显著促进了县域农业创业活动的产生,但是该作用仅在数字治理水平超过一定门槛值后有效。调节效应分析发现,宗族网络在数字治理促进农业创业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但是该调节作用主要对传统种植类农业创业有效,且在宗族网络紧密时作用强度更大。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治理降低了企业创业门槛,使得更多创业者创办小微企业,进而提高了农业创业水平。据此,政府应加大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应用,并且关注传统宗族网络在其中的作用,进而更好实现数字技术对农村基层治理的赋能,提高农业创业活力。

宋元时期婺源严田李氏的社交网络

据族谱记载,宋元时期婺源严田李氏登进士者共37人,其中多集中于南宋,故研究宋元时期婺源严田李氏的社交网络在这一时期的徽州进士家族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宋元时期婺源严田李氏族人的社交多受彼时政治形势等因素影响。严田李氏族人重视以醒心亭、灵岩洞等当地特色的人文、自然景观为载体与时贤交游,以谋求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宋元时期严田李氏以商起家,以士闻名,另有族人兼事农、道,且无论从事何种职业,族人都重视与当时领域内的翘楚结交。该族还重视与里人的竞合关系,积极同周边有影响力的大族缔结婚姻关系以拉抬自身声望。

明清新安江流域地域社会网络与聚落景观的建构——以姜氏孝子大民公派为中心的考察

新安江位处安徽南部、浙江西部的山区地带,流域内的河谷作为天然的孔道,成为沟通皖浙以及江南等地区的重要通道,历来是人口流动、定居的频发区域。宋元以来,姜氏孝子大民公派在此区域内迁徙、分居,其聚居点跨皖浙两省三县,各支族协力撰修族谱,强化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组织,建立起超越行政区划和山川阻隔的宗族社会网络。这一社会关系网络对姜氏孝子大民公派聚居地的地理环境和公共空间产生了重要影响,由其营造的“八景”景观展示了和谐安详的人地关系和社会氛围。正是明清时期新安江流域民众的这种聚族行为及相关活动,既成为宗族社会结构形成的重要因素,也引得人口和聚落、人群与自然的关系发生改变,从而形塑了新安江流域独具特色的地域社会和聚落景观。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湘南宗族型传统村落共享空间特征研究

文章研究涉及的湘南宗族型传统村落地处湖南省南部,是以血缘关系和族谱为纽带,拥有完整的宗法礼制和生产关系的传统村落。选取湘南地区3个典型的宗族型传统村落为研究样本,将共享空间分为物质载体、社会交往、精神寄托、文化延续4种类型;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法,基于村落、村民、游客3个维度构建空间网络模型,解读空间—行为之间的关系,分析村落共享空间特征,探讨宗族文化对村庄有形实体空间的影响,以期为宗族型村落建设中的空间优化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家庭创业资本能促进农村女性创业吗?——宗族网络和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作用

农村女性创业因其性别身份和特殊创业处境,是创业研究领域的重要现象。相较于其他群体,农村女性的创业行动受到更多家庭因素的影响,但对家庭创业资本与农村女性创业之间的关联,目前还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通过“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家庭创业资本对于农村女性群体创业进入的影响,验证了农村女性创业行为的社会地位提升效果。研究发现,农村女性的家庭创业资本对其创业进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农村非创业女性相比,农村女性创业能够提升其社会地位;宗族网络强度和普惠金融水平分别负向和正向调节家庭创业资本对于农村女性创业的影响。研究结论从家庭视角进一步完善了农村女性创业相关研究,从实践方面为优化农村女性创业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宗族网络、行政干预与村民安全感——基于全国27省份212个村庄的证据

提升村民安全感是实现基层善治、推动乡村振兴的核心目标之一。作为维系传统社会的重要组织力量,宗族因妨害民主自治、威胁村民安全而被诟病。但村庄社会的分散性与自发性使得行政规治面临着高昂的治理成本,故利用非正式组织自我执行机制并发挥其治理潜能,有助于重构乡村秩序。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了宗族网络和行政干预对村民安全感的影响。结果显示,宗族网络力量过大或过于集中降低了村民安全感。进一步证据表明,行政干预虽然能够抑制宗族俘获村庄治权,但其依然不利于村民安全感的提升。当行政干预与宗族网络同时存在时,村民安全感得到了有效提升。这表明,宗族网络与行政干预均为“双刃剑”,只有保证二者的协同才能助力基层治理有效。对于远离行政中心、地处山区的村庄,宗族网络是维持社会秩序、保障村庄安全的重要组织力量。本文旨在说明,发挥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寻求两种力量的均衡与协调,是提升村民安全感的重要策略。

