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家谱文化价值重构与释放--以舟山家谱为例

家谱作为我国宗族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既是宗族血缘繁衍、人物事迹及族群迁移的综合记录,也是传承宗族集体记忆的有效工具,对加强宗族集体认同、传承中华优秀道德文化、提供学术研究史料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代家谱文化建构仍面临家谱文献收集零散、读者阅读门槛偏高、缺乏价值认同共识的挑战。基于此,该文以舟山家谱作为典型案例,提出编印家谱联合目录、成立浙东(舟山)家谱文化研究中心、创办家谱文化研究期刊、注重数字化资源建设等当代家谱文化价值重构与释放路径,旨在挖掘家谱文化价值,策动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

论中央苏区司法权力体系的构建

中央苏区建立在落后的乡村地区,乡村社会原有的权力体系及其运行法则严重制约着革命政权的运行。司法权作为政权的重要构成部分,担负着维护新社会秩序,保障根据地人民民主权利的时代使命。为确保司法权的实现,中央苏区政权力图冲破乡村社会宗族组织把持的基层政权,尝试构建中央苏区司法权力体系及其运行规则。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央苏区的司法制度并不稳定,存在反复修改和不断废止的现象。但无论如何,中央苏区司法权力体系建设对于今天的法制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镜鉴。

关于中国宗法制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宗法制度及其文化形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针对近年来史学界提出的种种不同意见 ,进一步论述了中国宗法制度的起源、本质、表现形态和发展阶段 ;并对所谓宗法为周公创立 ,周代以前、以后不存在宗法 ,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存在的标志 ,《礼记》的大小宗理论就是周代的宗法等不符合史实的观点 ,以及当前宗法的改造和村治等问题 。

清代地方乡村治理的传统特征

乡村社会是清代国家的基础。封建国家两个最主要的追求:赋税和安宁,都落实在乡村。清代乡村的治理主要依靠这样几种权力和权威:以保甲制为载体的官权、基于血缘关系的族权、以对乡村知识的垄断而形成的绅权和源于皇权的封建教化权。在上述诸权的合治下,民生低下,民权被严重压抑以至于基本不存在。这一切构成了清代乡村治理的传统特征。

清代徽州族长的权力简论

族长是清代徽州宗族内部的最高领导者,对宗族内外事务拥有较大的控制权。这些权力主要包括宗族祭祀权、族内事务主持监督权、族内纠纷调处裁判权、对宗族经济生活的控制权、对族人的处罚惩治权、宗族对外交涉权等。由于族长拥权较重,徽州宗族在族内制度设计时对族长制订了一些防范、惩罚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遏制宗族自治中的不利因素,使徽州宗族社会秩序沿着相对较为健康有序的轨道惯性推进。

族权对移民聚落的结构性塑造——以静升村为例

位于山西省灵石县的静升镇在2003年10月建设部及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镇(村)中名列榜首,而静升村不仅是该镇的政府所在地,还是黄土高原上典型的杂姓移民聚落。本文从社会学角度出发,通过两个历史阶段的对比,剖析了聚落住宅和各类公共建筑的结构性变化,并就族权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论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及对策——重庆市C县G镇宗族势力实地调研分析

经过实地调研及访谈宗族势力比较突出的重庆市C县G镇的部分镇、村干部及村民 ,发现宗族势力已经成为影响制约村民自治进程的一大消极因素。宗族势力对村委选举的影响和对村务的干预现象 ,既有基于维护家族私益的内部根源 ,又有基于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控制力弱化的外部根源。要限制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负面影响 ,就要推进城镇化进程 ,逐步削弱宗族观念 ;实行村务公开 ,防止宗族操控村务 ;转变乡镇政府职能 ,保障村民民主权利 ;发展农村社会中介组织 。

中国农村家族势力复兴的原因探析

家族势力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重视和妥善解决的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将历史文化和现实状况结合起来 ,从社会互助的需求、农村基层体制的缺陷、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滑坡、聚族而居和宗族观念的根深蒂固五个方面深刻地剖析了家族势力复兴的原因 。

村民自治与乡村社会的基层权力结构——以湖北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为例

当前农村村民自治中，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基本上还是以乡镇政府为主的国家主导型结构，但民间社会权力正在复兴，反映在村干部选举层面和村政管理中的表现有：一是聚居村落中家族宗族的影响和民间精英的影响与日俱增；二是乡村政治中意识形态化的倾向越来越弱。

族权影响下的宗祠建设——以静升村为例

静升镇在2003年10月建设部及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镇(村)中名列榜首,该文论及的静升村便是该镇的政府所在地。传统社会中宗祠对村落结构的影响举足轻重,族权的兴衰更决定了宗祠的命运。该文以静升村各宗祠的发展与演化为线索,探讨了族权在宗祠建设中的重要意义。

匈奴姻亲氏族与其职掌

姻亲氏族与孪鞮氏构成匈奴社会结构的主干,其中孪鞮氏处于绝对的核心地位,姻亲氏族则是其从属。但自公元前60年1屠耆堂为单于后,姻亲氏族在匈奴社会中地位和职掌开始发生重要的变化。此前单于姻亲氏族常留庭辅助单于,处理刑狱事务,但此后姻亲氏族开始掌握匈奴的军权,并驻守地方、直接统领其部众,捍卫单于庭。姻亲氏族职掌变化的原因,既以其与单于世代通婚的姻亲身份为基础,又有匈奴内部单于位继承矛盾和外部汉朝某些政策的推动。在匈奴社会结构中,姻亲氏族的存在与其职掌的变化,对于匈奴社会发展变化起到过重要的历史作用,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

主族控制下的族群杂居村落 权力的文化网络视角

本文借助"权力的文化网络"视角,深层再现云南省一个少数民族山区——蚌岚河槽(村庄)传统主族控制和毕摩操控的村落政治格局。作者认为,1949年以前槽区的社会政治局面是主族控制和毕摩操控,主族及其首领毕摩依靠乡村文化网络获得权威和认受性,他们在权力的文化网络中发挥着组织领导的作用,凭借对乡村文化网络(族群内部的宗族关系和宗教信仰以及族群关系等)的操控,主族及其首领毕摩有力地控制着乡村社会。

清代丽江木氏改土归流及行政管理变革

清初, 随着中央封建统治的进一步加强, 滇西北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丽江木氏已经走到了内不为土民所忍、外不为清政府所容的境地, 最终于清雍正元年 (1723 年) 以和平的方式被改土归流。改流后, 木氏苦心经营的统治秩序被内地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所取代,纳西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多元化社会趋势进一步加强。

凉山彝族的家支与德古的结构与功能

本文利用民族学者的凉山彝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从家支组织形态与功能、家支权力结构与德古、社会变迁中的家支与德古三个方面论述彝族家支(血亲社会组织)与德古(权力人物)的结构与功能。笔者认为凉山彝族家支与德古的传统性和现代性并非此消彼长的两个对立物,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多面的,传统性不仅具有顽固性,而且会吸收现代性的某些成分从而获得新的生命,家支与德古具有适应社会变迁的能力。传统与现代结合为一种协调的模式,构成了彝族在当代社会的特定民俗。这就是现在凉山彝族农村的地方政治。在当代社会,德古继续扮演什么角色要看他们接受新知识、新的价值观念以及理性权威程度而定。民众在家支上的同质性极高,所以他们不缺乏家支从属感与认同观念,缺乏的是对现代文化的了解,对现代社会的认知,对身处经济极不发达社会的处理方式。

当下宗族话语权的表达方式——关于荷叶镇建祠修谱的人类学考察

修复宗祠和重修族谱等活动,实质上是宗族话语权的表达方式,是宗族意识在较长时间失语后的一种诉求;以湖南荷叶村葛氏建宗祠和修族谱为个案,叙述了建祠修谱的过程,分析了宗族意识复兴的背景和动因;认为建宗祠和修族谱等活动表现为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恢复和再现,是地方民众政治和经济诉求的体现,是国家和民间权力相互调适的结果,是地方性知识和现代技术推动所至;宗族话语权的诉求是当下存在的现实问题,要引起足够重视,并加以正确引导。

改革年代侨乡社区的宗族组织与政治过程

改革年代的侨乡宗族组织得到了复兴和发展,但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框架中已经丧失了其社会控制的功能,相反,个人、家庭、家族、村级地方基层政权以及各类自愿性社团组织等对村落社会的结构和权利进行了分割和重组。一方面,国家逐渐淡化行政监督权力,通过多元化的形式实施对村落社会的影响和控制;另一方面,社区中的个人、家庭和自愿性社团积极介入村落社会的政治实践过程。家庭组织在结构和功能上的新变化已经开始影响村落社会政治权利的分配过程,它演变成为了村民主张个人权利和义务的策略单位。

路桥、水井与土地庙:一个苗寨的时间空间化与权力展演

运用"时间空间化"这一概念,通过对一个苗寨内物质性空间的分析,揭示出时间的不断叠加和累积对于不同房族的现世居民的隐性心理影响,从而间接影响村落内权力结构。从乡村空间内遗存的具有代表性的"物化历史"事物——路、桥、水井和土地庙等,展现苗寨内不同房族的人们如何看待这些历史遗存,并如何利用这些历史遗存展开微妙权力展演。

从宗族到家庭:土家族村落信仰空间与权力走向

民族地区是传统民间信仰文化的主要聚散地,随着时代及社会生境变迁,其信仰内涵、功能、仪式过程以及人群互动等都在发生显性或隐性变化。基于渝湘鄂界邻区域土家族村落民间信仰民俗现状梳理,发现其在内部物理空间和记忆空间博弈下显性强弱关系变化,以及外显表征为乡村关系网络重构和乡村权力结构调整,内涵逻辑实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中宗族权力的式微和家庭权力的增长下宗族时代向家庭时代更迭的社会现实。基于民族传统文化视野下的乡村社会权力结构演化探讨,有利于新时代背景下民族乡村振兴的路径探索及现实实践。

基于因果图的分布式诊断模型研究及应用

为了降低系统多故障诊断的计算复杂性,研究了一种基于因果图的分布式诊断模型.首先用因果网络图建立集中式模型,然后通过有向树分解技术把集中式模型转化为分布式模型,并离线计算集群表,得到局部诊断解后再采用诊断融合算法实现全局诊断.对电源系统的应用结果表明,分布式模型简化了集中式模型的计算复杂性,提高了效率,并且通过计算后的集群表及融合算法可以实现耦合故障的诊断.此种方法适用于卫星这类复杂系统的故障诊断.

近二十年中国农村权力结构及多元治理格局研究

自1949年以来,经历过数次改革和调整,中国农村权力结构逐步演变,形成了一种多元化治理秩序,其参与主体如基层政府、村民自治组织以及宗族等在地方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也趋于多样化、复杂化,农民的权力观念和社会适应能力随之发生变化。本文从农村权力结构演变、宗族活动对乡村治理活动影响、农民社会心理和社会适应、农村多元治理格局形成4个方面对近20年中国农村权力结构及多元治理格局研究进行梳理,提倡一种以宏观逻辑与微观观察相结合的解释框架。这需要把握诸如城镇化、治理现代化等“宏观逻辑”的解释力,也需要具体分析行动者的策略和治理逻辑的观察力。