宗族网络、社会责任履行与农民创业企业竞争力

宗族网络是决定农民创业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基于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宗族网络对农民创业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并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对两者关系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宗族网络的天然信任基础,能有效缓解农民创业企业资源获取能力较弱的劣势,促进农民创业企业竞争力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在宗族网络与企业竞争力之间具有传导作用,具体表现为缓解利益相关者压力,助力企业取得竞争优势。基于此,为促进农民创业企业可持续发展,应加大宗族网络关注力度,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引导,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水平。

宗族网络、村干部经商经历与农地经营权流转

本文综合讨论了村干部和宗族组织对农地经营权流转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且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理论分析假设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农地产权配置和流转交易市场现实约束条件下,村干部和宗族组织作为村庄权威,均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以经商能人为代表的村干部对农户家庭农地有偿流转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宗族组织为维持组织网络结构稳定,对农地无偿流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有偿流转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村干部和宗族组织显著抑制了农地撂荒现象的发生。本文的发现对理解村干部和宗族组织在农地流转市场化进程中的行为特点具有一定的意义。

宗族制度、关系网络与经济发展——潮汕地区经济落后的文化原因研究

与用要素、制度解释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古典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不同,在潮汕地区特殊的宗族制度历史传统中发掘潮汕人特有的文化信念和内化规范:宗族观念导致了个人交往层面的特殊"关系网络",造成"分割"的社会结构,增加了市场经济制度实施的交易成本,导致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入的困难,使这一具有商业传统的地区陷入小商小贩"过密化"的陷阱,这是人文地理条件优越的潮汕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一旦离开潮汕地区,潮汕人的商业精神和宗族伦理观念就变成他们的优势,这是潮汕地区之外潮汕商业精英辈出的原因。

宗族网络对城中村拆迁安置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基于T市城中村改造项目

旨在探究宗族网络对城中村村民拆迁安置的影响,考察宗族网络在城中村拆迁安置中的作用机理。以T市城中村改造项目为例,对1251名城中村村民开展问卷调查,构建两种回归模型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宗族网络对村民安置质量存在显著的正面影响,其原因是拥有宗族网络的村民更容易通过族人村干部表达拆迁安置诉求。

宗族极化指标测量下的宗族势力对贫困的影响——基于5省50村的调查研究

宗族对我国农村有着重要影响。对我国五省贫困县的调查数据分析后发现,宗族组织的传统扶贫救济功能已经很微弱,其无形中束缚村民市场活跃力的负面影响正在增强,这无疑不利于贫困地区的减贫。因此在今后扶贫工作中应注重改变贫困地区传统因素的束缚,因势利导消除其不利影响。

流动视域下当代家族的民间实态和发展走向

家族经过时代的洗礼,已发生了结构性和功能性的变迁,尤其是家族主体——现代农民赋予的"制度创新",使家族的内涵和外壳均已发生了形变。家族被复制到城市,血缘网络已经改造成一个吸纳了姻缘(亲缘)、友缘、业缘等大的集合体,但先赋性传统的血缘关系仍然是流动网络的基础和模本。家族成员不再囿于伦理因素和长辈权威,将新的智力、能力、财务等因素融入家族中,其行为的意义图式、文化安排、文化秩序不再以传统的方式进行排列,他们按照能力原则、利益原则等进行新的组合,宗亲间伦理性的约束力量正在不断消减。他们的能动性和创新行为赋予了家族网络以新的内涵,体现了当代家族走势的现代性向度。

嵌入宗族社会网的自然村小型公共品治理——桂东南B乡K村互助基金的个案研究

自然村小型公共品由村民自主治理可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自主治理的关键在于能否有效协调个体与集体行动,能否实现个体和集体利益的兼容。处于制度变迁中的宗族社会网在自主治理中仍发挥独特的作用,把村庄公共品嵌入宗族社会网可能是解决自然村公共品治理问题的一个好办法。

基于n-宗派的C2组织协作性量化分析

C2组织的协作性是目前信息化战争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C2组织的指挥控制关系网络模型进行"n-宗派"分析,可以有效地揭示组织的子结构特征以及定量地研究组织的协作性。分析了指挥控制关系网络模型n-宗派中"n"的现实意义,设计了"宗派协作指数"和"组织协作指数"的计算方法和公式。结合示例,以2-宗派为例说明了C2组织协作性量化分析的步骤和过程。研究表明,基于n-宗派的C2组织协作性量化分析具有可操作性和现实意义。

基于因果图的分布式诊断模型研究及应用

为了降低系统多故障诊断的计算复杂性,研究了一种基于因果图的分布式诊断模型.首先用因果网络图建立集中式模型,然后通过有向树分解技术把集中式模型转化为分布式模型,并离线计算集群表,得到局部诊断解后再采用诊断融合算法实现全局诊断.对电源系统的应用结果表明,分布式模型简化了集中式模型的计算复杂性,提高了效率,并且通过计算后的集群表及融合算法可以实现耦合故障的诊断.此种方法适用于卫星这类复杂系统的故障诊断.

分中有合: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家族——基于赣中南农村的调查

中国的分家制度蕴涵了"合"的机制,即"分中有合"。分裂的小家庭合并之后的形式在传统时代表现为实体形态的宗族;在当代农村则表现为实践形态的家庭网络,本文称之为"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家族"。我们可以从家庭的文化礼仪活动、家庭经济活动和家庭建设活动这三大家庭实践活动中清楚地看到这一家庭网络的内涵和外延。传统社会的宗族是血缘偏重的父系家族,而当代农村的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家族则扩展为血缘、姻缘并重的泛化家族,姻亲在家庭网络中地位的急剧上升与分家习俗的变化有一定的关联。不过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家族所涵括的父系血亲范围则急剧缩小,一般是从该家庭沿父系的血缘关系向外推三代,即近亲-本家的概念。

论流动视阈下的农村家族网络——以南京“蔬菜村”为个案

通过对农村流动人口在南京"蔬菜村"生活与经营状况的描述和分析,揭示出家族网络在社会流动下的组织、结构和功能的变迁;认为家族作为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在演进中可以实现现代化的转身。

多点接入集群防火墙系统及协作数据检查算法

分析评价了现有的防火墙模型的缺陷和网络高速发展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防火墙模型,并给出了其功能模块的划分及工作算法,解决了多个安全域的多接入点网络的安全规则的实施问题,指出了此种方案性价比高、易于实现、系统强健、安全性和可管理性强的优点。

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宗族网络与农民主观福利

文章利用2011年和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系统考察了农村宗族网络对农民主观福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宗族网络有助于改善农村居民精神健康与身体健康维度的主观福利,在运用多种策略克服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所得的结果依然稳健。(2)宗族网络发挥的主观福利改善效应将随村庄宗族结构差异的扩大而减小。对于宗族结构单一稳定的村庄,宗族异质性的增加将导致农村居民整体福利水平下降。(3)宗族网络促进农村居民主观福利的原因主要来自"代际团结"和"族内团结"两个层面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上的风险化解作用,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强连带"关系比普通社会网络更具凝聚力,并且在情感上的联系更加紧密。文章从宗族网络的角度为近年来大规模村庄撤并与搬迁可能带来的农民福利损失提供了经验证据,并为优化城乡发展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富人治村能实现“先富带动后富”吗?——基于四川省867个村庄的实证分析

立足富人治村模式对农民的增收带动效应,构建村庄建设与发展中介作用下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影响其效果的理论框架,基于四川省867个村庄村干部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富人治村具有显著的收入带动效应,实现“先富带动后富”主要通过推进村庄产业发展和促进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两种途径;宗族网络不会影响富人治村收入带动效应,基层民主制度对富人治村收入带动效应具有抑制作用。因此,建议优化村干部选拔机制,打造“双强双带”型村干部队伍;完善村庄治理机制,加强对基层选举和权力运作的监管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